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殊 抗战时期的最高机密：“岩井公馆”

 1

抗战时期的最高机密：“岩井公馆”
七七事变后不到一年的时间，日军就迅速占领了中国的半壁江山。这时，日本外务
部门迫切需要有一个针对重庆国民政府的情报机关从事情报的搜集、分析，以便为下一
步的侵华战争做决策参考。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外务系统的日特机关“特别调查所
”，于1938年4月在上海宝山路应运而生。
“特别调查所”亦名“岩井公馆”，岩井英一是个中国通，汉语流利，曾数次被派
任驻渝蓉日本领事机构外交官，时任日本驻沪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岩井英一虽然职位不
很高，权柄却很大，上海的日本和汪伪特务组织的活动经费全由他掌握核发，取得了操
纵、干预日伪特务组织的权力，而且他还有强烈的政治野心，图谋在中国建立和扩张他
自己的势力，以此作为资本，在日本官场中攀升。因此，岩井英一对成立和运作这一特
务机关非常卖力，成立之初也确实小有斩获，受到日本外务部门的夸奖，这让他对这一
机构更加寄予厚望。
袁殊，本文另一个重要人物，1911年出生于湖北省蕲春县一个没落的官宦人家，幼
年随母迁来上海浦东。1929年留学日本，专攻新闻学，接触了一些进步思想，回国后担
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常委，参加上海左翼文艺活动，创办《文艺新闻》。其间，
袁殊以读者来信询问的形式率先披露了左联五君子遇害的消息，震惊了全国。1931年10
月，年仅20岁的袁殊经潘汉年，本文第三个重要人物，介绍加入了CCP，成为中共情报
组织“中央特科”的一员。
1939年，投靠日本的汉奸特务李士群、丁默村在主子的指使下，在上海极司菲尔路
76号成立特工总部，在租界内掀起白色恐怖。袁殊决心消灭“76号”这个特务魔窟，就
组织一批工人，准备挖地道安放炸药，将之炸毁。不料，已经秘密投靠汪精卫的军统上
海组组长王天木将袁殊出卖，袁殊随后被“76号”逮捕，并准备将他处决。潘汉年叫袁
殊的妻子马景星立刻去找岩井英一设法营救。岩井当即答应了马景星的要求，亲自赶到
“76号”要人。岩井给袁殊设宴压惊，并透露了准备请他帮助主持“岩井公馆”的想法
。袁殊随即请示潘汉年，潘汉年权衡全局后同意了。于是，袁殊就发表亲日的《兴亚建
国论》，同时根据潘汉年指令，在“岩井公馆”内成立了“兴亚建国运动”本部，并担
任总干事，接着在岩井的支使下，袁在各家中外文报纸上发表《兴亚建国论》，为“大
东亚共荣” 张目，成为公开的汉奸。后来，经潘汉年同意，袁殊介绍潘与岩井直接见
面，潘随即返回香港。
不久，名记者、国新社香港分社社长、共产党员恽逸群由党派来上海，也被安排在
“岩井公馆”工作。袁殊说：“‘岩井公馆’对内对外由我总负责，老翁负责人事和经
理部门，老恽负责文化、教育事业。我们三个人是一辆三驾马车，一定要紧密团结。各
部门负责人几乎是共产党员。
“岩井公馆”的活动，可概括为四方面：政治、情报、文化、武装。四个部门的工
作人员分别在“岩井公馆”的四幢楼房内工作，岩井英一每月拨给大量“军票” (日本
侵略者专门在沦陷区发行的一种没有准备金的纸币，以搜刮中国人民的血汗，供应日本
部队和机关的开支)。因此“岩井公馆”经费充足，一切开支实报实销。
对于潘汉年这样的著名人物，岩井不可能不知晓。情报老手岩井心知肚明却不露声
色，鉴于潘表示可以帮助他搜集大后方情报，岩井经研究请示后派遣袁殊赴香港，同意
潘为“岩井公馆”搜集情报的请求，并请潘提供一个合作工作计划给岩井本人。
潘提出每半个月向“岩井公馆”提供一次情报，要求岩井每月供给2000港币作为情
报费用，而且希望岩井能给一笔在香港办刊物的开办费。岩井接报后立即答应了潘汉年
的要求，并派日本驻香港领事馆情报官员小泉清一与袁殊一道会见潘，交付潘首期刊物
开办费一万港币，以后潘须每半月向小泉提交一次情报，小泉每月付款一次。潘与廖承
志、张唯一商量后，布置中共打入军统的内线提供情报，交由廖承志经陈曼云给付与小
泉清一完成交易。利用日本特务经费在香港创刊的《二十世纪》杂志也开张了，其编辑
部顺理成章也成潘汉年的情报机关之一。陈曼云从小泉口中也证实，岩井早已认出化名
“胡越明”的潘汉年，并为得以同中共情报首脑人物合作而高兴，尤其关心“胡先生”
的安全。既如此，日、伪、蒋、共四家情报人员搅合在一起，唯有蒋家被蒙在鼓里，其
余三家均已“知己知彼”，算是打入日伪情报机关，还是心照不宣的亲密合作?只能见
仁见智了。
我们来看这个事例。珍珠港开战时，潘汉年正在上海，日军同时攻占香港。如此，
在香港的大批中共或亲中共人士面临日军捕杀的危险。在港的廖承志按照延安的指示撤
退在港人员，但经历极其艰难危险，廖不得不指示所有撤退人员遇险时需各人顾各人。
潘把分别撤退至内地和上海的方案报经延安批准后，便立即寻求岩井协助。岩井认定这
批共方人士将对削弱国民政府起巨大作用，遂完全同意协助潘将他们撤离香港。不但同
意给潘所派遣的叶文津出具日本公函与日驻香港总领事馆接洽，还派遣他的助手德田陪
同叶文津前往香港协助办理。在日本特务机关的通力协助之下，在香港的共方干部与“
爱国人士”顺利撤退到内地与上海。
而潘汉年则更进一步要求岩井提供在上海的安全保证，条件是潘系情报人员“继续
为‘岩井公馆’搜集中国内地和大后方的情报。”如果我们知道当年“内地和大后方”
泛指国统区的话，理应明白点什么。岩井当即答复“我们欢迎胡先生继续与我们合作。
就请胡先生给我们拟一份在上海开展工作的计划，我们仍将在经费上给予必要的支持。
”并且，他第二天就以自己的名字在汇中饭店租房供潘专用，还出具了驻上海日本总领
馆签发的特别证件，不许日本军、警、宪、特对持证人“有所查询”。如此，中共人员
享有特权在敌占区搞情报工作，也算人类情报史上的奇迹。在岩井的引介下，日本驻华
特务总头目影佐祯昭中将也在“六三花园”宴请了潘汉年。当日伪竭尽全力搜捕国方任
何派遣及嫌疑人员，一旦落网便严刑逼供然后杀害的情况下，如此礼遇共方情报人员，
意味着什么?
1941年毛ZD致密电给新四军政委饶漱石：“望派人代表我与日汪商谈‘联日反蒋’
，并立即停止部队与日军的战争行动”(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明的回忆录)。
饶把这个任务交给情报部长潘汉年，潘随即赴上海“岩井公馆”找他的搭档袁殊，
再会见岩井，然后他们三人再去见日寇派驻中国的最高特务机关“梅机关”首脑影佐帧
昭少将。岩井和影佐早就与潘汉年有“交换情报”的亲密关系，互相熟悉，现在知道潘
已不是一般情报员而是“毛ZD特使”，就优礼有加，在举办欢迎盛宴后会谈3天，达成
了重要默契，写了会谈纪要，主要内容是：日军与中 共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互相
和平共处;中 共负责保护铁路交通安全，不得破坏;中 共可到日占区采购战略物资;对
中 共开放长江封锁线，中 共人员物资可顺利在长江两岸通行等。
这些默契使双方获得极大好处：日寇不再受中 共部队威胁，得以抽调大量兵力通
过铁路进攻僻处西南的国军和东南亚盟国军队;中 共则不再担心日寇扫荡，开始在日占
区后方攻占所有国民党抗日根据地，使中 共大大扩张了地盘和军力，为后来推翻国民
党政府奠定了基础。
1942年初，由日本外务省安排，袁殊等人作为“兴亚建国运动”的代表，应邀到日
本访问。后来，袁殊又兼任了清乡政治工作团团长、江苏省教育厅长、清乡专员以及伪
保安司令等一系列伪职。
抗战胜利后，袁殊和恽逸群二人乘小汽车来到西藏路上的联华银行，把沉甸甸的三
只大皮箱寄存在这家银行的仓库里，三只皮箱中装满了黄金、外币和房地契、银行单据
等，当时价值近千万元。三天后，他们避过了国民党接收人员的侦查，前来把三只皮箱
取走，全部交给了中共地下党。
除此以外，当时中共派人来上海筹划出版《新华日报》，袁殊、恽逸群就把“岩井
公馆”的一幢房屋，交该报作为社址，又把“岩井公馆”所属新昌印刷厂的厂房、机器
和器材交给该报社使用。不久，夏衍受党指派，来上海创办《建国日报》，也缺少经费
，袁殊、恽逸群又把“岩井公馆”的新闻纸100筒、油墨20大桶，装满3大卡车，送给了
《建国日报》社。
鉴于抗战胜利后惩罚汉奸的呼声，中共安排他们到解放区去。袁殊随即把敌伪留下
的枪械、弹药装了几只木船，和翁从六等人一起奔赴苏北解放区，恽逸群随后也离开了
上海。自此，“岩井公馆”走进了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袁殊在北京《世界知识》杂志社任撰稿人，1955年因“潘
杨事件”含冤入狱，1982年获正式平反，1987年11月26日在北京逝世。恽逸群在1952年
3月被错误开除党籍，1955年因潘汉年冤案而入狱，1978年12月10日因病去世，1980年4
月获得平反，1980年 10月恢复党籍。翁从六到解放区后主要担任财经工作，1947年11
月12日石家庄解放后，他和同志们乘一辆运输车去石家庄时，因中途车祸而牺牲。

【 以下文字转载自 everybodydeservestruth 俱乐部 】 发信人: fuxeto (富士德), 信区: everybodydeservestruth 标 题: 林辉：毛除之而后快的中共“五方特务”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Wed Sep 7 17:16:16 2016, 美东) 从9月1日起，中共军网开始刊登“军事解密”系列，首个系列讲述的乃是中共“红色特 工”，其中就包括中共绝无仅有的“五方特务”袁殊。其“五方特务”的意思是除了为 中共提供情报外，还同时兼有中统、军统、日伪以及青红帮成员等多重身份。 这样的人物在近代历史上十分罕见，不过，军网没有披露的是他可悲的下场。笔者文中 的若干史料来自顾雪雍撰写的《我所知道的“五方特务”袁殊》一文。顾雪雍的舅父恽 逸群曾任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社长，中共华东局政治秘书，是袁殊的结拜兄弟，因此了 解不少内幕。 误入歧途 成为“五方特务” 1911年出生于湖北蕲春的袁殊，早在上海立达学园读书时，就接受了“无政府主义”思 想，参加学生无政府主义团体“黑色青年”。16岁时参加北伐战争，左倾思想出现端倪 。之后留学日本，学习新闻学，并开始接触马恩思想。回国后，他担任了中国左翼文化 总同盟常委，创办左联刊物《文艺新闻》周刊，并积极发表著作和译作，宣传马克思主 义。 不久，袁殊离开左联，1931年加入中共并参加了中共中央特科，在中共另一个有名的特 务头子潘汉年手下从事情报工作。潘汉年要求他逐渐退去左的色彩，变成灰色人物，打 入国民党上层。1932年春，通过表兄贾伯涛的关系，袁殊见到上海市社会局长、中统头 子吴醒亚，打入了中统内部。后来他由吴醒亚介绍，成为新声通讯社的记者，从而可以 出席南京政府的记者招待会，并在期间认识了日本驻沪领事馆的副领事岩井英一，这也 使他获取的涉日情报又快又准。岩井后来每月付袁殊200元的“交际费”。 为了获取更广泛的情报，袁殊还加入了上海有名的青红帮，成为和杜月笙等人平起平坐 的兄弟。1937年6月，潘汉年以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回到上海。自此，袁殊在 潘汉年的领导下，为中共输送多方情报。 抗战全面爆发后，袁殊与日本领事馆的关系，引起了国民党情报机关的重视，他也因此 获得了军统身份，由戴笠亲自任命为军统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后来他还出面组 织了专门惩办侵略者与枪杀臭名昭著的汉奸的行动，并得到了军统局的奖励。其后，因 身份被南京伪政府特务组织识破，袁殊差点被处死。在生死关头，岩井将其救下。为感 谢岩井救命之恩，袁参加了日寇的特别调查组和后来的日本特务机关“岩井公馆”，公 开了汉奸身份。 至此，袁殊成为了拥有五方背景的“五方特务”，但其核心还是为中共服务。 为中共提供大量情报 有着如此多重身份的袁殊，从“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直至1946年，为中共提供了大量 有价值的情报，他甚至利用日本人岩井英一的钱为中共设立电台、提供活动经费。彼时 ，“岩井公馆”几乎成为中共的情报工作据点。他从日本人手中获取的情报包括远东慕 尼克活动、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战略动向的变化、日伪内部的人事更迭、苏南日军的兵 力部署和清乡行动具体时间，等等，而他交给日本人的情报则没有什么特别价值。 中共依据这些情报，建立了通往中共根据地的秘密交通路线，方便人员进出，而栗裕部 队则凭借及时的情报，跳出了日伪合围的“篱笆墙”。 至于给国民党军统的情报，袁殊则是有选择性的。但他亦接受军统的命令，还为军统组 织了两次特别行动，比如暗杀日伪特务头子李士群等。 在日伪期间，袁殊的种种努力，很受日寇赞赏，于是安排他在汪伪政府中担任许多重要 伪职，如清乡政工团团长、教育厅长、宣传部长、保安司令等，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 他成为仅次于汪精卫的大汉奸。 参与屠杀国民党报人 根据顾雪雍的文章，袁殊之所以能得到日本人的信任，还在于他帮助日寇镇压抗日报人 。在江浙等省沦陷，上海的外国租界成为被日军包围的“孤岛”后，坚持留守上海的国 共两党抗日报人，为抵制日寇新闻检查的要求，纷纷聘请外国人当挂名老板，出现了10 多家“洋商报”。日伪政府于是采用恐怖手段来对付抗日报刊和报人，先后有近40位报 纸总编辑、经理、主笔、记者、编辑遭到杀害和绑架，大多数报社遭炸弹袭击，恐怖气 氛弥漫上海。 后来人们发现，遭难的报人全是国民党报纸的人，被炸的报社也都是国民党方面的报社 ，而中共的报社和报人却都安然无恙，于是人们渐渐将怀疑的目光集中在袁殊身上，因 为日伪特务是不了解报界情况的，而名记者袁殊是中共党员，很可能是他向日伪提供了 施暴的黑名单。 这说明，袁殊为实现党性而不惜泯灭人性，残害抗日的昔日的朋友们，而这背后折射的 是中共假抗日、真破坏的险恶用心。 代表中共与日军秘密谈判 1955年潘汉年被捕时，官方公布的罪状是：“瞒着党私自会见汪精卫，违反党纪，造成 不良影响。”事实上，潘的真正罪名是在毛的授意下，与日军秘密谈判。 顾雪雍在文章中披露，抗战开始后，毛泽东深感与日军作战只会吃亏消耗实力，就制定 了“联日反蒋”的谋略，并致密电给新四军政委饶漱石，让其派人代表毛与日军谈判。 饶把这个任务交给情报部长潘汉年，潘随即赴上海“岩井公馆”找他的搭档袁殊，再会 见日本特务头子岩井，然后他们三人再去见日寇派驻中国的最高特务机关“梅机关”首 脑影佐帧昭少将。岩井和影佐早就与潘汉年有“交换情报”的亲密关系，互相熟悉，现 在知道潘已不是一般情报员而是“毛特使”，就优礼有加(给他特别通行证，让他以“ 胡越明”假名按月在“岩井公馆”领取大量活动费，在最高档的汇中饭店开了房间给他 居住)，在举办欢迎盛宴后会谈3天，达成了重要默契，写了会谈纪要。 纪要主要内容是：日军与中共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互相和平共处；中共负责保护铁 路交通安全，不得破坏；中共可到日占区采购战略物资；对中共开放长江封锁线，中共 人员物资可顺利在长江两岸通行等。这些默契使双方获得极大好处：日寇不再受中共部 队威胁，得以抽调大量兵力通过铁路进攻僻处西南的国军和东南亚盟国军队；中共则不 再担心日寇扫荡，开始在日占区后方攻占所有国民党抗日根据地，使中共大大扩张了地 盘和军力，为后来推翻国民党政府奠定了基础。 谈判结束后，潘经影佐批准，并由影佐指派伪江苏省长兼汪伪政府警政部长的特工头目 李士群陪同潘赴南京会见汪精卫，通报了会谈内容。 潘汉年代表毛与日寇谈判，袁殊既是翻译，又是潘的助手，所以袁殊也是中共代表之一 。毫无疑问，潘的这些活动，全都受命于毛泽东，潘汉年和袁殊都是为毛的卖国行为背 黑锅的。 改名但抹不去印记 由于袁殊的成功伪装，国民党一直都没有识破其真实身份。抗战胜利后，袁殊被任命为 忠救军新制别动队第5纵队指挥和军统直属第3站站长，并被授予中将军衔。直到1946年 初，国民党方面才知晓袁殊去了中共的根据地，“抗战有功人员”袁殊立即变成了“共 党汉奸”。军统对袁殊下了通缉令，并派人去苏州抄家。国共“双十”协定签订后，袁 殊随军北撤。 时任华东组织部部长的曾山、也就是曾庆红的老爸亲自找袁殊谈话，让袁殊暂时改名， 跟他姓曾。从此，“曾达斋”的名字一直用了几十年。此后，他在山东、东北、大连等 地从事策反和在遣返日本军人侨民中收集情报等工作。然而，名字虽然改了，但历史的 印记无法抹去。袁殊的余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坐了二十多年中共的牢 中共建政后，袁殊来到了北京，转到了李克农的情报部门，做日美动向的调研工作。其 上级潘汉年每次到北京开会，两人都会见面。最后一次，即1955年，袁殊到北京饭店看 潘汉年，潘十分伤感的说了一句：“凡是搞情报工作的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中外同行 都一样。” 果不其然，潘汉年很快被逮捕，受其牵连，袁殊也随后被捕，判刑12年，恽逸群判刑10 年。1967年期满，正是“文革”，袁又再度被押8年。1971年，袁殊在秦城监狱写下“ 豪情自负忘生死，毁誉一生甘自羞”的诗句，不知道他为何而“羞”。1975年5月出狱 后，又被送到武昌大军山的一个农场，进行劳动改造。1980年回到北京。其妻子离婚后 再嫁，文革中不堪批斗而自杀，两个儿子与他划清了界线。而潘汉年早已病死在湖南劳 改茶场。 受潘、袁案牵连的共有2千多人，这是中共炮制的又一大冤案，而根本原因是潘和袁掌 握了毛勾结日寇破坏抗战的卖国罪证，毛为了维护自己的名声，必须将知情者灭口，而 这是毛一贯的残忍作风。 死前常嚎啕大哭 文革结束后的1982年，袁殊被中共平反，但精神状况不佳。据恽逸群回忆：“有一年春 节，袁照例邀请多位老友到他家吃饭庆贺新岁，大家坐在他家客厅里等他，袁从楼上卧 室走下来，走到楼梯一半时停下，突然嚎啕大哭起来，等一会走下与大家见面，又谈笑 如常，好像没有发生过这一幕，大家也不问他，因为大家明白，经常变脸使他心理扭曲 ，变得悲喜无常了。” 晚年，袁殊回忆几十年曲折多变的经历，几十年的坎坷苦难，精神时时受到折磨，最后 竟像疯子一样大叫大喊，大哭大闹，狂燥不安。1987年11月26日，袁殊死于北京，应了 潘汉年那句谶语：“凡是搞情报工作的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中外同行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