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觀濤1932年夏，兼任贛粵閩邊區剿匪總司令部（總司令何應欽）第8路司令官，負責清剿江西東北部之共軍方志敏、邵式平部。1935年1月，國軍於懷玉山圍殲共軍方志敏、劉疇西（紅軍第十軍團軍團長）部，趙中將於該役有指揮堵截之功。

 北伐是哪方面要求的

郑超麟

（1987年12月19日）

　　〔说明〕刊载于范用编《（现代稀见史料书系）郑超麟回忆录（下册）》，东方出版，2004年3月出版。

　　沈雁冰回忆三二〇中山舰事件时，说事件发生后，陈延年向上海中央请示，中央回电，要陈延年“尽量让步，争取蒋介石在下半年出师北伐。”（见上海师范学院1979年11月出版的《资料与动态》第七期内《访问沈雁冰同志关于中山舰事件等问题》一文）

　　照沈雁冰的话说来，北伐是中国共产党方面要求的，为了争取蒋介石合作，故在中山舰事件上尽量对蒋介石让步。

　　我在《回忆沈雁冰》一文中反驳了沈雁冰这个说法。我说；“上海中央决不会告诉陈延年要‘争取蒋介石下半年出师北伐’，因为是蒋介石自己要出师北伐，而陈独秀当北伐出师时还在《向导》上发表文章反对北伐哩。”我的话是说：北伐并不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方面要求的。

　　那么北伐也许是共产国际方面，即苏联方面，要求的吧？许多人都有这种想法，我自己以前也有这种想法。1944年下半年，我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北伐计划本是鲍罗廷向蒋介石提出的，总之是俄国政府的主张。”

　　不久之前，我看到了一个旧文件，才知道我这个想法，以及许多人的想法，原来是错误的。北伐既非中国共产党中央方面的要求，亦非苏联政府方面的要求，只是蒋介石方面的要求。

　　这个旧文件就是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1926年3月25日通过的一项决议，题为《我们对于中国和日本的政策问题》。这项决议中的第二十一条，原文如下：

　　“广东问题——在当前中国革命运动缓慢发展的时期，应当把广东，不仅看作一块临时性的革命跳板，而且看作一个具有三千七百万人口的广阔国土，需要一个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正确的和稳定的治理，广东政府应当竭其全力进行土地改革、财政改革、行政改革和政治改革，应当发动广大民众参加政治生活，以加强南方共和国的内部力量，应当加强自卫的能力。
　　广东政府，在现时期，应当着重拋弃任何军事讨伐的念头，一般说来，应当抛弃任何足以惹起帝国主义军事干涉的行动。”

　　这一条中，没有加着重点的一段主张广东政府应当整顿内部，发动群众，加强防御力量，加了着重点的一段则更以明白语句反对北伐。

　　决议是1926年3月25日通过的，此时恰在中山舰事变以后五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即使已经知道蒋介石政变的消息，也未从这个政变作出应有的结论，而决议原文则是委员会在3月20日事变以前起草好了的。

　　这个委员会由四个政治局委员组成，主任是托洛茨基，委员是契切林、捷尔任斯基、伏罗希洛夫，三个都是反对托洛茨基的。当时，托洛茨基已经是“失去武装的先知”了，但斯大林还不能独霸政治局，在九个政治局委员中，三个是布哈林派，两个是斯大林派，两个动摇于布哈林和斯大林之间，外加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此时，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季诺维也夫反对派尚未结成联合战线。在此情形下，斯大林可以放心让托洛茨基当委员会的主任。这个决议，有些历史家曾征引来说明：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对于中国问题，迟至1926年3月，尚末发生分歧。这个证明是不对的。因为决议说的仅仅是苏联的外交政策，是国家对国家的关系，并不涉及共产党和国民党内部关系的问题。这个决议通过以后约十日，政治局讨论中国问题时，托洛茨基就要求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差不多同时两个反对派的联合也成立了。可见，不能够凭这个决议来证明迟至1926年3月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没有分歧。

　　这个决议虽非秘密文件，但从开放后的哈佛大学档案取出这个文件，仍有重要的发现。原来，上引决议中加了着重点的那一段话，旁边有托洛茨基亲笔注释：“这是斯大林提出来插入的。1926年3月25日记。”由此可见，1926年3月25日斯大林不仅同意这个决议，而且比决议原来的措辞更加露骨地反对北伐。（决议及旁注原文，见美国出版的英文《托洛茨基论中国》书中）

　　那么为什么仅仅过去几个星期斯大林又赞成而且大力支持北伐了呢？

　　这个转变是蒋介石制造的中山舰事件造成的。这个事件发生时，鲍罗廷本人不在广州，但布勃诺夫使团在广州，身历其境，明白当时的形势。布勃诺夫使团当然向苏共政治局4月初会议说明了蒋介石造成的局势：对他让步，或同他破裂。当时托洛茨基主张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季诺维也夫也反对继续留在国民党内，这就是主张破裂。但政治局的多数派，即斯大林和布哈林集团则主张让步。鲍罗廷奉此让步指示，于4月29日回到广州，5月初同蒋介石谈判，5月9日，两人达成了“三项君子协定”。

　　一、共产党接受蒋介石的建议，限制他们在国民党中的活动；
　　二、蒋介石同意鲍罗廷的主张，采取对右派的措施；
　　三、鲍罗廷明确地同意支持北伐。

　　这里，第一项是鲍罗廷对蒋介石的让步，第二项是蒋介石对鲍罗廷的让步，第三项又是鲍罗廷对蒋介石的让步。

　　“三项君子协定”仅见于向青的著作所引，以上是从向青著作引来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论文集》第112页，《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的历史概述》第63页）原书未用引号，当是引用大意的。但向青未说明材料的来源。

　　这里可注意的，是第三项。“鲍罗廷明确地同意支持北伐”，这就不是表示道义上或其他方面的支持，而是表示军事上的支持，具体说来，即军火上、金钱上、军事顾问上的支持。这样的支持，鲍罗廷必须事先获得斯大林的同意。

　　试看，同一年3月25日，斯大林在政治局决议中坚决反对北伐，而到5月9日，相距仅44日，他就变反对为赞成，而且同意用巨大的物质代价来支持北伐了。

　　这第三项协定又说明了，北伐是蒋介石方面要求的，蒋介石强迫斯大林出枪、出钱、出顾问来支持他的北伐。

　　“三项君子协定”仅见于向青著作所引，这可以说明这个“协定”是秘密的，不仅对一般人守秘密，而且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对陈独秀守秘密，否则陈独秀不必特派彭述之去广州反对接受“党务整理案”，而鲍罗廷也不必以“个人签字”方式抵制陈独秀的反对了。

　　北伐结果，出于蒋介石、鲍罗廷、斯大林、陈独秀等人意料之外，那是历史常常发生的事情。正如列宁说的：历史比最高明的政治家所能想象的都更加复杂，更加狡猾。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