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至主要内容

 

杨虎城之孙忆祖父曾与张学良大吵 杨是事变主谋

来源:新华网
第1页 :

  杨虎城:事变中的生死抉择

  杨瀚说,小时候,初冬时分,家里正前方的桌子上会摆起一个戴眼镜穿西装的男子的照片,大人们会向着这个照片鞠躬,他也站到第一排,也鞠躬。

  再后来,他从一本讲述重庆“白公馆”、“渣滓洞”大屠杀的小册子上得知,他的祖父是烈士,被特务用匕首刺死了,因为要求抗日。

  “文革”时,杨瀚想加入红卫兵,他回家问母亲自己的家世,母亲告诉他:木匠。

  1969年春节,杨瀚两年没有回家过春节的父亲杨拯民从“牛棚”里回来,召集全家说:“我现在觉得有必要将咱们家的历史告诉你们知道。”在父亲三个小时的讲述中,杨瀚第一次知道了祖父杨虎城是什么样的人物。

  今年9月6日是杨虎城逝世61周年。7月28日,北京白塔寺,杨瀚,这位全国政协委员、《杨虎城大传》的作者、杨家两代人中唯一两次见过张学良的人,向《中国经济周刊》讲述了他所知道的祖父杨虎城和“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主谋是杨虎城

  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临潼的枪声,拉开了被美国作家斯诺称为“历史的大峡谷上实现了一次大跳跃”、中国近代史上“惊险的好戏”的“西安事变”的帷幕。时任西北“剿总”副司令的张学良和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率领东北军、十七路军,用“兵谏”的方式扣留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

  “西安事变”由张学良、杨虎城联合发动,但张、杨二人谁是主导者,这个貌似很清晰的问题,连张学良自己的回答都含糊不清。

  1956年12月15日,张学良奉蒋介石之命回忆“西安事变”时,他回忆说:“西安之变,杨虎城乃受良之牵累,彼不过陪衬而已。”他在1957年写的《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一文中又说:“我西安‘剿匪’一位主要的伙伴—杨虎城将军……他非常热衷于抗日而不愿‘剿匪’。”

  但是,晚年的张学良却改口说:“那‘西安事变’……那可以说他(杨虎城)是主角哇,不过名义是我,我是主角了。当然由我负责任。”

  杨瀚说:“通过事实来讲,杨虎城是主角。这个主意本身是杨虎城提出来的,还有发动过程,都是杨虎城做的。”

  那为何是东北军抓的蒋介石呢?

  “捉蒋介石的任务本来是由十七路军担任的,但我祖父把这个任务交出去了。因为这个事件,重点不在捉蒋介石,‘西安事变’的发动得十七路军和东北军一起,只是最后安排东北军抓的蒋介石。”杨瀚解释说。

  1936年12月11日晚12时许,张学良率领东北军11名重要将领来到新城杨虎城办公处,兴冲冲地问杨虎城准备好了没有。杨虎城说:“我们准备好了,专等你来以后下命令。”

  12日凌晨四时许,东北军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率领该营原来担任蒋介石外围警卫部队来到了临潼“华清池”。因为“华清池”的大门由他们守卫,所以进大门没有任何麻烦;当接近二道门时,蒋介石的一个卫士来回走动。王玉瓒举起手枪,连打三枪,命令战士开始进攻。




  “西安事变”漏消息,曾有飞机来救蒋

  突然响起的枪声让蒋介石警觉起来,趁着卫兵与王玉瓒和孙铭九带领的五六十人交火之际,蒋介石匆忙逃跑。

  杨瀚说:“他们发现蒋介石的假牙还在桌子上,被子还有余温,汽车数量也没有减少,就估计跑不了多远。”

  15公里外的西安新城大楼里,杨虎城获悉消息后当即下令搜骊山,并命令十七路军卫士大队长白志钧带他的卫兵乘一部小汽车及两部卡车,沿西安到临潼的公路向临潼方向搜寻。

  当白志钧搜寻到临潼华清池,一架飞机突然降落在他面前,他们是洛阳警备司令祝绍周派来“救驾”的,驾驶员误以为他们是蒋介石一行。

  “消息报到指挥部后,张杨二人认为有人故意走漏了消息,有内奸。事变发生后,他们竟然将张、杨的八项主张延迟发出,而先向洛阳复兴社联络站报告了‘蒋被扣’的消息,所以才会有飞机来救蒋介石。”

  最终,东北军在山洞中搜出了蒋介石一行人。张学良得知消息后,高兴地对众人说,“我和杨主任胆大包天,把天捅了个窟窿。现在我不管了,要去睡觉了。”

  “12月12日上午9时左右,蒋介石被送到了新城,安置在黄楼里。他当时穿着睡衣睡裤,腰弯着脚跛着,由于冻、饿、惊吓的原因浑身不停的发抖,不住的口出长气,进屋后连喝了十来杯白开水。”杨瀚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了解到其中的细节。

  由于杨虎城与蒋介石个子相当,杨虎城便派出贴身副官苏庭瑞拿了几件自己没穿过的新衣服送去给蒋介石穿。

  蒋介石说:“我不穿,我不穿他们送给我的衣服。”

  苏副官无奈,也不敢执意劝说。苏副官于是想了个办法,对蒋介石说:“这几件衣服是我们几个副官凑钱给委员长买的,请委员长换上。”

  蒋介石听后说:“啊,你们买的,我穿。”换完衣服,蒋介石又问几位副官叫什么名字,让写个名单给他。“蒋介石还说将来不忘他们的好处”。

  在杨瀚看来,根本不存在绝食之事。“由于蒋介石仓皇出逃时没来得及戴满口的假牙,吃饭就成了问题。副官们问他想吃什么东西,他摇摇头用手指着嘴说:我不能吃东西。他这时是不能吃,而不是不吃,所以根本就没有所谓‘绝食’之事。后来副官们给他弄来了牛奶、稀饭等流食,暂时解决了饮食问题”。

  听说蒋介石“无牙吃饭”,张学良下令孙铭九,一定要设法找回蒋的假牙。孙铭九当天下午通过悬赏200元在他的卫士营,为蒋找回了假牙。当假牙送到蒋手上时,蒋介石高兴地说:“谢谢你们,有了它,我就能吃饭了。”

  12日上午,张学良约杨虎城去看蒋介石。

  杨虎城则拒绝说:“我不去,我见了他没有话说。”

  张学良说:“为什么没有话说?我们一定还要同他好好地谈,他要答应我们抗日,我们还要拥护他做领袖呢!”

  杨虎城说:“副司令认为他会听我们的话吗?我不这样想,要去就请副司令先去,我现在不去。”张学良见杨虎城不愿去,就同意杨先不出面,他一人先去见蒋介石。

1 2 3 4 下一页

  “西安事变”漏消息,曾有飞机来救蒋

  突然响起的枪声让蒋介石警觉起来,趁着卫兵与王玉瓒和孙铭九带领的五六十人交火之际,蒋介石匆忙逃跑。

  杨瀚说:“他们发现蒋介石的假牙还在桌子上,被子还有余温,汽车数量也没有减少,就估计跑不了多远。”

  15公里外的西安新城大楼里,杨虎城获悉消息后当即下令搜骊山,并命令十七路军卫士大队长白志钧带他的卫兵乘一部小汽车及两部卡车,沿西安到临潼的公路向临潼方向搜寻。

  当白志钧搜寻到临潼华清池,一架飞机突然降落在他面前,他们是洛阳警备司令祝绍周派来“救驾”的,驾驶员误以为他们是蒋介石一行。

  “消息报到指挥部后,张杨二人认为有人故意走漏了消息,有内奸。事变发生后,他们竟然将张、杨的八项主张延迟发出,而先向洛阳复兴社联络站报告了‘蒋被扣’的消息,所以才会有飞机来救蒋介石。”

  最终,东北军在山洞中搜出了蒋介石一行人。张学良得知消息后,高兴地对众人说,“我和杨主任胆大包天,把天捅了个窟窿。现在我不管了,要去睡觉了。”

  “12月12日上午9时左右,蒋介石被送到了新城,安置在黄楼里。他当时穿着睡衣睡裤,腰弯着脚跛着,由于冻、饿、惊吓的原因浑身不停的发抖,不住的口出长气,进屋后连喝了十来杯白开水。”杨瀚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了解到其中的细节。

  由于杨虎城与蒋介石个子相当,杨虎城便派出贴身副官苏庭瑞拿了几件自己没穿过的新衣服送去给蒋介石穿。

  蒋介石说:“我不穿,我不穿他们送给我的衣服。”

  苏副官无奈,也不敢执意劝说。苏副官于是想了个办法,对蒋介石说:“这几件衣服是我们几个副官凑钱给委员长买的,请委员长换上。”

  蒋介石听后说:“啊,你们买的,我穿。”换完衣服,蒋介石又问几位副官叫什么名字,让写个名单给他。“蒋介石还说将来不忘他们的好处”。

  在杨瀚看来,根本不存在绝食之事。“由于蒋介石仓皇出逃时没来得及戴满口的假牙,吃饭就成了问题。副官们问他想吃什么东西,他摇摇头用手指着嘴说:我不能吃东西。他这时是不能吃,而不是不吃,所以根本就没有所谓‘绝食’之事。后来副官们给他弄来了牛奶、稀饭等流食,暂时解决了饮食问题”。

  听说蒋介石“无牙吃饭”,张学良下令孙铭九,一定要设法找回蒋的假牙。孙铭九当天下午通过悬赏200元在他的卫士营,为蒋找回了假牙。当假牙送到蒋手上时,蒋介石高兴地说:“谢谢你们,有了它,我就能吃饭了。”

  12日上午,张学良约杨虎城去看蒋介石。

  杨虎城则拒绝说:“我不去,我见了他没有话说。”

  张学良说:“为什么没有话说?我们一定还要同他好好地谈,他要答应我们抗日,我们还要拥护他做领袖呢!”

  杨虎城说:“副司令认为他会听我们的话吗?我不这样想,要去就请副司令先去,我现在不去。”张学良见杨虎城不愿去,就同意杨先不出面,他一人先去见蒋介石。


  不能参加抗战是“精神折磨”

  1966年,周恩来曾对杨虎城长子杨拯民说:“有人问我,‘西安事变’时如果把蒋介石杀掉会怎么样?我看也不过是日本人早打进来,革命力量早发展,抗日战争也许早胜利。结果未必坏。”

  “我父亲是一个爱国者,他对国家、民族和人民有很深的感情。”杨虎城之女杨成美对本刊记者说,“九·一八事变”后,“我父亲是最早提出抗日的,也是最早开始组织抗日的。”

  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父亲是很拥护这个政策的,支持建立统一战线。我父亲在发动事变前,就知道蒋介石不会放过自己的,但只要蒋介石同意抗日,就是牺牲自己和自己的部队也是值得的。”杨成美说。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让杨虎城出国考察,“实际上就是把他弄走,不要留在身边”。在出国前,杨虎城交代部下说:“现在内战是停止了,抗日战争不久就要打响了,但我可能参加不了,你们都要去前线,去参加抗日战争。”

  1949年9月6日午夜,自1937年开始就深陷监禁的杨虎城将军被特务刺杀,时年56岁。

  杨瀚说,他曾在2005年、2006年先后给时任国民党主席的连战和马英九写信,要求国民党为祖父平反,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任何的回复”。

  (记者 周海滨 实习生 闫斯静 本文系《中国经济周刊》专栏文章。本文部分史实参考:杨瀚著《杨虎城大传》,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米暂沉著《杨虎城将军传》,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上一页 1 2 3 4
(责任编辑:陈远)原标题:杨虎城之孙称祖父曾与张学良大吵 杨是事变主谋

  放不放蒋,杨虎城曾与张学良大吵

  1936年12月12日10时左右,张学良在事变中第一次见到了蒋介石。他对蒋介石行了军礼,口称:“委员长受惊了!”

  “蒋介石到底政治经验丰富,一看张学良这么快来见他,态度还这么恭敬,就知道他底气不足,而蒋介石的态度也证实了我祖父对他的判断。”杨瀚说。

  蒋介石见到张学良勃然大怒:“我不是你的长官,你也不是我的部下,你不要叫我委员长。你要承认我是你的长官,我现在命令你把我送走,否则任凭你把我杀了,我同你没有旁的话讲。”

  张学良回应说:“委员长不承认我是你的部下,我还可以用人民的资格同你说话。我对委员长并无恶意,请委员长要好好考虑。”

  “蒋介石听了张学良这番没有锋芒的表白,态度更加强硬,干脆用手将耳朵捂起来,把头伏在桌子上,连说:‘我不同你讲话’。张看到蒋介石这个样子有点慌了,以为蒋介石是在生气发火,就退了出来。这实际是蒋介石在试探张学良对他的真实态度和策略。而张学良并没意识到这些,一天之中又跑去看了两次蒋介石,使蒋介石更加坚定了用‘拒谈’的强硬态度来对付张学良。”杨瀚说。

  14日,蒋介石提出要见杨虎城,“下午的时候,我祖父单独去见了蒋介石。一见面,蒋介石就问这次的事变,是不是预先知道。我祖父就回答是。”

  蒋介石又问事件的原因是什么。

  杨虎城回答说:“主要是为了停止内战和抗日的问题。而且这件事很简单,没有听任何人的话,只是张副司令和我两个人决定的。”

  蒋介石说道:“把我送回去,这样变乱就不会扩大,我对你也会原谅的。”

  杨虎城站起身说:“委员长的意见,我可以同张副司令和各将领去商量。”

  杨虎城和蒋介石的交谈到此结束,双方也都摸到了彼此的态度。

  1936年12月23日-24日,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同宋子文及后来加入谈判的宋美龄达成了停止内战、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等六项协议。24日晚,蒋介石会见了周恩来,表示以人格保证接受六项协议,并邀请周恩来到南京就国、共合作直接同他谈判。

  但是,蒋介石只同意以“领袖人格”保证,不肯签字。这样,在放蒋问题上,西安方面就出现分歧。有的人主张继续扣蒋,命蒋在西安发号施令;有的人同意放蒋,但坚持蒋必须签字;还有人则提出让蒋介石在西安对全国做广播讲话。

  “25日放蒋介石,前一天晚上,张学良和杨虎城大吵了一架。祖父不同意那么简单的放,觉得放得不明不白,他主张是至少得签个文件,有个书面的保障;张学良认为把蒋介石赶快送走,想得比较简单。我祖父没有向外人透露这次争吵,因为他知道让蒋介石离开,一定会让他们俩人头落地;而张学良吵完架就告诉了宋子文。”杨瀚说,“大家都反对蒋介石、张学良离开的这种轻率、危险的做法。我祖父当时就说‘蒋介石的人格是不可靠的’。”

 1 2 3 4 下一页






评论

此博客中的热门博文

张家康:胡适与国民党的冲突 》 分类: 1920年代至1960年代, 民国, 知识分子 胡适与国民党的冲突 --作者:张家康 101.jpg 胡适先生 抑孙袒陈 1922年5月7日,胡适等创办《努力周报》,这是他放言政治,纵论时事的园地。他的“好人政府”和“贤人政治”的主张,便是由《努力周报》传播出去的。五四运动时,直系军阀吴佩孚反对安福系,支持学生运动。直奉战争中,吴佩孚又把张作霖赶出关外,其虚假的政治作秀,很得知识分子的青睐,胡适更是尤为突出者,认为只要吴佩孚不放弃努力,就能实现南北统一,产生一个“好人政府”,那么,他所企盼和推行的渐进式的和平改革,便有了最可靠的保证。他和蔡元培甚至致电孙中山,劝其结束护法战争,以国民身份为国尽力。胡适确实太离谱,也难怪国民党人“气愤填胸”,张难先便致信胡适等兴师问罪: 窃谓公等此种主张是偏颇的,是狭隘的,是苟且的,是糊涂的,是违反真正民意的,是袒护有枪阶级的,是造成异日大战的,是污辱吾国最高学府的。吾气甚,闷甚,……二公执学界牛耳,出言不可不慎,主张不可不公。军阀专横,赖政治家以纠正之;政治家卑污,赖学者以纠正之。今学者又复如斯,则吾国之苦百姓再无宁日矣。 恰在此时,孙中山亲手培养的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兵变,炮轰总统府,欲置孙中山于死地。国民党内外,全国上下齐声声讨和唾骂陈炯明。可是,胡适却唱起反调,在《努力周报》上作起声援的文章: 本周最大的政治变化是广东的革命和浙江的独立。孙文与陈炯明的冲突是一种主张上的冲突。陈氏主张广东独立,造成一个模范的新广东;孙氏主张用广东作根据,做统一的中华民国。这两个主张都是可以成立的。但孙氏使他的主张,迷了他的眼光,不惜倒行逆施以求他的目的,……远处失了全国的人心,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孙氏还要依靠海军,用炮击广州城的话来威吓广州的人民,遂不能免这一次的失败。 这番议论自然引来一片呵斥之声,《民国日报》接连发表《不赞成努力周刊记者的谈话》、《荒谬绝伦的胡适》、《叛逆与革命》和《胡适的伦理》等文章,批评胡适抑孙袒陈的言论,指责陈炯明发动广州事变是“叛道”、“悖主”、“犯上”。胡适是满脑袋瓜的西方民主政治的理念,当然不能认同上述的观念,反而认为持有如此观念的人,“是旧道德的死尸的复活。”他坚持认为,陈炯明的行动“本是一种革命”,讨厌诸如“...
  蒋介石曾密嘱剥夺张学良、杨虎城兵权 更新 2012-08-27 3:51 AM   人气 156 标签:  蒋介石   Facebook   Twitter   Line   复制链接   Print 【字号】  大    中    小 正体   简体 【大纪元2012年08月27日讯】1936年12月12日爆发的西安事变,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是国共关系的转折点。事变主角张学良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兼代总司令,另一主角杨虎城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兼第十七路军总指挥,军事上归张节制。据史料显示,西安事变前, 蒋介石 对张杨已警觉,并已密嘱剥夺张、杨兵权。 《大公报》发布 蒋介石 剥夺张、杨兵权旨意 在事变发生前的12月9日,蒋介石写信给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密嘱《大公报》发表剥夺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剿共”兵权由蒋鼎文取代的消息。 蒋介石的密嘱内容如下: 力子主席兄勋鉴:可密嘱驻陕《大公报》记者发表以下之消息:蒋鼎文、卫立煌先后皆到西安。闻蒋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 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亦来陕谒蒋,闻将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队云。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他记者,西安各报亦不必发表为 要。 中正 十二月九日 1936年12月12日,《大公报》在要闻版刊出该报驻西安记者按蒋介石密嘱内容发给报社的专电,电文如下:(西安十日下午八时专电)蒋委员长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甘、绥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日内赴太原,将以军政部次长名义, 指挥绥东国军各部队。邵力子、杨虎城十日晚在新城大楼宴来陕将领,邀各界作陪,到六十余人,尽欢而散。陈调元十日晚到西安。蒋鼎文对剿匪总司令职表示谦 辞,但愿短期内在陕帮助进剿。据闻残匪之消灭仅属时间问题。 《大公报》用大号字“蒋鼎文负责剿共” 做主题,点明了蒋介石的意图。 蒋介石常通过在国内外有很大影响的民营报纸《大公报》,事先发布解除军政人员职务的消息。 张、杨获密嘱后疑惧兵变 《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被称为蒋介石的“布衣宰相”。蒋介石每有重大举措,张季鸾多有参与。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返回西安,准备在西安召开西北“...

差4天活埋仲勋同志的朱理治儿子朱佳木

  差4天活埋仲勋同志的朱理治儿子朱佳木 朱理治 (1907年7月25日—1978年4月9日),原名 朱銘勛 , 江蘇省 南通縣 余西鎮 人。 中華人民共和國 政治人物。曾任中共陝甘晉 省委書記 , 交通部 副部長, 計劃委員會 副主任, 河北省革命委員會 副主任等職。 生平 [ 編輯 ] 生於南通 余西鎮 中醫世家。小學就讀於通州師範第一附小。1922年考入江蘇省立第七中學。1926年,讀完高二後考入 清華大學 經濟系。1927年4月經同室同學 余冠英 介紹加入共產黨。 四一二事件 後,出任清華大學黨支部書記。1927年10月任北平西郊區委書記。1928年初任北平市臨時工委書記。 [1] 1928年在南通被捕。1930年4月釋放。1930年7月前往上海與江蘇省委取得聯繫。1931年7月調團中央工作,任團中央宣傳部秘書兼團中央訓練班教員、 中央文委 中國左翼社會科學家聯盟 黨團成員。 九一八事變 後,代表團中央出任上海市反日救國會領導工作。1932年2月與5月,兩次去廈門和福州巡視。1932年7月任共青團江蘇團省委組織部長。1934年3月調河北省委( 北方局 )工作,任省委組織部長、代理省委書記。 1935年3月 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 孔原 通知朱理治去陝北工作。朱理治5月初動身,7月初到達陝北 永坪鎮 。不久,接到 北方局 來信,要他以北方局代表的名義工作。 上海中央局 的 聶鴻鈞 到陝北後,成立中央局和北方局代表團,朱理治任代表團書記。1935年9月中旬, 紅二十五軍 長徵到達陝北。1935年9月21日, 中共陝甘晉省委 在陝北永坪鎮成立,朱理治任省委書記。 西安事變 前後,任中共中央駐東北軍特派員。抗戰爆發後,先後任河南省委書記, 中原局 代理書記,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政委。在陝甘寧邊區遭受經濟封鎖時,1941年3月5日任弼時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名朱理治任 陝甘寧邊區銀行 行長並獲得通過,至1943年1月15日(西北局高幹會議結束的次日)被正式免職;實際到1942年9月就已經被免職,此後至1943年3月輔助 黃亞光 工作。1943年3月調 中央黨校 學習。 在國民黨大舉進攻東北解放區時,他任 東北局 駐北朝鮮全權代表。 遼瀋戰役 前夕,他任 東北軍區 後勤部副部長。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擔任過 中財委 物資局長, 中央交通部 副部長, 中央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