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露（1907年7月14日－1982年12月5日），原名胡壽楣[1]，又名胡楣[1]、胡壽華（見常任俠《冰廬瑣憶》），筆名關露、芳君、夢茵等等，原籍直隸省延慶府宣化縣，生於山西省右玉縣。中國作家、間諜。[2][1][3]
生平[編輯]
早年生涯[編輯]
1907年7月25日，關露出生在山西省右玉縣的一個官僚家庭，父親是清朝舉人，做過當地的知縣。母親是父親用賭博贏得的四千兩銀子娶的繼室。關露9歲時，父親去世。16歲時，母親病逝。關露和妹妹、祖母乃遷居南京，來到寡居的關露的二姨媽身邊共同生活。[1]
此後，關露離開家庭來到上海，並在上海結識了劉道衡（原為中國同盟會會員，後加入中國共產黨）。劉道衡收留了關露，並為其提供學費，送關露到上海法科大學法律系學習。1928年，關露入國立中央大學學習，先入哲學系，後轉入中文系。在此期間，她開始迷戀新詩，並嘗試寫作。她第一篇發表在報刊的文字是小說《余君》，發表在張天翼、歐陽山、韓起等人創辦的《幼稚》周刊上。1931年夏，關露因中學畢業文憑問題而被迫離開中大，赴上海。不久，鍾潛九（中國共產黨黨員）、張天翼、歐陽山等也相繼來到上海。[1][2]
不久，九一八事變爆發。此時，關露的妹妹胡繡楓和妹夫李劍華雖然未加入中國共產黨，但這個家實際已成為上海的中共地下黨的據點之一。在鍾潛九的鼓勵及指導下，關露還接觸工廠女工，教她們讀書識字、編板報，主動承擔中共基層黨組織的宣傳任務，參與上海婦女反帝大同盟的籌備及宣傳。1932年春，關露加入中國共產黨。[1][2]
關露的詩作《太平洋上的歌聲》發表後一舉成名，電影《十字街頭》主題歌《春天裡》（賀綠汀作曲）的歌詞也是出自關露之手。關露還寫了一些短篇小說及散文，翻譯了一些外國文學作品。關露參與編輯刊物《新詩歌》。她參加過丁玲領導的「左聯」創作委員會的工作，參加過任鈞、蒲風等人成立的「中國詩歌會」的活動。[1][2]
大約在1935年，關露曾做過隆鼻手術。隨後，關露擔任左翼劇聯排演的話劇《賽金花》中的一個很小的角色，與主演王瑩等人一同在上海、南京演出數場。她當年的中大同學常任俠在《冰廬瑣憶》一文中記述了重回南京的關露：「其後1932年，上海劇人來南京演《賽金花》劇，夏衍編劇，演員皆一時之選。記得演叩頭外交一場時，張道藩自座中以茶盞遙擊場上，亦不為動，悻悻而去。此劇完滿結束之後，劇團邀余寫劇評，與演員聚坐茶敘。隔座有呼余名者，音極稔熟，起而視之，頎長玉立，秀眉隆準，華服高履，體態盈盈，前所未見。就而相語，備極歡快，始知為壽華也。今易名關露。關露演劇前，作整容，修鼻準，易華服，與在大學同席時判若兩人。自那年來滬後，初易名胡露，以與葫蘆諧音，又改名關露。」[1]
間諜活動[編輯]
1937年八一三事變後，上海的進步文人紛紛撤離上海。關露則根據中共黨組織的安排留在上海。[2]1930年代末期，關露因在上海沒有固定住處，便暫住上海的王炳南家。[1]
1939年深秋，借住在王炳南家的關露接到八路軍上海辦事處秘書長劉少文轉來的一封密電：「速去香港找小廖接受任務。」落款人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葉劍英， 「小廖」即當時身處香港九龍的廖承志。接到命令後，關露很快來到香港，見到了廖承志，以及中共中央社會部副部長潘漢年。關露得知，其任務是接近日偽政權的特工首腦李士群，獲取情報，並相機策反李士群。[1]
潘漢年做出該決定是由於關露的妹妹胡繡楓與李士群素有淵源。1933年，胡繡楓的丈夫李劍華因為主辦抗日刊物被國民政府逮捕，胡繡楓在營救丈夫時偶然結識了李士群，並請李士群幫忙。一年後，李士群遭到中統調查，被逮捕入獄，胡繡楓收留了懷孕的李士群妻子葉吉卿。李士群對胡繡楓一直很感激，並對其姐姐關露也較為關照。由於此時胡繡楓在湖北有其他任務，關露遂奉命接近李士群。[1]
從香港回上海後的第三天，中共地下黨的吳成方便根據上級指示和關露接上關係，要關露儘快赴李士群處工作。[2]
李士群在搖擺及權衡利益之下，在基本得知關露的真實身份後，並未對關露產生威脅。關露也了解了李士群的心態與特工總部的動態，並且成功促成了潘漢年與李士群會面。[1]
1942年春，吳成方通知關露稱此次任務已完成，關露可以不用再到李士群處。關露遂迫切要求離開上海，希望赴延安或蘇北的新四軍根據地，但吳成方告訴她，中共地下黨組織決定讓關露留在上海，打入日偽雜誌《女聲》當編輯，伺機尋找日本共產黨地下黨，以獲取日本方面的情報。《女聲》主編是日本女作家佐藤俊子，雜誌由日本大使館和海軍報導部合辦。關露奉命打入《女聲》後，很快成為核心，集編輯、撰稿於一身，寫作了許多隨筆及時評，並為一些左翼作家提供了平台。據當年中共上海地下黨成員丁景唐回憶，他們曾試探利用《女聲》發表文章，在上海從事 「散兵作戰」。[1]
從1942年開始，日本以文化交流的名義連續三年分別舉辦了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其中，第一屆大會在南京召開，《女聲》主編佐藤俊子與會。1943年8月第二屆大會在日本東京召開，《女聲》派關露作為代表赴東京參加大會。大會第二天，關露作為指定發言人的題目是有關「大東亞共榮」，關露乃向領隊稱：「我是搞文學的，是婦女刊物的代表，不懂政治，不會演講。如果一定要我講話，我想談點婦女方面的問題。」最後關露以《中日婦女文化之交流》為題發言。此次在日本，關露稱「我的身體非常疲勞，我的神經非常緊張，然而我的情緒是異常悲哀的！」此時，她出現嚴重的神經衰弱，並開始出現幻覺。[1]
1943年秋，關露給在重慶的妹妹胡繡鳳寫信，以暗語表達了想去根據地的願望。胡繡鳳當即將關露的心愿匯報給八路軍重慶辦事處負責人鄧穎超。不久，鄧穎超派人轉告胡繡鳳稱，延安方面已同中共上海地下黨聯繫過，中共上海地下黨仍要關露留在上海工作。[2]
日後歲月[編輯]
1945年日本投降後，軍統特務首領毛森在上海下達了「肅奸令」，大規模抓捕漢奸。關露被社會上視為「漢奸文人」或「文化漢奸」，其真實身份又是中共黨員，故處境十分危險。關露找到吳成方，提出希望迅速轉移到解放區，但吳成方拒不同意。不久，重慶的周恩來、鄧穎超親自下令將關露轉移到解放區，交由夏衍具體安排。隨後，關露被送至新四軍控制下的蘇皖解放區。至此，關露的間諜生涯結束。[1][2]
關露受到的第一個打擊便是無法和戀人王炳南見面。自1930年代末之後，因工作需要，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工作的王炳南先後到武漢、重慶，與關露失去了見面機會。抗日戰爭勝利後，王炳南和德國籍妻子王安娜因政治原因而被迫分手。1946年春天，王炳南隨周恩來領導的中共代表團抵達南京，不久便和已到解放區的關露取得聯繫，兩人保持書信往來，萌生愛意。隨後，王炳南提出了到解放區探望關露的想法，但周恩來、鄧穎超否決了王炳南的請求。周恩來、鄧穎超雖知道關露的身份，但因國民黨方面的輿論仍將關露認定為「文化漢奸」，解放區的許多不知情人士也對關露抱持懷疑態度，所以他們認為從事外交工作的王炳南此時不適合與關露繼續發展關係，王炳南乃服從大局，致信關露，終止了與關露的關係。關露十分痛苦。[1][2]
樓適夷回憶抗日戰爭結束，他途經淮陰解放區遇到關露：「她身體不大好，神情不安，一日上街去新華書店被滬來青年發現，大呼『捉女漢奸』，驚惶失措，經公安警保護回來，神經失常。」[1]其署名「關露」的作品又被《新華日報》拒絕刊登，關露深受刺激。[2]
到達蘇皖解放區不久，關露就趕上了新四軍的整風運動。整風運動中，關露是隔離審查的對象，多次被命令「交代問題」。後來，關露的妹妹胡繡鳳找到吳成方和吳成方的上級張唯一、潘漢年，寫下書面證明材料，最後經陳毅批准，恢復了關露的自由。整個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關露一直隨蘇北建設大學到處轉移，從蘇北到山東，又到大連。期間，她既擔任該大學的文學教員，又寫了一些作品，發表時均用化名。[1][2]
1949年，關露來到北京，先後被安排在華北大學三部、鐵道部總工會創作組工作。1951年，她寫的小說《蘋果園》被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電影局負責人陳波兒看中，陳波兒乃將其調入電影劇本創作所，從事電影劇本的創作工作。1955年，關露在胡風反黨集團案中受到牽連，再次被審查，後因與胡風關係較淺而撤銷審查。1955年6月14日，因受潘漢年一案牽連，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批准，關露被逮捕，隨後關入功德林監獄。在監獄中，關露開始利用空餘時間構思小說《劉麗珊》。她的精神分裂症在監獄中復發，經醫院治療才有所恢復。1957年3月末，關露獲得釋放，回到電影劇本創作所工作。但不久，在反對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中，因為受到丁玲的牽連，關露又寫材料交代問題，最終被認為同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無關。1958年初，在電影局領導的要求下，關露被迫退職，失去工作。1960年代初，隨著政治氣氛放鬆，關露向中共中央宣傳部寫報告要求獲得工作，中共中央宣傳部轉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處理，文化部乃將其安排到商務印書館工作。文化大革命爆發後，1967年她又被「中央三辦」抓走，隨即關入秦城監獄，1975年5月方才得到釋放。在秦城監獄中，關露撿到一根鐵釘，此後她每天打磨這根鐵釘，將其打磨成針。出獄後，她未返回原工作單位，而是一度被送入養老院。後來她又回到位於香山農村的小屋居住。[1][2]
1980年5月，關露患腦血栓，經搶救脫離危險，但未能恢復正常，記憶力受嚴重損害，手部不聽控制，拿筆寫字也成為問題。此後，為便於治病，關露離開香山，回到北京城內的機關宿舍居住，組織上為她安排了一間僅有10平方米的小屋。1982年3月23日，中共中央組織部為關露作出《關於關露同志的平反決定》，為其平反。同年12月5日，在回憶錄和有關潘漢年回憶文章寫作完成後，關露在北京家中自殺身亡。[1][2]
著作[編輯]
- 《太平洋上的歌聲》（詩集，生活書店1936年出版）
- 《新舊時代》（自傳體小說，光明書店1940年出版）
- 《蘋果園》（中篇小說，工人出版社1951年出版）
- 《秦城詩草》11篇（未集中出版）[1]
參考文獻[編輯]
延伸閱讀[編輯]
- 柯興，魂歸京都——關露傳，金城出版社，2010年，ISBN 9787802514225
- 常任俠，冰廬瑣憶[永久失效連結]
- 中國中央電視台，《人物》抗日女情報員關露、《百戰經典》紅色特工秘檔——關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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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露为何在平反后还要自杀
关露：原名胡寿楣，上世纪30年代著名作家，赵丹主演的电影《十字街头》主题曲《春天里》就出自关露之手。1939年关露受中共地下党派遣，到汪伪特工总部“76号”策反特务头子李士群，后又打入日本大使馆与海军报道部合办的《女声》月刊任编辑，成为著名的“红色间谍”。抗战胜利后，她被国民党列入汉奸名单；新中国成立后，她又因汉奸罪名两度入狱，达10年之久，出狱时仍然顶着“定为汉奸，不戴帽子”的污名，直到1982年3月23日获得平反。国家安全部原部长贾春旺为关露的传记题词：隐蔽战线需要关露同志的这种献身精神。
关露，一个被历史尘封的名字。在她身上，才女、汉奸、特工，三个身份纠缠了她一生。
在上世纪30年代的旧上海，关露与张爱玲、丁玲齐名，是三大才女之一。她不仅诗写得好，小说散文写得也不错。电影《十字街头》的主题曲就是关露写的：“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被传唱一时。
然而，1939年香港之行与潘汉年的一夜长谈，改变了她之后的人生轨迹。
从才女变成“汉奸”
1939年的上海滩，在日寇铁蹄的蹂躏下，已沦为“孤岛”，这个外表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到处都充斥着背叛、绑架和暗杀。
此时的关露，身份是上海滩最有名的三个女作家之一，另外两个是丁玲与张爱玲。关露除了创作之外，还翻译了高尔基的《海燕》、《邓肯自传》等许多日后广为人知的优秀作品。那时的关露激情澎湃，面对日寇的侵略，她大声疾呼：“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这样的爱国诗词曾经为她赢得了“民族之妻”的称号。
让人想不到的是，这样一个受人喜爱的女作家，却在这年年底突然销声匿迹。当关露再次出现在上海滩的时候，她竟然成为汪伪特务头子家里的红人。
究竟什么导致她发生如此大变化？谜底到43年后才彻底揭开。原来，这位本名胡寿楣的女诗人接受了中国共产党一个非常任务－－打入“76号”，摸清汪伪政权特工头目李士群的真实思想动态，并在适当的时候对他进行策反。
“有人说你是汉奸，你不能辩护”
关露有个妹妹叫胡绣枫，是中共秘密党员。由于这层社会关系，关露接近了中共组织。1933年，李士群被国民党抓了以后，他的老婆叶吉卿在走投无路之下，胡绣枫帮助了她，所以李士群对胡绣枫一直心存感激。基于这层关系，党组织原准备派胡绣枫去的，但胡绣枫当时在重庆工作繁忙，于是推荐了姐姐关露。
1939年11月，关露的长篇小说《新旧时代》已进入了最后的修改，但就在一天夜里，她接到了一份中共华南局最高领导人的密电－－速去香港找廖承志（廖时任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负责人）！
关露到达香港后的第二天，两个客人拜访了她。其中一个是廖承志，另一个人则是潘汉年。潘汉年所带来的任务，竟是命令关露返回上海，策反李士群。他们与关露交谈长达十几个小时。潘汉年最后对关露说：“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要辩护，就糟了。” 关露说：“我不辩护。”
她最终受命而去，风萧萧地起航。事后证明，她的人生比她自己想象的还要惨烈。
回到上海后，关露便成了极司菲尔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的常客。30多岁的关露看起来很显年轻，个子很高，很善于与人周旋。再加上恩人姐姐的身份，她很快赢得了李士群夫妇的好感。
李士群让太太和关露一起逛商场、看戏、出席各种公开场合。就在有意无意间，关露投靠汪伪特务的消息传开了。
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粉墨登场，激起了文艺界进步团体的抗日热情。许多关露昔日的同事、朋友均对她侧目而视，大家一谈起她，甚至要往地上吐唾沫。左联负责人蒋锡金有一次在路上碰到关露，聊了一会儿，她跟蒋锡金握手告别时说，“我没去过你的家，你的家在什么地址我全忘了。” 关露严格地执行了党的指示，有意疏远了那些所剩不多的朋友。
忍辱负重了两年后，她将李士群的一些真实想法摸透。这位沦陷区的大汉奸尽管对百姓生杀予夺，却很惴惴不安于自己的前途。在风云莫测的年月，他不想让自己陷入绝境，希望和共产党暗中有些联络，做点好事，为自己留条后路。
1941年，在关露暗中联络下，潘汉年在上海秘密约见了李士群。从此，日军的清乡、扫荡计划，总是提前送到新四军手中。
工资微薄，寒冬买不起木炭
完成了李士群的策反任务后，关露给组织写了一封信，请求去延安。哪知得到的回复却是，不宜回来。上海方面希望关露继续留下提供有用的情报。
关露得到消息后，哭了一晚上。哭过之后，她强打起精神，继续完成组织派给她的任务。新的任务是让她去日本人办的《女声》杂志做编辑。《女声》是一本综合性月刊，社长是一个叫佐藤俊子的日本女作家。关露去《女声》的目的是接近佐藤等人，搞到一些日方的情报材料。
关露在《女声》负责小说、剧评和杂谈。为了不让汉奸言论出现，同时又保护自己的身份，关露只能尽量编些无聊的风花雪月文章，将大量版面占去。这种不动脑筋的工作，对关露来说，真是痛苦。
在《女声》工作工资微薄，甚至生活都成问题。关露日子过得节俭，早餐几乎省去，肉蛋之类的根本吃不上，常年处于半饥饿状态。到了冬天，租的房子冷得像冰窖，关露买不起木炭，想去卖血。可是医生说她身体太弱了，会承受不了。血没有卖成，木炭也没有换来，关露守着寒冷的屋子过了一个冬天。
1943年8月，组织安排关露去参加“大东亚文学代表大会”，顺边打听情况。要在世人面前再一次亮出自己汉奸文人的身份，关露很犹豫，她最终还是服从了命令。大会上，日方分给关露的讲话题目是《大东亚共荣》。关露把题目换成《中日妇女文化交流》，谈了些无关紧要的内容，诸如中日双方语言不通，大家交流起来比较困难，今后应该多学语言之类的话题，蒙混过去。
果然，关露参加完这次会议回上海后，就看到一篇登在《时事新报》上的文章：“当日报企图为共荣圈虚张声势，关露又荣膺了代表之仪，绝无廉耻地到敌人首都去开代表大会，她完全是在畸形下生长起来的无耻女作家。”关露的“汉奸生涯”达到了顶峰。
关露在敌营苦熬6年，终于等到日本投降的那天。关露回到苏北解放区，本想重新拾回满腔热情继续创作，却发现“关露”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一种耻辱的象征，不能再发表任何文章。
比这更让关露痛苦的是，她接到恋人王炳南的来信，竟是一封绝交信。当然，这并非王炳南本意。他本来准备迎娶关露的，但组织上经过反复研究，得出的结论却是：关露是个好同志，但由于她的这段特殊经历，在社会上已经造成不好的名声，群众以为关露是文化汉奸，而你又是长期搞外事工作的，群众都知道你是共产党。如果你们两个人结合，将会在社会上产生不好的影响。王炳南只能无奈服从。关露没想到，她期盼的爱情破灭了，这让她的精神世界一下塌了半边。关露回到住处，伤心地大哭。
过了一段时间，潘汉年等人为关露送来了证明材料；关露渐渐地康复了。可关露的厄运还没结束。1955年，潘汉年受到错误对待被捕入狱，而受他的牵连，关露也失去自由。那一年她49岁，一关就是两年。1967年，关露再次被捕，那一年她61岁，这一次关了8年。这一次次沉重的打击彻底将关露击垮。她患上轻度精神分裂症。思维恍惚的时候，常常一个人呆坐在地上，不吃不喝。稍微清醒些，就要写那些没完没了的交代材料。
关露从监狱出来后，住在10平方米的小屋里，以前爱干净的她，竟然把房子弄得乱七八糟，空间逼仄，气味难闻。 1980年5月的一天，关露突然倒在地上不省人事。被送到医院，查出是脑血栓症，抢救过来之后，很多记忆都变得模糊，她也无法再写字，手连笔都拿不住了。
1982年，潘汉年得到平反，与之相关的关露也得到平反，首次得到澄清是由党派往上海做情报工作的。得到这个结果，关露终于松了口气。几天后，关露在家里吞食大量安眠药自杀。
（来源：青年周末）
「紅色間諜」關露的悲慘人生
【新唐人2018年01月25日訊】關露是與張愛玲、丁玲、蘇青齊名的民國四大才女之一。她外表柔弱、文質彬彬，被周恩來派譴去汪精衛特工總部做了一名「漢奸」，之後她又打入日本情報機關，成為「文人漢奸」，多次竊取情報，保全中共。但中共奪取政權後，為掩蓋通日醜聞，不承認關露地下黨員的身份，使她一生揹負「漢奸」罵名，還被關入監獄。1982關露被平反後，當時已年逾75歲病痛纏身的她，最終選擇以自殺的方式離開這個冷漠孤寂的人世間。
春天裡來百花香。郎裡格朗朗裡格朗。和暖的太陽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朗裡格朗朗裡格朗。穿過了大街走小巷，為了吃來為了穿，晝夜都要忙。朗裡格朗朗裡格朗。沒有錢也得吃碗飯，也得住間房，哪怕老闆娘作那怪模樣。
這支叫《春天裡》的歌，曾經傳唱全國，是1937年拍攝的電影《十字街頭》的插曲。寫曲的賀綠汀很出名，而寫詞的就是關露。
關露原名胡壽楣，1907年出生在山西一個書香門第，從小深受家學熏陶，又在國立中央大學學習過哲學、中文，與張愛玲、蘇青、丁玲齊名，是三十年代上海文壇「民國四大才女」之一。
關露愛寫新詩，她1936年寫的《太平洋上的歌聲》，發表後一舉成名。她參與過刊物《新詩歌》的編輯工作，參加過丁玲領導的「左聯」創作委員會的工作，參加過任鈞、蒲風等人成立的「中國詩歌會」的活動。
加入中共地下黨派做漢奸
1932年春，關露加入中共地下黨，這一選擇改變了她的命運，也造成了她一生的悲劇。
1937年上海淪陷後，關露奉中共之命留守上海孤島。1939年深秋，關露接到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叶劍英的密電，要她「速去香港找小廖接受任務」。小廖就是當時住在九龍的廖承志，藉著他父親廖仲愷的名聲，隱蔽在香港為中共地下黨搞特務工作。
關露到香港後，見到了廖承志和潘漢年，後者是中共中央社會部副部長，在廖承志的領導下工作。關露的頂頭上司是吳成方（曾任中共中央社會部上海地區負責人、八路軍駐滬辦事處情報系統負責人等職），他與關露單線聯繫，直接領導關露工作。
中共給關露的任務是打入上海汪偽「76號」特務機關，充當中共與汪偽政權特務頭子李士群之間的聯絡人。當時李士群與中共暗通款曲，提出由關露的妹妹胡繡楓與他聯絡，因胡繡楓曾對李士群有救命之恩，李信得過，但胡繡楓另有任務，潘漢年遂決定改派關露接近李士群，除獲取情報外，還要對李進行策反。
潘漢年對關露說，「今後要是有人說你是漢奸，你可不能辯護，要是辯護，就糟了！」關露無條件地接受了任務，回到上海與原來左傾文化界朋友斷絕來往，為了利用色相在上海打開局面，關露特地去整容，墊高了鼻樑。雖然已有思想準備，但真正做起漢奸來，朋友、親人對她的輕視、不屑，讓關露難堪之餘，還得強顏歡笑陪著李士群四處交際應酬。
事實上，汪偽特務機關的兩大頭目李士群和丁默村都曾經是共產黨黨員，而李士群更是曾被中共派到蘇聯接受特務訓練。李在主持汪偽特務機構時，也和當時的共產黨有私下聯繫。
關露打入76號當了李士群的秘書，李也猜到她是中共地下黨員，但他決定利用關露的地下黨關係。隨後關露促成了潘漢年與李士群會面，這直接導致潘1955年被打成「內奸」，被秘密逮捕後判刑。
1942年，中共特工系統另外派人與李士群聯絡，關露如釋重負，向中共提出到延安或去新四軍。但她想不到中共派給她的新任務卻更加不堪，要她：進入日本文化界，扮演漢奸文人的角色，為中共蒐集日本方面的情報。
為了中共的利益，關露犧牲了自己的名譽，進入日本大使館和海軍報導部合辦的《女聲》雜誌任編輯。由於她精通日文，很快成為核心，由編輯而後任主編，並為一些左翼作家提供了平臺。
1943年8月，日本在東京召開第二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在上級領導吳成方指示下，關露赴日本參加了大會並發言，消息見諸報端。
關露雖然服從中共的安排當了漢奸，但間諜的工作使她的神經非常緊張，同時還承受著同胞難堪的眼光，她因此出現嚴重的神經衰弱，並開始出現幻覺，身體非常疲勞，情緒異常悲哀。
是年秋，關露給在重慶的妹妹胡繡楓寫信，暗示想去根據地。胡繡楓向八路軍重慶辦事處負責人鄧穎超匯報。鄧穎超派人轉告，中共上海地下黨仍要關露留在上海為黨工作。
1945年日本投降後，軍統在上海大規模抓捕漢奸，關露被送至新四軍控制下的蘇皖共區，至此關露紅色間諜的生涯宣告結束，但她的噩運也從此開始。
中共掩蓋通日醜聞犧牲關露
來到蘇皖共區的關露，迎接她的卻是一連串的誤解和羞辱，關露被人視為「漢奸」，這使她精神大受刺激。關露與日本人打交道是中共的指示，中共卻不願為她洗脫罪名，因為這不光彩。
抗日戰爭結束後，作家樓適夷在淮陰共區遇到關露，親眼見到「她身體不大好，神情不安，一日上街去新華書店被滬來青年發現，大呼『捉女漢奸』，驚惶失措，經公安警保護回來，神經失常。」
關露還多次要求發表詩作，卻被《新華日報》社長範長江要求她換一個署名，說如果共產黨報紙上出現關露的名字，就會在群眾中造成不好的影響，有人會以此為口實攻擊共產黨。
關露的朋友這樣勸她：「你為什麼不能讓人們把關露這個名字忘掉呢？你應該考慮黨報的榮譽，不要去考慮你個人的榮譽。」關露當場失聲大哭。
隨之而來，關露失去的不僅僅是榮譽，還有愛情和終身的幸福。
關露曾戀愛過兩次，都不成功，後來因為做間諜又單身了十幾年。她第三個戀人是中共建國後的外交高干王炳南。兩人相識於抗戰前夕，1946年兩人再度相逢後，王炳南已與其德籍妻子王安娜離異。39歲的關露與王炳南感情發展迅速，很快就到談婚論嫁的程度。
當時王炳南為國共談判中共代表團成員（周恩來為團長），可常乘軍調處飛機來往南京與蘇北中共根據地。一次王炳南欲乘飛機去看關露之前，按中共的黨組織原則向周恩來夫婦匯報了與關露的戀情。周氏夫婦認為兩人結合會對黨不利而表示反對，鄧穎超還趕到機場將王炳南留了下來。
鄧說，「恩來和我反覆研究，認為關露是個好同志，但由於她的這段特殊經歷，在社會上已經造成不好的名聲，群眾以為關露是文化漢奸，而你又是長期搞外事工作的，群眾都知道你是共產黨。如果你們兩個人結合，將會在社會上產生不好的影響。」
為了中共的利益，王炳南服從了黨的需要，向關露寫了絕交信，並說明了原因，這對關露是致命的一擊，關露只有自己吞下苦果。從此這位曾經相當浪漫的女詩人封閉了她的感情世界，再不談感情事，心如死灰，形單影隻地苦度下半生。
數次運動被當作漢奸迫害
此後，因為這段漢奸經歷,關露不斷地受到政治審查、拘押和監禁。從蘇皖共區的整風運動、反胡風運動、潘漢年案、57年反右直到文革，每次她都是「運動員」，一共關押被捕4次，前後坐牢十餘年，多次精神陷於崩潰的境地。
1949年，關露回到北京，她先後被安排在華北大學三部、鐵道部總工會創作組工作。1951年，她寫的小說《蘋果園》被陳波兒（文化部電影局負責人）看中，將其調入電影劇本創作所從事寫作。
1955年初反胡風，關露受牽連，再次被審查。4月，毛澤東親自下令秘密逮捕潘漢年，潘左右申辯，結果是「不殺，但要判無期徒刑」。為什麼？為了封住潘漢年的口，不讓他洩漏當年被毛派遣與汪精衛打交道的事。同樣，關露也因此被捕，關入功德林監獄，再次誘發精神分裂症。
1977年漢年死在湖南一個勞改茶場時，還沒坐完牢。正應了潘漢年在1955年說的那句「搞情報工作的都沒有好下場」，當年被他統戰過，領導過的文化界人士也紛紛遭殃。僅上海一地，受潘漢年株連而被逮捕的就有800多人，受處理的100多人。
平反後自殺身亡
1957年3月末，關露獲得釋放，回到電影劇本創作所工作。不久「反右」，關露又受丁玲牽連，要交待問題。58年初，電影局領導要求關露退職，她失去了工作。
1960年代初，情況有所好轉，關露向中宣部寫報告要求工作，中宣部轉文化部處理，文化部將她安排到商務印書館。文革爆發後，67年，她又被「中央三辦」抓走，隨即關入秦城監獄，75年方才得到釋放。
出獄後，關露未返回原工作單位，而是一度被送入養老院。後來她又回到位於香山農村的小屋居住。
1980年5月，關露患腦血栓，經搶救脫離危險，但記憶力受到嚴重損害，手不聽控制，拿筆寫字也成問題。此後，為便於治療，關露離開香山，回到北京城內的機關宿舍，居住在一間僅有十平方米的小屋。
1982年3月，中共中央組織部作出《關於關露同志的平反決定》，為其平反。同年12月5日，關露寫完了回憶錄和有關回憶潘漢年的文章，在北京家中服安眠藥離開了人世。
（記者羅婷婷報導/責任編輯：趙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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