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在上海住过的地方
（1983年11月27日）
〔说明〕刊载于范用编《（现代稀见史料书系）郑超麟回忆录（下册）》，东方出版，2004年3月出版。
五四运动那一年，陈独秀在北京出狱后，迁往上海，全家住在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一号。这个屋子现在已定为文物保护单位——不是为了纪念陈独秀，而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胚胎地：1920年下半年就是在这里酝酿、筹备和成立共产党的。1921年7月间各地共产党组织派代表来上海开大会，会址虽在另一个地方，但策划仍在此处，开会遇险，代表们撤出之后也在此处商议移会嘉兴的事。当时陈独秀在广州。全国大会之后不久，陈独秀从广州回到上海又居住此处。1921年他就是在此处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的，1922年也是在此处第二次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的。此次被判逐出法租界，他就不住在此处了，我未曾到过这个地方。
1924年秋我回国后，谁也不知道陈独秀住在什么地方。当时中央新设一个秘书处，第一任秘书兼会计是薛世纶，他与我同时离开莫斯科，但比我先到上海半个月至一个月。秘书处设在威海卫路同孚路东边一个柴炭行楼上，陈独秀来此办公，但秘书兼会计薛世纶不知道陈独秀家住何处，遇急事无法找到陈独秀。此后不久，秘书兼会计换了任作民，秘书处迁去闸北，先后换了几个地方，最后才固定于两处：一处在虬江大戏院西边广东街上的正兴里（日本侵略战火已烧毁了这一排房子），另一处在同一街上的铁路近旁。前一处以后只作交通处用，后一处则是王若飞主持的秘书处。任作民专管会计，住在另一地方，我没去过任作民家。
王若飞来任秘书长以前，中央发生一件大事，即陈独秀失踪事。原来，陈独秀被逐出法租界以后不知何时同高君曼分居了。两人协议离婚，后经汪孟邹调解，不离婚，但高君曼迁居南京，两个小孩跟着去。每月由亚东图书馆汇去三十元作生活费，此钱从陈独秀的版税扣除。两人未分居前，他们的住家至少汪孟邹是知道的，高君曼去南京后汪孟邹就不知道陈独秀住在什么地方，党内的人也不知道。1924年新成立的秘书处，主持人无论薛世纶或任作民，都不知道。我们大家有议论。陈独秀有一个女伴，这是没有疑问的，但为什么这样秘密呢？我们都猜不透。彭述之猜：这人大概是个女学生，有文化，有思想，而崇拜陈独秀的。我们有时用话去引陈独秀泄露秘密，但每次都失败了。一说到边缘，他便闭口不谈。张国焘要他谈高君曼，他也不谈。五卅运动那一年年底或次年年初，终于发生了事情。陈独秀好多时间不到秘书处来，任作民发生恐慌，报告了主席团成员，即张国焘、瞿秋白、彭述之。他们也恐慌起来。任作民在《民国日报》上登载寻人广告，也没有反应。一天天过去都没有消息。我们接近于绝望了。陈延年从广州来汇报或开会，见不到他的父亲。他去亚东图书馆找汪孟邹啼哭，亚东图书馆的人也不知道，只说他的父亲很长久未到亚东图书馆来了。我们设想军阀和帝国主义秘密逮捕了陈独秀，秘密处死了他。江浙区委派高尔柏回松江去打听。松江人陈陶遗是当时的江苏省长，与高尔柏有亲戚关系，可能听到什么风声。但高尔柏从陈陶遗口中听不到一点风声，只听到陈陶遗大骂军阀头子在南京宴会上做的伤风败俗的事情。一天，在工人部闲谈，张国焘说老头子如果要做官，可以做很大的官，想不到今天落了这个下场！他差不多要哭出来。我们当时都以为陈独秀已经死了。延年要回广州，已经上了船，可是陈独秀跑出来了，他到正兴里秘书处来。任作民马上通知主席团成员这个喜讯，中央交通立即到轮船上去把陈延年找回来。这日我没有见陈独秀，次日我到正兴里去看见他裹着一件厚大衣，缠着围巾。原来，他生了伤寒病，进了医院，他的女伴服侍他。他说，他已经告诉任作民要好多天不来办公的；他也看到《民国日报》的寻人广告，但以为不久就可以出院，未作理会。大概同志给了他批评，他答应以后任作民一人可以去他的“家”。直到他这个“家”破裂为止，恐怕只有任作民一人知道，连后来的秘书长王若飞也不知道。任作民当然一个字也不透露这个秘密。我一向以为这个秘密永远不会透露的。
谁知距今两年前我竟知道了这个秘密。陈独秀这个女伴名施芝英，据说是个医生，总之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女人；两人同居要对陈独秀的朋友绝对保密，可能是施芝英提出的一个条件。这个小家庭究竟成立于与高君曼破裂以前或以后，我不知道。施芝英也可能是陈独秀和高君曼破裂的原因。
这个小家庭的住址，任作民已死，就不会有人知道了。
可是，这个小家庭结果也破裂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暴动前不久，陈独秀住到中央宣传部来，在北四川路横浜桥南边安慎坊今32号，我不久之前才去那里看过。我把自己的房间三楼亭子间让给他住，我睡到办公室去。陈独秀在这个地方听汇报，约见干部（例如顾顺章指挥杭州暴动成功到上海来，周恩来就带他来这里同陈独秀见面），遥控暴动的战斗，起草汪陈宣言，等等。我当时以为他是为了便于指挥暴动才住到中央宣传部来的。谁知那时他是无家可归。这个小家庭怎样破裂，我不知道，但后来施芝英嫁了人，丈夫名王蔚如（夫妻二人早已病故）。
陈独秀就是从中央宣传部出发去武汉的。他在武汉，起初住中央总部三楼上一个房间，以后临近“七一五”就同秘书黄文容隐蔽在一个贫民区。9月间他乘船回上海。
他租赁福生路东边一条弄堂的一幢假三层楼房子，楼下作客堂，他住二楼统楼，黄文容住亭子间，三楼住着彭礼和夫妇。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租这里的房子。最合理的解释是中央宣传部迁移北四川路以前就设在后面一排的一幢房子内。中央时常在这里开会，他走熟了的。我由武汉回上海后常上那里陈独秀的家，我结婚后也带了爱人去了几次。去那里的有王若飞、瞿秋白、罗亦农、罗绮园、何资深、彭述之，等等。1928年4月间罗亦农被捕，彭述之劝他搬家，说罗亦农这个人靠不住，但他不搬。1929年3月间我夫妇被捕，彭述之又劝他搬家，他起初不搬，彭述之力劝，并说以我夫妇被捕为借口搬一个新居，不把地址告诉中央。他搬了，但还是告诉了中央。这年夏天周恩来、向忠发二人就在这个新居访问他的。我知道这个新居在老靶子路北边一条小路内，东边不远就是北四川路。但我因出狱不久，不敢去他那里。彭述之向我解释：他劝老头子搬家并非不信任我，而是怕我爱人经不起考验。距今不久之前我去福生路找陈独秀的旧居，看见那几条短弄堂都不存在了，原地建起了简陋房屋。
我们酝酿左派反对派时，陈独秀就住在老靶子路北边房子。那时我们几家人都住在提篮桥附近，陈独秀每日从老靶子路到这里来同我们辩论。只有彭述之一人去陈独秀家里。
约在1930年，陈独秀搬到熙华德路邓脱路口一个弄堂里来，他住前楼，别处还有房客。几个人都可以到他家里去。彭述之不用说，我也去，马玉夫也去，似乎尹宽没有去。我在那里第一次看到小潘。
从上海工人第三次暴动前陈独秀住到中央宣传部的时候起，他就没有女伴了。在武汉那几个月里没有女伴，回上海来住福生路、老靶子路等，直至此时都没有女伴。我有一次去福生路，在他的房间里看见一个舞女打扮的时髦女人，低着头，坐着不响，我说了几句话就走了。这人显然不是小潘。陈独秀当然不肯同我谈小潘，但抗战胜利后小潘自己同我谈了。她说，她租赁亭子间，与老头子同一幢房屋，由此认识的。她没有明白说就在这个邓脱路口弄堂，但我想就是在这个地方。
一天，我在虹口小菜场附近走路，忽然遇着陈独秀，便同他一路走，问他为什么到这里来。他说，他那里有个房客告诉小潘说，前楼那个老头子是个“老西”（意为共产党），他要找房子搬家。我说，那就要赶紧搬。他说，问题还没有严重到这个地步。我说，我来帮你搬家。以后，过了一段时间，他自己找到了周家嘴路上爱尔考克路东边一条大弄堂内最后一条横弄中间，直对总弄大门的一家裁缝铺楼上。我帮他雇了板车，搬定了家。除我以外没有人知道这个地方。在这里住了约一个月，他又搬到同弄内另一家屋子去。我事后才知道。1931年5月21日晚上我得知捕人消息，就是来这里通知他取消明日会议的。这个大弄即使今日尚在，我可以找到裁缝铺楼上，却找不到他后来搬去的房子了。
如此造成了惟有我一个人知道陈独秀住家的事实，任何人要找陈独秀都必须通过我。这个事实渐渐成为我们这个小圈子内所有的人所知道了，连赌气不同我往来的马玉夫也知道。那时马玉夫已经准备出卖我们。他不知道陈独秀住在什么地方，但知道通过我可以找到陈独秀的家。1931年5月21日夜里我们被捕关进提篮桥巡捕房时，警备司令部探员王斌第一句话就是要我“帮帮忙”交出陈独秀的住址。他要求西捕头用刑，西捕头不肯。几天之后，我们引渡到西门白云观侦缉队时，王斌说：“过了那么多天，陈独秀早跑掉了。”
听说，我们被捕后，有人劝告陈独秀立即搬家，他说郑超麟不会说出的。以后不知何时，他还是搬了家，起初仍在沪东，一二八战争时搬到卡德路附近。每次搬家，小潘都在一起，那时她不知道我姓甚名谁，曾问陈独秀：“那个小胖子为什么好久不来了？”1932年被捕时，据官方文书，他住在岳州路永吉里11号。这就是陈独秀在上海最后的一个住所。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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