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记者鲍威尔称赞：“中国人自己的工业建设，无论在数量或重要性上，都超过了在上海的外国人，它们主要集中在邻近虹口的闸北地区。”
闸北的人口从1903年的不到3万人增加到1920年代初的30万人，成为华界人口最集中的区域之一。 闸北的商业也日具规模，大统路有“闸北南京路之称”。例如，著名棚户区“蕃瓜弄”所在的姚家宅桥，在1920年代已经是闸北西南部的繁华地带之一，有致富里、同德里、如意里、吉庆里等十七条旧式里坊弄，多为二层石库门里弄，此外还有通和布厂、大中烛皂厂、海昌公所和经营粮食、香烟、木材、绸布和茶馆等十余家店铺。1937年几乎被夷为平地。
官方史书要么不提国民党军北伐前上海租界和老城厢小商家黄金时代的繁荣，要么就说是因为民族资本受到帝国主义资本的挤压。 党军北伐以及两次淞沪会战，毁了多少大大小小的本土商号？日本占领租界没收英美敌产，又毁了多少外资商号？
翻《上海指南》，那么多商号的名字，几乎全都是传统的店铺喜用的字词，这些商家，都是何时开始大规模消失的呢？我们今天熟悉的所谓老字号，只是凤毛麟角，可以说是幸存者而已。还有那些会馆、公所、同乡会，也大半消失了。
31年，租界才与政府达成关于银行法的协议。所以中国人开办的所有银行都设在租界内而不是华界。
关税自主的结果是，中国企业要受到更多压榨，外国企业税收反而低
上海正因为有租界，才获得了一个缓冲的空间，政府的压榨相对缓和些。
上海正因为有租界，才获得了一个缓冲的空间，政府的压榨相对缓和些。原来上海的金融很长时间是靠钱庄！一直到33年，钱庄的交易额比新式银行要多五倍。
《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一书对国民党的看法基本是负面的，认为它对商人完全是利用和压榨，商人实际上没有获得政治话语权。为了控制上海，又与黑帮勾结，用暗杀等手段控制工商界。
袁世凯时代，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都脱离了政府，基本上完全转为上海财团所有，浙江兴业银行也一样。25年这两家银行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两家。可以说是上海财团的极盛时期吧。
北洋时代，上海的工商业也组成各种同业公会，并且，清末即突破行业组成的上海总商会也发挥了很强的政治影响力。比如组织商团这样的准军事组织，直接参与辛亥革命攻打制造局的战斗。还有城市改造，铺设电车路线等，也是由绅商组织决定。还有，与租界当局交涉，关于华人参与租界决策问题等。
20年代的反帝浪潮，对中国绅商来说，现在看，选择有点致命。实际上，没有外国人，中国商人难以自保，根本无力对抗政府。
1920年代，宁波商帮选择了苏俄这个外国势力。领袖人物就是虞洽卿。 虞洽卿在帝俄时代就投靠俄国，应该是杨明斋（帝俄外交部的布尔什维克卧底）名单上的人。 共产国际后来派了赵容（康生）做虞洽卿的秘书。
在上海滩，不听话的商界领袖被干掉，在1910年代就开始了。
据《张元济年谱》记载：“乃因先前出于维护商界利益，曾联合诸商抵制沪军督陈其美驻兵闸北，陈嫉恨之，唆使人暗杀。” 当时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工厂、宿舍在上海华界闸北一带，一旦这里发生战争，容易造成重大的损失，为了安全，夏瑞芳联合其他闸北商户抵制陈其美的武装不能驻军于闸北，并且，
1924年王曉籟（1886年－1967年）當選上海總商會會董，主持上海公共租界納稅華人會、閘北商會、紹興旅滬同鄉會。7月16日，他和盛冠中以上海總商會代表的身份赴粵，其時上海總商會改選，孫傳芳支持傅筱庵，王曉籟奉虞洽卿之命赴粵，聯合國民革命軍反孫傳芳。王曉籟抵粵後受邀參加黃埔軍校出師大會。
1926年傅筱庵（1872年12月30日－1940年10月10日）任上海總商會會長，中國國民黨的北伐軍進入上海後，傅筱庵因為支援北京政府方面的孫傳芳而遭到通緝，被迫逃到大連。
1927年3月22日，由周恩來任起義總指揮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勝利，次日成立上海特別市臨時政府，常務委員名單中，就包括王漢良。 1928年5月，時任中央組織局主任的周恩來及夫人鄧穎超，也是打扮成上海古玩商模樣，乘坐日本郵輪到大連，然後搭乘南滿鐵路火車由滿洲里出境赴莫斯科參加中共「六大」。
https://twitter.com/sophyzhang2003/status/1391424205380521984
1928年夏，在莫斯科参加「六大」中共代表们陆续回国。當時中共活動已轉入地下，而似乎正是通過李立三結識的上海古玩業元老王漢良的斡旋策應，李立三等眾多在滬中共領導人，均曾以古玩經營者身份為庇護而險中求存，伺機巧妙開展革命活動。
政治局委員瞿秋白、張國燾被共產國際留在莫斯科，向忠發、周恩來、李立三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回國領導全黨。 唐純良著《李立三傳》：「1928年9月，李立三和向忠發、蔡和森等人先期回到上海，六屆中央開始工作。李立三化名肖柏山，租了一處房子，以古董商人的身份為掩護，開始了黨中央的領導工作。」
鄧小平在上海也做過古董商。 鄧榕著《我的父親鄧小平》：「父親在上海期間，一直在中央機關工作，作為掩護，他當過雜貨店老闆，當過古董店的老闆。作為中央秘書長，他熟悉所有中央機關的地點和秘密接頭地點，對於上海的大路小路、街巷弄堂，特別是秘密機關所在的那種四通八達的弄堂，他都相當熟悉。」
王漢良本人位於廣東路218號古玩市場內的「錦瑞記」古玩店，並非長袖善舞慣以「洋莊」經營而利潤雄厚的大古玩店，只是作些雕漆、鼻煙壺等小玩意的生意。 身為國民黨員的王漢良，上海解放後非但沒有受到衝擊逮捕，1950年依然被聘請出任上海市古玩同業公會籌備委員會主任，直到1952年9月去世為止。
【董健吾的“松柏斋”古玩店】 1931年6月，负责中共中央政治保卫工作的陈赓，指派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生的红色牧师、中央特科成员董健吾在沪建立一处秘密联络站。 经陈赓、董健吾和潘汉年共同商定，租下霞飞路139号一幢三层街面楼房，三层作住家用，底楼为古玩店面；店堂摆设各种古玩都由潘汉年搞来。
1931年6月后，董健吾辞去牧师职务，以新婚经商为名正式经营松柏斋古玩店。 杨度抱病亲书对联一副道贺。 账房先生由董健吾圣约翰大学同学、地下党员浦化人胞弟浦立人担任。因董健吾是设于广东路古玩街“艾少记”古玩店主艾少卿之子艾建平的外文老师，故其名义上业务关系主要是艾少卿开设的艾少记古玩店。
爱棠村事发，专门抚育收养革命烈士和中共领导人在沪子女的大同幼稚园也不再安全。1932年春，为革命后代安全计，经中共党组织决定，解散大同幼稚园，将原入托的毛泽东之子毛岸英、毛岸青交由董健吾、郑兰芳（原大同幼稚园保育员）夫妇抚养，岸英、岸青住松柏斋二楼亭子间，生活费由组织按月供给。
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俩在松柏斋住了约半年时间，鉴于这里距法租界嵩山巡捕房较近，安全缺乏保障。八九月间，欧阳新通知董健吾将毛家兄弟由松柏斋转移到凤阳路修德里541弄12号董健吾原配夫人黄慧光处生活。其后，又先后从修德里迁移到成都北路三多里3号、牯岭路斯盛里10号，直到他们1936年6月底出国。
【曾经是古董店老板的周恩来和作为收藏家的六伯父周嵩尧（1873年~1953年）】 chinawriter.com.cn/2013/2013-12-3
1929年夏，朱錦棠在上海開古董店作為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駐華代表的秘密聯絡點，他任古董店經理。
【顾顺章也曾打算退隐开古董店】 顾顺章的继室张永琴说，顾顺章经常与一些境遇相同的共产党变节分子一起聊天，发泄不满。顾顺章还收藏了一些古董，他准备获得自由之后就脱离政治开古董店维生。不久女作家丁玲和冯达也被关押在顾顺章的家中。徐恩曾要求顾顺章看管丁玲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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