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迎訂閱中文維基新聞Telegram廣播頻道。 [關閉] 段錫朋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跳至導覽跳至搜尋 Duan Xipeng.jpg 段錫朋(1896年-1948年)字書貽,江西永新人。1919年「五四運動」領袖、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首任主席。[1] 生平 1916年,段錫朋畢業於江西省立高等師範學校英文科,考入北京大學商科。北京大學商科僅舉辦一年後便併入法科,更名為商業學門,學制仍為三年肄業,段錫朋於1919年6月畢業。[1] 在北京大學學習期間,他逐步成為學生運動領袖。1918年5月,留日學生1000多人為了反對段祺瑞同日本秘密簽訂《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罷學回國,被曾琦等組織為「留日學生救國團」,總部設於上海。同時,曾琦還到北京發動北京各高校進行聲援。為了支持留日學生,同年5月21日,段錫朋組織了2000多名學生赴新華門請願,並作為13名學生代表之一,同其他學生代表會見大總統馮國璋並提出抗議。此後,段錫朋等人組織「學生救國會」,創辦國民雜誌社發行月刊《國民雜誌》,段錫朋任該雜誌社評議部部長。[1] 1919年巴黎和會上中國受到不公正對待的消息傳回中國國內,引起輿論譁然。1919年5月3日晚,北京大學等高校的學生在譯學館後院禮堂舉行大會,商量對策並組建學生聯合團體。此次大會及其後的學生聯合組織均由段錫朋任主席。時任北京大學學生會主席的段錫朋和傅斯年等被推為天安門大會主席與遊行總指揮。1919年5月4日,在段錫朋和傅斯年等人的組織下,五四運動爆發。[1] 五四運動之後,段錫朋歷任北大學生幹事會總務股主任、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會長。6月3日,北京學生遭北洋政府逮捕,引起上海等地的支援愛國學生運動,故6月起五四運動的中心轉到了上海。6月16日,中國各省學生代表在上海大東旅社開會,成立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段錫朋任首任主席,任期一年。此後,該聯合會一時成為中國學生運動的中心。[1] 1919年夏,段錫朋畢業後留校任職。1920年10月,獲穆藕初捐助,和北京大學學生周炳琳、羅家倫、汪敬熙、康白情一同赴美國留學。段錫朋獲哥倫比亞大學文學碩士學位後,正值華盛頓會議召開,乃組織留美中國學生華盛頓會議後援會。此後,他先後在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德國柏林大學、法國巴黎大學遊學。1925年秋,段錫朋歸國,任教於國立武昌大學歷史系,後轉任廣東大學(不久更名為中山大學)史學系主任。[1] 廣州國民政府開始北伐後,段錫朋到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秘書陳果夫處任職,後來任中國國民黨江西省黨務指導委員,並任中國國民黨江西省黨部執行委員。[1]在江西任職期間,1927年1月,他和程天放、周利生等人成立AB團。[2][3] 大革命結束後,段錫朋任中國國民黨清黨委員會委員,中國國民黨南京特別市黨部整理委員及執行委員,並在中央黨務學校任教。段錫朋在中國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中執會候補委員。後來接替陳布雷任教育部政務次長,在部長朱家驊視事前代理部務。段錫朋還曾代理國立中央大學校長,後因學生反對而未就任。1938年1月,他辭去政務次長職務,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直至去世。[1] 抗日戰爭爆發後,國民政府遷都重慶,段錫朋任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訓練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主任委員。抗日戰爭勝利後,段錫朋因病住進南京中央醫院。[1] 1948年,段錫朋病逝於南京。[1] 參考文獻 何志明,段錫朋:被淡忘的五四運動學生領袖,南方都市報,2009-08-06 網際網路檔案館的存檔,存檔日期2012-06-04. 中央硏究院近代史硏究所集刊第十七期(上),中央硏究院近代史硏究所,1988年,第194頁 鄒沛, 劉真,中國工人運動史話(下),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1993年,第326頁 分類:1896年出生1948年逝世中國國民黨黨員國立中央大學校長倫敦大學校友哥倫比亞大學校友五四運動人物國立北京大學校友永新人段姓中華民國教育部部長
人物追析:试析衡阳保卫战中方先觉投降日军事件 来源: Awesome 于 2006-08-01 14:05:06 [ 档案 ] [ 旧帖 ] [ 给我悄悄话 ] 本文已被阅读: 7 次 (17203 bytes) 字体: 调大 / 重置 / 调小 | 加入书签 | 打印 | 所有跟帖 | 加跟贴 | 当前最热讨论主题 本文内容已被 [ Awesome ] 在 2006-08-04 13:19:14 编辑过。如有问题,请报告版主或论坛管理删除. 作者:彭厚文 ( 1965年生,湖南新化人,历史学博士,现为江南大学法政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研究。) (一) 1944年8月8日,中外瞩目的衡阳保卫战在坚持了47天之久后,因弹尽援绝而失败,守军主将、国民党第10军军长方先觉率残部投降日军,衡阳陷于敌手。此后,方先觉的投降事件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大公案。之所以成为公案,一是在他是否曾经投降的问题上存在不同说法。虽然日方的战史著作,以及中方一些重要当事人的回忆录上,都有言之确凿的记载,但方先觉本人始终否认曾经投降日军,台湾方面的历史著作在写到这段历史时,也一直回避方先觉的投降问题,对此不置任何可否。二是在如何看待他的投降问题上,不同意见各执一端。大陆方面出版的主流派的历史著作中,认为方先觉投降日军是“贪生怕死”、“叛国投敌”,但也有人认为不能攻其一点,不计其余,不能全盘否定方先觉在衡阳保卫战中的表现。笔者写作本文,无意为方先觉的投降日军翻案,因为这是铁板上钉钉的事实。笔者甚至认为,方先觉否认曾经投降日军,台湾方面的历史著作回避这一问题,是一种对历史不负责任的态度,是一种不实事求是的态度。但是,笔者也认为,在如何看待方先觉投降日军事件的问题上,我们的评价应该更慎重一点,更客观一点,更公正一点。因为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历史人物也是复杂的,不能说好就是绝对的好,说坏就是绝对的坏。我们应该站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以一种同情的了解,去全面地、客观地看待方先觉的投降事件。这样,我们或许能够对方先觉其人得出一些新的认识,并以一种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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