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产国际曾阻止南昌起义，起义被迫推迟一天 | ||
| 何 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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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于1919年3月的共产国际对推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发挥过许多重要作用。然而，它凌驾于各国无产阶级政党之上，加之对各国具体情况不了解，在指导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过程中犯了许多瞎指挥的错误，给革命事业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就有共产国际的重要因素，而对南昌起义的态度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南昌起义：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先发制人”的选择 在共产国际对蒋介石、汪精卫一再纵容和让步的错误政策的实施之下，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终于被蒋、汪国民党右派葬送了，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长沙“五·二一”马日事变、武汉“七·一五”分共大屠杀，中国民主革命的光明前途被淹没在共产党人、革命群众的血泊之中。 然而就在国民党右派大举屠刀向共产党人砍来之际，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却给中共中央发来一则电文，要求“制止工农的过火行动，将新的工农分子安排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组织革命法庭，由一位著名的国民党员任主席，来审判反动官吏……”当时这份令人啼笑皆非的电文在武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由共产国际顾问罗易宣读时，大家都感到莫斯科太不懂得武汉的情形了，这一指示是无法执行的。 面对突如其来的政变，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当时由于汪精卫在汉口的大开杀戮，中共中央转移到相对比较平静的武昌办公，而李立三、谭平山、林伯渠、彭湃、恽代英等党的领导骨干先后前往江西南昌。大批的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也都在向南昌汇集。 在武汉汪精卫“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走一个共产党员”的叫嚣声中，心力交瘁的陈独秀被共产国际作为大革命失败的“替罪羊”，于无奈中向中央递交了辞去总书记职务的信函。在7月12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受到缺席批判，被共产国际撤销了总书记职务。在这次会议上由周恩来、张国焘、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组成了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周恩来任军事委员会书记，瞿秋白被共产国际指定接替陈独秀的工作。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挽狂澜于既倒，在中国革命面临严重挫折的关键时刻，毅然提出了先发制人的建议，他指出：“现在大批同志都随国民革命军张发奎率领的第四军行动，万一张发奎受环境所逼转而反共，那我们在四军中的同志将被一网打尽，与其受人宰割，不如先发制人。” 周恩来“先发制人”的策略，就是开展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他的这一想法反映出当时所有共产党员对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大肆杀戮革命者、导致革命失败的痛恨和反击心理。正是在这一心理状态下，党内高层一些同志提出了一个建议：在南昌组织暴动，用武装回击国民党反动派。这一建议与周恩来的想法不谋而合，周恩来当即对这一建议表示赞成，他认为，“在南昌由叶挺部的发难，联络湘鄂赣一带的工农群众，可以形成反武汉反南京的中心”。大革命时期曾在汕头工作过、对东江地区较为熟悉的他还想得更多更远：南昌的地形不易立足，主张暴动后移师广东，以东江为根据地，汕头有个出海口，可以与苏俄联络。于是他要求中央从速确定南昌暴动计划和策略，并要求共产国际经由汕头迅速予以军火和物资的支持。 事不宜迟，周恩来马上和在武昌的个别中央政治局成员张国焘等人召开了会议，讨论批准了南昌起义行动计划，并讨论确定起义领导机构：前敌委员会及其成员。 按照会议的决定，周恩来于会后马上出发，取道九江，7月27日赶到南昌，在江西大旅社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宣布南昌起义的最高领导机构前敌委员会成员：周恩来任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人为委员。并成立了起义总指挥部，由贺龙任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任参谋长。参加起义的有贺龙指挥的原北伐军第二十军，叶挺指挥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蔡廷楷指挥的第十一军第十师，周士第指挥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两个团和朱德指挥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总兵力2万余人。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在不露声色之中按计划紧张地进行，起义时间定在7月31日。 这是中共中央在没有共产国际参与和干扰下独立自主作出的第一次重大军事行动。共产国际知道后会是什么态度呢？ 共产国际来电阻止南昌起义，起义在激烈争论中推迟一天 此时，在汉口，共产国际新派来的全权代表罗明那兹听到张国焘向他报告中共中央决定于31日在南昌举行起义的消息，初来乍到的罗明那兹对中共中央没请示共产国际就决定这一重大军事行动显得茫然不知所措，声言一切要请示莫斯科，等莫斯科作最后决定。而后他向共产国际发去电报，报告了中共中央的南昌起义决定。7月26日下午4时，罗明那兹在汉口召开了在汉口的临时中常委成员会议，参加的有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顾问加伦将军和翻译，中央常委张国焘、瞿秋白、张太雷等人。 共产国际阻止南昌起义的态度在这次会上得到表露。先是加伦将军对南昌起义的必要性提出质疑。他说，他刚会见张发奎军长，与之研究军事问题，张军长同意将其所统率的军队第四军、第十一军和第二十军三个军集结在南昌和南浔线上，不再东进，并逐渐转移，回师广东。加伦将军认为，在这样情况下，我们可以和张氏一同回师广东，对争取在军事上共同反蒋极为有利。如果发动南昌起义，势必与张氏闹翻，在拥有优势兵力的对手阻击之下，我们恐怕难以到达东江。他说，除非张氏不同意上述条件，那我们就只有在南昌行动起来。 接着是罗明那兹宣读共产国际给伯纳（即罗明那兹）和乌拉尔斯基（即加伦将军）发来的暧昧的实质是不支持南昌起义的电文： “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指南昌起义）是可行的，否则，我们认为更合适的（办法）是让（张发奎部的）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到农民中做政治工作。我们认为乌拉尔斯基（即加伦将军）和我们其他著名的合法的军事工作人员参加（南昌起义）是不能容许的。 （共产国际）最高领导机关。1927年7月25日 抄送伏罗希洛夫、加拉罕同志” 罗明那兹就电文作了更清楚的说明：共产国际的意思是倘若这暴动没有成功的把握，最好不要发动。张发奎部的共产党人可全部退出，到农民中去工作。如果中国的同志坚持要发起南昌暴动的话，共产国际派来的加伦将军和其他军事顾问是不允许参加的。另外，莫斯科目前也没有经费可供南昌暴动使用。他还强调说，这份电报是斯大林同志亲自草拟并由布哈林署名的。 鉴于中国共产党人对南昌起义的坚决态度，罗明那兹尽力施展解数，主要是采取打压的办法，使会议做出与共产国际的指示比较接近的三点决议：1、由于敌我双方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因此应推迟起义时间；2、加伦将军的建议是可行的，应由周恩来与张发奎取得联系，共同商量军队转移广东东江事宜；3、派张国焘马上赶往南昌宣布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这次会议的决定。 罗明那兹是了解莫斯科来电的真正意图是阻止南昌起义的潜台词的，他以最大的努力在贯彻这一潜台词所体现的真正旨意。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在国共关系破裂中遭到严重摧残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没有消沉，而且没有以前驯服了，他们开始有自己的想法和主张。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罗明那兹最终拿出了共产国际的“纪律”这张王牌，才勉强作出了上述三点决议，在他看来，用“推迟起义时间”这个办法最妙，既符合莫斯科的“潜台词”旨意，又不会使莫斯科站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对立面，因为当时谁也不好说南昌起义不应当举行。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当然最希望起义一旦“推迟”就无限期“推迟”下去。他最希望采取决议的第二点办法。这也是莫斯科最热衷的想法了。 于是张国焘当天起程。动身之前，他想到了一个问题并向罗明那兹提了出来：“万一因时间或其他原因来不及阻止南昌暴动，又应如何？”罗明那兹除表示应坚决予以阻止外，不愿对这一问题作负责的表示。张国焘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他在九江因为等候火车逗留了两天，直到30日早晨才到达南昌。这时离原定的31日发动起义仅有一天时间了，起义的各项工作已经基本就绪。 张国焘把上述决议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深感意外，他断然拒绝了第二点决定，因为当时他已知道张发奎和汪精卫、孙科等人到庐山举行会议，而且已经出现针对南昌的迹象，他觉得这位南昌守军军长很可能会掉转枪口对付革命者。他对第一点决议予以部分接受，只提出可以把起义时间推迟一天。张国焘也同意了。然而在几个小时后，张国焘似乎还觉得不妥，建议周恩来再推迟起义时间。不易动怒的周恩来发火了，他说：“够了，别再犹豫了，有责任我担着。”但张国焘决定马上召开前委紧急会议讨论这个问题。7月31日上午，前委紧急会议就在江西大旅社里召开，关于要否再次推迟起义时间严峻地提到大家面前。大家都明白，从张国焘带来的共产国际来电和7月26日汉口会议作出的决议传递了一个很暧昧却又很清楚的意思，那就是要阻止这次起义。会议的争论极为激烈，会上，由于张国焘坚持要再推迟起义时间，周恩来愤而提出辞职，会议的气氛达到白热化。张国焘后来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说到了这次激烈争论的场面： “周恩来愤而辞职的表示，使这个极度紧张的会议达到了沸腾点。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除了叶挺和我外，都不愿对原有的决定作任何的改变，这是极为明显的。他们都好象骑上了虎背，抱有义无返顾的气概。……我自不愿意闹到不易收拾的境地，除批评了几句周恩来那种要挟式的辞职表示外，也就到此止步。” 会议的争论直到中午，最后终于决定8月1日拂晓举行起义。 但事情又起变化，会后发现敌人在异常调动，考虑到可能泄密。于是周恩来当即决定于午夜提前起义。起义部队经过5小时激战，很快占领了火车站、政府办公机关等要地，到8月1日天亮之前，战斗已基本结束，起义军全歼南昌守军朱培德部约三千人，缴枪万余支，控制了南昌全市，起义取得了胜利。 8月3日，蒋介石调动军队进攻南昌，起义军陆续撤出南昌，按计划南下广东。因敌我力量悬殊，于10月初在广东潮汕地区三河坝激战数天后被打散，一支转移到海陆丰，与彭湃领导的农民武装一起坚持斗争。另一支由朱德、陈毅率领，转战湘粤赣边区，最后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红军汇合，共同建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南昌起义在阻力重重中能顺利发动的原因和意义 众所周知，南昌起义重要的历史意义已被党史界所充分肯定，比如“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创建了人民军队，是中国共产党实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武装斗争思想的开始”等等。南昌起义还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极为困难环境下为挽救革命所作出的巨大努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成果。这其中，不仅有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献身精神，而且说明了我们党在经过大革命的挫折之后，已经开始总结经验教训，已经开始独立思考，并拥有了依靠自己智慧和力量去开创革命新局面的能力。开始摒弃了事事依靠共产国际，事事请示共产国际、共产国际事事正确的依赖思想和迷信思想。正因为如此，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在共产国际态度模棱两可、不负起义后果、实际上是阻止起义的来电之后，仍以极大的魄力和勇气顶住共产国际的政治压力，克服共产国际“不予军事、经济和物质支持”所带来的种种困难，坚持按计划发动起义。 在7月26日的汉口会议上，面对中国同志对莫斯科来电内容的质问，罗明那兹板着脸孔威胁说： “我们在汉口是根据我们这一地方的情况来看问题，共产国际是根据全部国际的情况来决定行动的，它所考虑的有国际关系、中苏关系，以至许多我们不知道的因素。如果我们不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行事，不仅会遭到失败，还有违反纪律的罪名。” 当时还能比较客观看待问题的张国焘曾经道出了共产国际来电的实质是“显然欲置身事外，不仅要俄人勿卷入反对国民党的旋涡，而且不肯暗中在经济上有任何支援，是要使南昌暴动陷入绝境，何况莫斯科还有阻止南昌起义的电令，将来南昌暴动失败了，我们还要负担违令蛮干的罪名。” 在张国焘被罗明那兹派往南昌，去宣布共产国际的来电和会议的决定、劝解和阻止南昌起义的过程中，他遭到了一片反对之声。后来走上叛党道路的他在《我的回忆》一书中叙述了这一情况： 27日早晨我到达九江，大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物都由武汉来到这里。……我很快找到了贺昌（少共中央委员）、高语罕（武汉军校政治教官）、恽代英（南昌暴动前敌委员会委员）、廖乾五（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和关向应（少共中央委员）等同志，举行会议，告诉他们26日中央常委会议的经过和决定，他们都表示南昌暴动势在必行，已无讨论余地。……尤其是恽代英表现得最为激昂。他说：“共产国际害死了中国革命，葬送了成千上万的同志。现在南昌暴动一切准备好了，忽然来了甚么国际指示，阻止我们的行动，我是誓死反对的。”他强调“要按照已经决定了的计划往前直干”。 30日早晨我到达南昌后，立即与周恩来、李立三、彭湃等人举行会议，报告26日汉口中央常委会议的决议。……我的话刚讲完，李立三即站起来急剧地说：一切都准备好了，哈哈！为什么现在还要重新讨论？其他同志也与李立三持同一态度。……周恩来愤怒地说：“（26日汉口会议）这个意思和当时中央派我来南昌的决定不相吻合嘛，如果我们此时不行动，我只有辞职，也不再出席今天的特别委员会会议。” 《我的回忆》写于作者叛党之后，其立场观点已站到了党的对立面，书中不乏吹嘘自己、诬蔑、攻击我党和有关领导同志的内容，但正如出版者在出版说明中所说的，该书仍具有一定的史料参考价值。尤其是关于我们党与共产国际关系方面的详细阐述。 而在周恩来的一生中，发怒则是十分罕见的事。他这次提出辞职是基于共产国际对南昌起义的又一次瞎指挥和明显是阻止态度的义愤。在大革命中，他已深深感受共产国际的瞎指挥给中国革命带来的许多消极影响，为了南昌起义能按时按计划发动，他终于拍案而起。周恩来是南昌起义的核心人物，没有他和绝大多数同志的坚持，听任共产国际的，就不会有南昌起义的发动。 （作者为中共漳州市委党校教授） （《党史文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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