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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岩 ：戴笠遗言举荐的北大才子 》 分类： 1910年代至1970年代, 北京, 国民党, 台湾 戴笠遗言举荐的北大才子 －－作者：孙岩 1946年3月17日，戴笠乘专机由青岛飞往南京，在南京西郊的岱山失事身亡。 毛人凤接掌军统局，清点戴笠遗物，发现戴笠在日记中写有一句话：“郭同震读书甚多，才堪大用。” 毛人凤从此对郭同震青眼相看，予以重用。 郭同震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毛人凤之后国民党保密局的特务头子谷正文。 一、北大才子和张瑞芳合演《放下你的鞭子》 谷正文本名郭同震，1910年生于山西汾阳，1931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 谷正文自幼酷爱读书，且兴趣庞杂，涉猎范围极广，天文、地理、文学、艺术……无所不包。故此被戴笠赏识，谷正文于此也极为自傲，甚至讥评蒋介石“最大的问题是不读书，不知中国历史兴替和转折的道理，他完全不明白中国各朝各代兴亡的原因，所以掌握不到大势。” 谷正文对蒋经国更是不屑，评论说：“蒋经国对中国历史，对中国的事物，所知更是极为有限。我跟他谈到中国历史的时候，发现他竟然唐朝、宋朝哪个朝代在前边都分不清楚。他也是一个不读书的人，既没有能力，也没有见解，欠缺他父亲的识见和视野，器识不够！” 谷正文考入北大，本立志治学。 但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华北濒危，他转而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成为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1932年成为中共秘密党员，还曾担任中共北平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 七七事变后，在中共北方局领导下，北平几所大学的学生荣高棠、陈荒煤、郭同震（谷正文）、杨易辰、张瑞芳等二十多人组成“移动剧团”，历经北京、天津、山东、江苏等地，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日街头剧，演讲座谈、慰问抗战将士，宣传抗日。郭同震和张瑞芳是主要演员，张瑞芳的妹妹张昕也是移动剧团的演员。 1938年末，郭同震突然从剧团失踪了。多年以后，2000年，张昕偶然听说大名鼎鼎的国民党特务头子谷正文，就是当年一起演戏的郭同震，十分惊讶，电话从大陆打到了台湾（张瑞芳和张昕的父亲北伐时任第一集团军炮兵司令，集团军司令是蒋介石）：“我们大家当年关系那么好，工作干得也都出色，你怎么不辞而别，离开我们了呢？”那头的谷正文呵呵一笑，答道：“那是我发现你们中一些人不可爱了。” 15.jpg 图、1949年张昕、张瑞芳、张楠姐妹（从左至右）

白崭：国民党二代的苏联岁月 》 分类： 1920年代至1980年代, 国民党, 留苏 国民党二代的苏联岁月 －－作者：白崭 1925年10月，上海江湾港口，悠长的汽笛声中，一艘苏联货轮缓缓驶出。一群十几岁的年轻人，站在甲板上，望着逐渐远去的港口，唱起了《国民革命歌》和《国际歌》。 这群年轻人，与其后数批国共两党选派学生一起，将要经海参崴乘火车前往莫斯科，赴苏联学习革命。除超两百名国民政府考派留学生外，出于巩固国民党上层人士关系的考虑，这些人里还包含20位由苏联顾问鲍罗廷特别推荐的国民党要员子弟，有李宗仁的弟弟李宗义，也有于右任女儿于芝秀、女婿屈武，以及邵力子之子邵志刚、廖仲恺之子廖承志、邓演达之弟邓明达、张发奎之弟张发明。 当然，要员子弟名单里，还有无法被忽视的蒋经国，日后在中国近现代史留下深深足迹的他，当时只有15岁，也只有一个身份－－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大公子。 共青团员蒋经国 蒋经国留学苏联，其实一开始蒋介石是拒绝的。 年轻的蒋经国比父亲更“革命”，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在上海浦东中学就读的蒋经国积极参加示威游行，结果被学校以“思想危险、行为越轨”为由开除。 但当他向父亲提出去苏联留学的要求时，刚刚从苏联考察归来的蒋介石并没有同意－－他对苏联的印象并不好。 不过，蒋经国去苏联的意愿十分强烈，苏共代表鲍罗廷也把他圈进了赴苏名单，再加上国民党元老吴稚晖、邵力子等人竭力劝说，“处于两可之间”的蒋介石最终还是首肯。 1925年11月，蒋经国与同学们抵达冰天雪地的莫斯科中央车站，随后全员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校方给每一个中国留学生都取了个俄文名字－－蒋经国从此在苏联被称作“尼古拉·维拉迪米洛维奇-伊利扎洛夫”。 尽管离开上海之前，蒋经国已经正式加入了国民党，但时处国共合作，同学们虽由两党分派，彼此相处倒也融洽。而蒋经国对共产党员的印象也比对国民党员好得多，他曾回忆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有部分国民党党员学生，因为行为不端，颇惹人反感。一般人有时觉得共产党员行为比较检点，作为也较有出息。” 这其中也不乏好友邵志刚对蒋经国的影响。由于父辈的关系，加上在上海时都参加过“五卅运动”，赴苏之前经瞿秋白推荐介绍加入中共的邵志刚，与蒋经国的关系特别亲密，常常辅导小三岁的蒋经国学习俄语，而蒋经国也喜

白崭：留学，到苏联去 》 分类： 1920年代至1960年代, 留苏 留学，到苏联去 －－作者：白崭 “除了枪炮支援之外，更亟待创办一所学校，以孙中山的旗帜，招徕大批中国先进青年到该校学习。”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不幸逝世后，苏共领导集团很快作出决策，对中国革命投入更大资本。 在世界历史的进程里，一国政权更迭往往意味着与别国关系的重新确立与发展。对20世纪上半叶的中苏两国来说，尤是如此。这也为此时期中俄一中苏教育交流兴起提供了必要的客观条件。 苏联是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俄为师”对尚未摸索出自己道路的中国来说，不只是一个口号。 而苏联也需要这样一个学生。 97.jpg 2004年8月17日，莫斯科中山大学旧址 跟红军战士一样待遇 中国近代史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留苏学子尤为重要。他们不仅是最早一批前往苏联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关键是其中大部分人归国后成为国共两党的中坚力量，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的未来。 在正式建党之前，中国共产党即已率先派遣留苏学生。1921年初春时节，由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选派的20多名留苏生从上海吴淞港登船启程，其中就包括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罗觉等人。鉴于当时国内情况，他们乔装成裁缝、理发匠等，经日本长崎过海参崴，之后走陆路，历经近半年方才抵达莫斯科。 1921年5月，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在苏成立。“这是一所政治性的大学。来学习的大部分是苏联远东各少数民族的骨干，也有一部分是远东各国来的学生，如中国、日本、朝鲜等国的。”肖劲光回忆。 首批留苏学生恰逢其会，于1921年8月1日登记注册，正式成为东方大学的学员，此后至1925年，幼年期的中国共产党共组织派遣百余名党员赴东方大学，其中既有赵世炎、王若飞、聂荣臻、蔡畅、李富春等日后中坚力量，也有陈延年和陈乔年这样的“红二代”。 考虑到中国革命与中国学生的实际情况，东方大学专门成立了中国班，主要学习政治理论和俄语，并聘请瞿秋白、李宗武任教学翻译。 当时苏联尚处于百废待兴的经济困难时期，各种物资都很匮乏，衣食等方面更是如此。中国班学生的饮食待遇与红军战士相同：每天分给四分之一磅的黑面包作为一天的主食，午餐时每人会分到一勺加有海草、土豆的汤，有时汤里还会有一点咸鱼。学生们经常不去吃这种午餐，因

半杯馊茶: “饶（漱石）潘（汉年）扬（帆）”旧事碎片 》 分类： 1920年代至1980年代, 地下党, 民国 “饶（漱石）潘（汉年）扬（帆）”旧事碎片 作者：半杯馊茶 001.jpg 上海解放后潘汉年与部分中共上海地下斗争党组织领导成员合影。前排左起：王尧山、沙文汉、刘长胜、刘晓、潘汉年、刘少文、吴克坚。后排左起：赵先、张毅、刘人寿、张承宗、王清、黄景荷 1963 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 刑事审判庭对潘汉年所作的判决书中，除了叛徒和汉奸罪名之外，还有一条重要的罪状指证潘汉年在上海解放之后，掩护以胡均鹤为首的大批“中统”潜伏特务和反革命分子，并向台湾提供情报…“被告人利用副市长职权，把胡均鹤安置在上海市公安局‘情报委员会’做主任，使胡等在上海市公安局内引进了职业特务、反革命分子达三千多人，其中特务机关组、站长以上的特务骨干分子就四百多人，这些反革命分子利用合法身份进行种种阴谋破坏活动”。此项罪名，何等惊人。事实如何呢？使用胡均鹤是运用“以特反特”的逆用敌特工作策略，其结果是加速了在沪国民党和汪伪历史特务的全盘覆灭。其中一部分有罪恶、有民愤的，早在潘汉年被捕四年以前的1951 年，结合镇反运动已悉数捕办，受到了应得的惩处。 002.jpg 最高人民法院撤销对潘汉年错误判决的刑事判决书，宣告潘汉年无罪 胡均鹤是什么人？ 甪直，一个大多数中国人都读不准确它的名字的小镇，坐落在江苏与上海之间。1907年夏天的一个早晨，一个世代务农的贫困家庭里，降生了一个男孩。他，便是胡均鹤。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是中国一个非常富庶的地方。胡均鹤是在苏州长大的，他从小便失去了父亲，靠母亲替大户人家当佣人挣钱糊口。他的叔叔出钱帮助他念完了小学。胡均鹤从14岁开始，就到上海的一家小酱油店里去当学徒，以后还曾到卖旧衣服的小店里当过店员。 上海，中国工人运动的中心，1919年6月，上海工人率先起来罢工，支持爱国学生运动。1923年，中国工人运动早期的领导人刘华在沪西办了所工友俱乐部，胡均鹤不甘寂寞，也时常到俱乐部里去活动，与刘华成了好朋友。 1925年，上海爆发了著名的“五卅”运动，在刘华的影响下，胡均鹤积极参加了“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运动。也就在这一年，他由瞿秋白的弟弟瞿景白和李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003.jpg

张家康：胡适与国民党的冲突 》 分类： 1920年代至1960年代, 民国, 知识分子 胡适与国民党的冲突 －－作者：张家康 101.jpg 胡适先生 抑孙袒陈 1922年5月7日，胡适等创办《努力周报》，这是他放言政治，纵论时事的园地。他的“好人政府”和“贤人政治”的主张，便是由《努力周报》传播出去的。五四运动时，直系军阀吴佩孚反对安福系，支持学生运动。直奉战争中，吴佩孚又把张作霖赶出关外，其虚假的政治作秀，很得知识分子的青睐，胡适更是尤为突出者，认为只要吴佩孚不放弃努力，就能实现南北统一，产生一个“好人政府”，那么，他所企盼和推行的渐进式的和平改革，便有了最可靠的保证。他和蔡元培甚至致电孙中山，劝其结束护法战争，以国民身份为国尽力。胡适确实太离谱，也难怪国民党人“气愤填胸”，张难先便致信胡适等兴师问罪： 窃谓公等此种主张是偏颇的，是狭隘的，是苟且的，是糊涂的，是违反真正民意的，是袒护有枪阶级的，是造成异日大战的，是污辱吾国最高学府的。吾气甚，闷甚，……二公执学界牛耳，出言不可不慎，主张不可不公。军阀专横，赖政治家以纠正之；政治家卑污，赖学者以纠正之。今学者又复如斯，则吾国之苦百姓再无宁日矣。 恰在此时，孙中山亲手培养的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兵变，炮轰总统府，欲置孙中山于死地。国民党内外，全国上下齐声声讨和唾骂陈炯明。可是，胡适却唱起反调，在《努力周报》上作起声援的文章： 本周最大的政治变化是广东的革命和浙江的独立。孙文与陈炯明的冲突是一种主张上的冲突。陈氏主张广东独立，造成一个模范的新广东；孙氏主张用广东作根据，做统一的中华民国。这两个主张都是可以成立的。但孙氏使他的主张，迷了他的眼光，不惜倒行逆施以求他的目的，……远处失了全国的人心，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孙氏还要依靠海军，用炮击广州城的话来威吓广州的人民，遂不能免这一次的失败。 这番议论自然引来一片呵斥之声，《民国日报》接连发表《不赞成努力周刊记者的谈话》、《荒谬绝伦的胡适》、《叛逆与革命》和《胡适的伦理》等文章，批评胡适抑孙袒陈的言论，指责陈炯明发动广州事变是“叛道”、“悖主”、“犯上”。胡适是满脑袋瓜的西方民主政治的理念，当然不能认同上述的观念，反而认为持有如此观念的人，“是旧道德的死尸的复活。”他坚持认为，陈炯明的行动“本是一种革命”，讨厌诸如“

童志强：李一氓与皖南事变 》 分类： 抗战 李一氓与皖南事变 －－作者：童志强 12.jpg 李一氓是中共党内富有传奇色彩的文人。 抗战爆发后，李一氓从延安奉派到由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组成的新四军，担任新四军秘书长兼军法处处长，掌管军部机要文电及保卫工作。皖南三年期间，他见证并参与了新四军军部所有重大活动的决策。 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他奇迹般地全身逃脱辗转至香港，并向延安连发7份电报，详细报告事变的全过程，以及他本人对造成皖南事变主客观原因等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和分析。正如他在1941年4月1日致中共中央电中所说：“除叶、项、袁、周外，我知道的经过比任何人为多。”他的报告为后人研究皖南事变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档案。 虎口脱险 1941年1月12日，是皖南事变发生的第7天，也是石井坑保卫战打得最激烈的一天。遭到国民党第三战区重兵围剿的皖南新四军伤亡惨重，东流山等制高点相继失守，皖南事变已接近尾声。 当天深夜，新四军军长叶挺下令分散突围。在电台向延安发出由叶挺署名的最后一份电报后，身为军部秘书长的李一氓命令电台台长将电台设备彻底砸毁，又目睹机要员销毁全部密码本。等他摸黑爬上山坡时，发觉已和军部其他人员失去联系，平日归他直接领导的机要人员也都跑散了。 为安全起见，在一个树林里的茅草丛下，他挖了一个坑，忍痛将一些极其珍贵的重要文档埋了进去，其中包括毛泽东1937年给他的亲笔指示信、1938年叶挺因与项英闹矛盾离开军部时写给他的长信，以及他本人的长征日记。 在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9000余人遭国民党军8万重兵围歼，除近千人分路突围外，其余大部分被俘和牺牲，几近全军覆没。到1月14日以后，包围圈内尚剩下为数不多的新四军残留人员。李一氓忍饥挨饿地在几个山沟里辗转隐蔽了好几天，有时也能遇到一些新四军流散人员，人数时多时少，但因彼此不熟，又要躲避国民党乡、保武装的搜捕，终未合群。后来遇到相熟的军部教导总队政治处主任余立金和战地文化服务处处长钱俊瑞，以及教导队的两个下级干部，于是这5个人便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小小的团队。 就这样，他们在泾县山区埋伏到1月下旬，与一户同情新四军的当地农民取得了联系，白天潜伏在树林里，晚上则悄悄地到该农户家里吃晚饭。此时已接近农历新年，参战的国民党军队都已奉命回撤原防。他们几人商

阿舒：那个率先报道“西安事变”的中国记者，他的尸骨去哪了？ 》 分类： 1930年代至1980年代, 反右, 记者, 抗战, 肃反, 文革 那个率先报道“西安事变”的中国记者，他的尸骨去哪了？ －－作者：阿舒 今日记者节。 作为一个读了七年新闻学的新闻专业毕业生，每到这个节日，我颇有些不好意思。因为记者这个词，对我来说，已经越来越久远了。福桃编辑部的小朋友们自称“公号狗”，承蒙公关客气唤声“媒体老师”，公号里熟悉的读者叫我“阿舒”，绝大多数的陌生人则喜欢把我们这一类叫做—— 小编。（摊手！） 所以，本小编连我院九十周年院庆都不好意思去，偷偷叫同门师姐给我留了罐“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可乐，而后便在朋友圈见证了同学们的刷屏：有白发苍苍的老师，有美貌和才华并存的师妹，在看到求学时仰慕的学长们迅速吹胀的照片之后，我有点悲欣交集。 到了今时今日，新闻记者的光辉时刻早已谢幕。很多人一说我们这个专业，开口便是“新闻无学”。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如我，面对这一类质疑，往往只能带着倔强而不失礼貌的微笑，内心是无言以对的。 43.jpg 因为确实也在心里犹豫过，彷徨过，迷茫过。 读新闻专业，会给你带来什么？ 年岁渐长，近年有一些新的想法。新闻专业带给我的，也许并不仅仅是具体如何采访、如何写作、如何拍视频，更多的是教给我们对于事件思考的角度： 面对突如其来的一面倒舆论，保持冷静 绝不相信单一信源 不盲从任何权威 …… 我的导师李良荣先生每周为我们请来社会、历史、经济等其他各系的老师上专题讲座，是他告诉我，要多看书，看杂书，才能学会用更宽阔的视野来看待问题。 我从毕业之后，不管从事什么工作，都坚持每天读一份解放前报纸，从《申报》《大公报》到各式小报，这是之前上黄旦老师课时留下的痕迹。 甚至，当我开始写公号，新闻系给我的写作训练依旧获益无穷。我时刻提醒自己的，是刘海贵老师讲过的一位新闻系教授的名言：“写文章，前面三句话抓不住人（读者）的话，后面的话都是废话。” 这句话，来自复旦新闻系教授、新闻采访与写作教研室主任赵敏恒。 44.jpg 赵敏恒 赵敏恒这个名字，在民国新闻史上是大名鼎鼎的。 有关他的传奇，我在读书的时候就听过不少： 他是第一个向全世界发布“西

韩素因：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 》 分类： 1910年代至2010年代, 科学家, 清华大学 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 －－作者：韩素因 “我们一家在西院11号整整住了八年。清华八年是我一生中最安定、最值得回忆的一段也是我一生的顶峰。” 说这句话的是清华大学教授杨武之－－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的父亲。 大部分人认识杨武之先生，可能是因为杨振宁的书。8岁跟随父母进清华西院11号的杨振宁回忆，在父亲一生中最风光的那八年，度过了他最美好的童年： “清华园的八年在我回忆中是非常美丽，非常幸福的。” 1929年秋，杨武之从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刚一年，他受聘为清华大学算学系教授，住进清华园西院19号。（1933年，西院向南扩建，新旧门牌号重新编号，西院19号称为11号，沿用至今。） 1929年，杨振宁入北平成志学校读小学。 88.jpg 杨振宁与父母 晚年的杨振宁对清华园西院的童年生活记忆犹新： “我跟我的小学同学们在园里到处游玩，几乎每一棵树我们都曾经爬过，每一棵草我们都曾经研究过。父亲常常和我自家门口东行，沿着小路去古月堂或科学馆。那条小路特别幽静穿过树丛以后，有一大段路，左边是农田与荷塘，右边是小土山，路上很少有行人。” 只是杨振宁万万没有想到，当年在小路上与父亲一起走路的时刻，竟成为他们爷俩一生单独相处最亲近的时刻。 中国首位数学博士： 杨武之，这个名字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清华园、西南联大，如雷贯耳。 89.jpg 1936－1937年清华大学数学系合影。前排左起：曾远荣、熊庆来、郑之蕃、赵访熊、杨武之。 杨武之有比杨振宁父亲更显赫的身份，他是中国现代数学先驱，是中国第一位留美的数学博士，是一位优秀的数学教育家，华罗庚、陈省身等大数学家全部是他的学生。华罗庚曾讲：“引我走上数论道路的是杨武之教授。” 90.jpg 华罗庚和他的恩师杨武之先生 杨武之祖上曾是官宦世家的大家族，从他父亲这代开始家道中落，父亲杨邦盛是清末的秀才，早年在私塾教书，后来曾在天津段芝贵的幕府做“笔札”，段芝贵失势后，赋闲在家了好长一段时间。再后来死于去沈阳谋职的旅馆中。 那年杨武之12岁，早在他9岁的时候母亲已经早去世了3年，他成了孤儿。 在杨武之六七岁的时候，家中最小的弟弟病

苏区筹款 －－作者：洪荣昌 作者简介： 洪荣昌，笔名：红歌，中国收藏家协会红色收藏委员会副主任、秘书长，《中国红色收藏》杂志主编，《中国钱币》杂志特聘审稿专家，龙岩学院中央苏区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中国红色收藏鉴定师，评估师。 从事收藏几十年，涉及邮票、钱币、苏区文物、毛泽东像章等。出版过《红色票证》《红色货币》《红色收藏》《红色粮票》等专著。曾在北京、福州、遵义、厦门等地举办苏区红色文物展览。其个人事迹在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网、人民网、中红网等多家新闻媒体介绍过，享誉全国。已出版的著作被中国国家图书馆、全国各大图书馆以及美国哈佛大学等海外知名图书馆收藏。几十篇学术论文被英国剑桥大学等国内外著名杂志、网站刊登转载。 008.jpg 图1 我曾经在一个收藏家处一次性购买了三张苏区建立初期关于打土豪的信件。看看图1，这是一封派款公函，兴国县第四区第二乡根据群众举报，该乡的潘亮恒户很富有，家中存有几百块大洋，经区苏维埃政府讨论决定，向潘亮恒借大洋150元，以助区政府公用。落款是兴国县第四区苏维埃政府，代委员长李家铎，11月29日，加盖“兴国县第四区苏维埃政府”条形印章。 009.jpg 图2 12月3日上午，因不见潘亮恒前来交款，兴国县第四区苏维埃政府又给“亮恒”户发出公函（图2），指出：前一次已经给你说了，借大洋100元（其实，前面说的是150元，可能是条子发出去之后，没有留底，具体数量给忘了），至今天还没有交来，如果还不交来，定要采取革命手段。从文字口气和100块大洋数量看，这个“亮恒”肯定是一个土豪或者地主。字面说是借，那是客套话，其实就是“打土豪”。 接到区苏维埃政府派款公函后，潘亮恒觉得很冤枉，于是找到乡里比较了解情况的几个人作证明，给区政府写了一封哀求信（图3）。要求苏维埃政府调查弄清家庭经济情况，并且，还请潘亮遗等4个人证明。 10.jpg 图3 此公函没有落款年份，从3份文物看，虽然盖有一个“兴国县第四区苏维埃政府”条形公章，但其负责人又称之为“代委员长”，说明发出此公函的时间应该是1930年底。因为赣南闽西苏区早期建立的红色政权称之为“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称之为“委员长”。建立苏维埃政府初期，其负责人本来应该称之为主席，可李家铎是代理人，故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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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民国：宋子文日记揭秘西安事变 此博文包含图片 (2011-02-10 11:25:06)转载▼ 标签： 宋子文 宋美龄 西安事变 张学良 杨虎城 蒋介石 周恩来 文化 分类： 无法遮蔽的历史 宋子文保存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的1万多件资料，是宋家最后的秘密。宋美龄去世之后，胡佛研究所终于在近日公布了这批档案材料。这批材料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宋子文亲历西安事变时记下的日记。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富戏剧性也是最神秘的一个重大事件。其主要参与者为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蒋介石、宋子文和宋美龄。其中，宋子文一方面说服蒋介石妥协，一方面稳住南京政府不要轰炸西安，一方面代表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谈判。尽管有关西安事变内幕的许多说法或当事人回忆已陆续见诸报刊和书籍。但宋子文的亲笔日记，因其不是为发表而写，反而是最有可能真实记述历史事实的。 张学良和杨虎城1936年12月12日发动兵变扣押蒋介石后，宋子文日记记述的时间从２０日抵达西安当天“探路”开始，到２５日蒋介石获释离开西安为止。日记用英文写成，为打字稿，但其中要点和人名均为中文亲笔手写，共１５页。 百年民国：宋子文日记揭秘西安事变 1936年西安事变前几天，蒋介石与张学良(左)、杨虎城(中)合影 　　蒋介石痛哭绝食 　　宋子文２０日上午１０时乘飞机抵达西安，“我单独拜见委员长。他甚为感动，失声大泣。我对其安慰，告诉他，彼并未蒙羞，相反，整个世界均在关心他，同情他。” 　　蒋介石刚被捉之时，态度羞愤绝望，不吃不喝，与张学良连话都不讲，更别说谈判了。张学良告诉宋子文，蒋曾于１７日接受他所提出的四项条件，即：１、改组国府、采纳抗日分子；2、废除《塘沽》《何梅》《察北》协定；3、发动抗日运动；4、释放被捕七人。但蒋当天早晨又改变了主意。 　　蒋在见面时果真告诉宋，他不会在胁迫下接受任何条件，军事解决为唯一之途。宋向蒋指出—— “军事上之成功并不能确保其性命之保全，即便西安被占，他们尚可退至接壤共区，惟国家将陷于分裂，内战四起……” 当天下午，蒋介石“渐次通情达理”。他再次见张学良，事后告宋，他已同意张学良将其军队开往绥远；召开大会讨论四项条件；改组陕西省政府，由杨虎城提名人选。 　　蒋介石性命堪忧 　　宋子文在西安之所以敢对蒋介石直言，晓以利害，其主要原

陈炯明与孙中山的恩怨恩怨(图) 陈炯明(1878年-1933年)，字竞存，广东海丰人。中华民国时期广东军政领袖，毕生坚持联省自治的政治主张，致力于以和平协商的方式统一中国，与孙中山奉行的中央集权、不惜以武力征战谋求统一中国的政治纲领不合，最终分道扬镳、反目成仇，为国共两党均不受欢迎的争议人物。下野后退居香港，协助海外最大的华侨社团组织‘洪门’转型为中国致公党，并首任该党总理。后病卒于香港，翌年迁葬广东惠州西湖畔的紫薇山。陈炯明主政广东期间颇有建树。主张“联省自治”和平统一中国。 惟英雄能治人杀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 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仇私谊，全凭一寸赤心知！ （陈炯明挽孙联　1925） 六一六事件发生后，孙中山在上海发表了‘致党员书’（报告陈炯明叛变），论及陈炯明时说： 以陈炯明与文之关系而论，相从革命以来，十有余年。。。及六年乱作，陈炯明来沪相见，自陈悃□，再效驰驱，文遂尽忘前嫌，复与共事。。。此役则敌人以为我屈，所代敌人而兴者，乃为十余年卵翼之陈炯明，具其阴毒凶狠，凡敌人不忍为者，皆为之无恤，此不但国之不幸，抑亦人心世道之忧也！〔中山丛书1928，5：39－48〕 这里孙中山说他与陈炯明的关系，在民国六年（1917年）南下护法之前，实有“前嫌”，但是他又接着说陈炯明受他“卵翼”十余年。究竟陈炯明是多年受孙中山“卵翼”，或是后者受前者多年“卵翼”呢？孙陈间又有什么“前嫌”呢？ 从陈炯明的观点，他和孙中山的关系经过四个阶段：（一）从辛亥革命到1917年7月南下护法是‘革命同志’的阶段；（二）从1917年7月到1921年5月孙中山就任广州非常大总统时是‘精诚合作’的阶段；（三）从1921年5月到1922年6月决裂前夕是‘分道扬镳’的阶段；（四）六一六事件发生，救孙一命，日后反被诬指为蓄意谋害。 革命同志 这阶段包括辛亥革命与二次革命（即两次讨袁）时期，孙陈间可以说是普通革命同志的关系。譬如，以黄兴来说，他是炯明在广州黄花岗起义里一同冒险犯难的革命伙伴。但是孙中山，对炯明来说，不过是身居海外，一个松散革命同盟（同盟会）里的“名誉”会长。第一次讨袁失败后，孙中山在日本（1913年9月）脱离国民党，另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