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东图书馆保存瞿秋白文稿的经过
（1983年1月15日）
〔说明〕刊载于范用编《（现代稀见史料书系）郑超麟回忆录（下册）》，东方出版，2004年3月出版。
1927年2月，瞿秋白准备离开上海去武汉。行前，他汇集自己的文章，打算出版一个集子，书名定为《瞿秋白文集》（按：我漏记一个字，实物证明是《瞿秋白论文集》）。所收的大都是发表在《新青年》、《前锋》、《向导》上的文章，也有少数其他的，如发表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的文章等，总之是他入党以后的政治性文章（也可能有少数文艺方面的）。其中还有未发表的手稿，至少有一篇关于北伐的。他把这些刊物收集起来，编一个目录，注明见某刊物，还亲笔写了一篇长序。
编好后，在离开上海前几天，瞿秋白亲自送给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这件事是1940年以后汪孟邹亲囗对我说的。汪孟邹是陈独秀的老朋友。凡与陈独秀关系很密切的人，包括瞿秋白在内，同汪孟邹也有来往。
瞿秋白把稿子交给了汪孟邹，就动身去武汉了。同一个时候，汪孟邹之侄汪原放也编好了《独秀文存》第二集。两个集子，两人文章往往同载于一本刊物内，没有拆开。
不久，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汪孟邹很高兴，把两部稿子一起送印刷厂排版。秋白的稿子大约排出校好了五分之一；独秀的稿子排了多少，我搞不清，也可能送厂后还没有来得及排。这时，发生了“四一二”反动政变，汪孟邹就从印刷厂把这两部稿子抽了回来。
两部稿子拿回来后，汪孟邹觉得放在亚东编辑部不安全，就把亚东图书馆它们存进银行的保险箱，每月付保险费，存了很长时间。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进了租界。过了一个时期，传说日本人要清理银行保险箱。汪孟邹谎了，连忙把这两部稿子取回。但放在亚东编辑部也不安全。他打算毁灭这两部稿子，我说：“不能毁；你真没有办法的话，就交给我，我给你保存。”他果然交给了我。我曾经在深夜拿出稿子来翻看，如对故人鬼魂，不禁汗毛凛凛。记得当时天气已暖，当是1942年春末或夏初的事。
可是，两部稿子放在我家里也并不保险，我就去找朋友想办法，结果找到了谢澹如。谢澹如表示：稿子可代为保存，但要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才能交还。我答应了，就把两部稿子交给了他。至于他到底怎么保存，保存在哪里，为什么中间不能取回，我一概没有问。
这样，直到日本投降后，过了两三个月，谢澹如把两部稿子还给了我。我放在家里，顺便就把同载陈独秀和瞿秋白文章的一本刊物拆开，分别归入各人的集子内，剪不开的一页，我还另外抄过。所以瞿秋白这部原稿中可以找到我的笔迹。过了此时，约在1946年或1947年，我把这两部稿子送还亚东编辑部，是交给伙计胡鉴初的。胡鉴初是亚东的老伙计，我认为，交给他同交给汪孟邹是一样的。
1948年，杨之华通过郑振铎向汪孟邹要《瞿秋白文集》的稿子。（杨之华大概是从谢澹如那里知道瞿秋白有文稿在汪孟邹手的。）汪孟邹问我，我说已经还给胡鉴初了，汪孟邹于是去问胡鉴初，不料胡鉴初不记得这件事。原来当初我交稿子给胡鉴初时，他已在病（肠癌）中，糊里糊涂把稿子不知往哪里一塞，过后就忘记了。汪孟邹找不到稿子，只好以“收藏稿子的伙计到绩溪乡下去了，等回来再问”等，来敷衍郑振铎。
1949年解放后，杨之华又通过徐伯昕向汪孟邹要稿子。汪孟邹仍旧拿不出。当时胡鉴初已经去世，汪孟邹更毫无办法。杨之华因汪孟邹迟迟不拿出稿子，就写信给他说：“你如果不把瞿秋白的文稿还给我，我要陈毅市长向你讨。”汪孟邹着急了，动员亚东编辑所所有的人一齐动手找。结果在放纸型的三四十只铅皮箱子中的一只里找到了这两部稿子。汪孟邹捧着瞿秋白的稿子，跪在天井里，朝天叩头说：“祖宗有灵，保佑了我！”这是事后别人讲给我听的。
于是，汪孟邹经过徐伯昕把《瞿秋白文集》的稿子交给杨之华。杨之华收到后，写了一封很热情的信给汪孟邹，感谢他替瞿秋白保存了这部稿子。杨之华还要徐伯听送一部《海上述林》（第二版）给汪孟邹。这封信和这部书，我都看到过的。[1]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五日初稿
四月二十二日审定
[1] 在一份汪孟邻口述，汪原放笔录的题为《关于亚东图书馆》的材料中，讲到这件事说：“这里还要说一说瞿秋白的文集。1927（民16）年，他拿给我出版，后来遇到反动国民党清党，只有将排成的版子毁去，此稿由我保存到解放，共23年，才由杨之华来拿了去。此稿在日人进入租界时，最难保存，有一个时期，是由郑超麟拿去收藏了的。”（按此文曾发表于《出版史料》第二期，系该刊编者访问我时作的笔录，经我审阅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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