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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1929 1930-1950 1951-1998 附录·书信 回忆·纪念·评论 PDF文献



 1924-1929

列宁主义与无产阶级教育(1924年10月)
帝国主义的“大上海”梦想已在暗地里进行了(1924年11月)
战争与加税(1924年12月)
国民会议之怒潮(1924年12月)
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之又一抗议——雅礼罢课事件(1924年12月)
苏维埃制度底下民族问题之解决(1924年12月)
马素博士的告密(1924年12月17日)
《向导周报》与上海外国捕房(1924年12月27日)
列宁与职工运动(1924-25年)
请看帝国主义的横暴(1925年3月)
醒狮派的国家主义——和他们这五个月来的宣传算一算账(1925年3月)
梁启超怎样了解中国的阶级斗争?(1925年5月)
帝国主义屠杀上海市民之经过(1925年5月30日—6月4日)
五月三十日——三十一日——六月一日——二日上海外国巡捕屠杀市民之略述(1925年6月4日)
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1925年6月22日)
帝国主义的工具之一——工贼(1925年8月31日)
帝国主义又一骗局——法权会议(1926.1)
从凡尔塞到洛迦诺(1926年2月28日)
替段祺瑞辩护之国家主义者(1926年3月)
新经济政策之第五年与苏维埃政权底下的农民问题(1926年4-5月)
五卅运动之世界的意义(《战士》1926年5月30日第12期)
列宁主义——指导中国民族革命的理论(1927年1月)
悼赵世炎、陈延年及其他死于国民党刽子手的同志(1927年10月)
国民党背叛革命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如何?(1927年10月20日) 
南北军阀统治下的外交(1927年10月27日) 
苏州铁厂工潮之悲愤(1927年10月27日) 
就《布尔塞维克》问题答尹宽同志(1927年11月)
群众自动手的进攻中外资本家及工贼(1927年12月5日)
苏维埃政权万岁!(1927年12月25日)
悼陈乔年、郑覆他、许白吴三同志!(1928年6月)
元和致云光的信(1928年8月10日) 
元和致元光的信(1928年8月20日)
中共福建党组织支部工作大纲(郑超麟 起草,1928年8月26-27日) 
中共福建临时省委紧急代表会议文件(郑超麟 起草,1928年8月26-27日) 
在中共福建临时省委紧急代表会议上的报告(1928年8月26-27日) 
《宗教·哲学·社会主义》译者序言(1929年6月22日)


 1930-1950

《理想良人》译者序言(1931年2月14日)
《小英雄》译者序言(1934年)
《费尔巴赫底哲学》译后记(1935年7月25日)
《宗教本质讲演录》译者序(约1937年)
《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译者序言(1938年3月28日)
《马克思致顾格尔曼的信》译者序言(1939年5月5日)
一个乡下人底抗议(1941)
在革命的失败主义大旗之下!(1941.2)
《诸神复活》译者序言(1941年2月17日)
意因写给独秀同志的信(1942年2月4日)
悼陈独秀同志(1942年5月31日)
论革命性质(1942)
民族殖民地问题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1943.1.30)
不断革命论与中国革命(1943)
我们要的国民大会是什么?(《新旗》第7期,1946年9月1日)
从工人立场看外汇新汇率(《新旗》第7期,1946年9月1日)
新民主主义和旧民主主义(《新旗》第9期,1946年10月10日)
再论中国共产党底革命观(《新旗》第9期,1946年10月10日)
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来源:《新旗》1946年第10期)
郑超麟回忆录上卷1900-1919)(1996)即《髫龄杂记》下卷1919-1931)(1945)新增《第七章 恋爱与革命》
不断革命论ABC(1947)
革命问题漫谈(约1947)
从第一国际到第四国际(1948)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译者序言(1949年7月25日)
国家资本主义(1950)


 1951-1998

赵世炎在法国(1960年11月14日)
二十七年“改造”总结(1979年6月3日)
我所知道的瞿秋白——我做过瞿秋白的秘书(1979年7月17日)
记“少年共产党”——对于胡华、萧效钦《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实》一文的纠正和补充(1979年8月21日)
八七会议会址问题已经解决(1979年10月13日)
记罗亦农(1979年12月11日)
陈独秀与托派(1980年)
党史三讲——在上海历史研究所的讲话(1980年1月7-14日)
中国共产党与五卅运动(《党史三讲》之二,1980年1月10日)
共产国际的电报是谁拿给汪精卫看的?(1980年3月30日)
再写八七会议(1980年4月24日)
回忆巡视福建中共党组织工作(1980年6月3日) 
三写八七会议——与李维汉商榷(1981年5月22日)
关于瞿秋白办《热血日报》的一点回忆(《瞿秋白研究资料史》1982年版)
少时听到的陈桂芳事迹(1982年)
致郭雄(1982年3月16日)
致张纪恩(1982年8月6日)
致《漳平文史资料》编辑部(1982年10月24日)
关于天主教传入漳平的时间问题(1983年)
回忆陈延年兄弟(1983年)
亚东图书馆保存瞿秋白文稿的经过(1983年1月15日)
记尹宽(1983.5.14)
陈独秀在上海住过的地方(1983年11月27日)
谎言与真实:对于历史事实的两种态度——评彭述之(1984年。王凡西、郑超麟、楼国华 合著)
致张纪恩(1985年11月17日)
就观音亭争执问题答复福满村村民(1986年4月16日)
陈独秀的五只碗(1986年12月12日)
一个给中共开「单方」的经济学家(评张五常教授)(1987.8.17)
朱蕴山与陈独秀的一首诗(1987年11月16日)
北伐是哪方面要求的(1987年12月19日)
徐霞客游漳平——一个待开发的旅游点(1988年1月18日)
对朱正著《瞿秋白传》的审读意见(1987年10月11日-1988年2月11日)
《郑超麟回忆录》德译本后记(1987.12.11)
「青年马克思」与异化论(1988年)
致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信(1988年3月25日)
潘凤仙不是陈独秀的养女(1988年4月12日)
丁字碑(1988年8月28日)
记汪泽楷(1989年1月7日)
谈蒋光赤、萧三、王独清(郑超麟 口述,1990年3月17日-8月12日) 
九十自述(1990年5月1日)
致王凡西(1990年9月2日)
托洛茨基无罪,托派无罪——中共应当平反中国托派(1991年2月10日)
颠倒了的照片必须再颠倒过来(1991年3月6日)
《中国革命的悲剧》译本序言(1991.3.21)
论所谓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1991.11.7)
答问六题 (1992.12.5)
1992年提纲草案 
[参考] 向青:托洛茨基的遗产不可抛弃——对《一九九二年提纲草案》的几点批评(1992年8月31日)
纪念《向导》创刊七十周年(1992年9月5日)
我与《向导》周刊(1993.1)
鬓霜初偿苏州梦(1993年4月12日)
记谢澹如(1993年6月1日)
谢澹如遗事补记(1993.6.1)
读胡风《鲁迅先生》长文有感(1993.8.23)
陈独秀的身高问题(1994年6月17日)
就陈独秀出生在什么样的人家的问题与张君同志商榷(1994年11月4日)
楼子春(国华)生平简介(1995)
“恩格斯”(1995年4月21日)〔注:回忆楼国华〕
陈独秀致托洛茨基信是哪一日写的?(1995年9月4日)
瞿秋白论陈独秀(1996年1月30日)
纪念陈性初(1996年9月27日)
记傅大庆(1996.10.17)
刘少奇二三事(1996年10月27日)
《玉尹詩詞本事》(1996年)
致钱伯城先生(1997年3月11日)
给群兄信(1997年4月15日)
刘少奇二三事(《中共党史资料》1997年5月)
陈独秀与鲍罗廷(1997.6.15)
八七会议七十周年感言(1997年8月6日)
六十年前一场世界性争论——译者新序(1998年4月4日)
致罗孚先生(1998年7月18日)
隔海书简(1996-1998)(郑超麟、胡秋原)
郑超麟致范用信(八封)(1989年-1998年)


 附录·书信

曼德尔致郑超麟的信(1992年1月22日)
致郑超麟(王凡西,1992年10月14日)
中国托派遗老郑超麟病逝上海(明报特稿 1998年8月6日)  回忆·纪念·评论 ﹝日﹞木山英雄《老托洛茨基派的狱中吟——郑超麟》 由《诸神复活》谈郑超麟(钱伯城,1996) 再谈郑超麟兼及托派问题(钱伯城,1997) 悼郑超麟(1901年4月15日-1998年8月1日)(王凡西,1998.8.5) 不要哭,不要笑,只要理解——沉痛追思郑超麟(王观泉,1998年8月1日) 深切悼念郑超麟老先生逝世(《陈独秀研究动态》,1998年8月1日) 巨石下的坚韧与顽强——纪念郑超麟伯伯(戴晴,1998年8月1日) 悼郑超麟老先生(郑学秋1,998年8月2日) 独秀峰下的风景——告别郑超麟先生(陈思和,1998年8月5日) 生命如此结束——记爷爷的去世经过(郑晓芳,1998年8月10日) 一位值得纪念的长者——郑超麟先生(贾植芳,1998年8月中旬) 虽死犹生——悼郑老(高国发,1998年8月) 迟到的讣告——悼郑超麟先生(张建智,1998年8月) 我的太爷爷(毛毛) 郑超麟——他曾是陈独秀的机要秘书(叶永烈,2016年)  PDF文献 郑超麟回忆录(上册).pdf (现代稀见史料书系) 郑超麟回忆录(下册).pdf译作〔法〕安德烈·纪德:从苏联归来(附《答客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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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年功高深知内情而蒙冤至死 https://bbs.wenxuecity.com/memory/1370601.html (一)王明《中共50年》中的记载            王明(陈绍禹)于 1974年在莫斯科出版《中共50年》,该书对潘汉年会见汪精卫的事有如下一段报道: 「在1940年10月的一个夜里,我在延安和毛泽东有如下一段谈话:     他(注:毛泽东)说: 『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建议成立英美法苏反对德意日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事态的发展证明这是错误的。 应当做的事不是去搞什么英美法苏联盟,而应搞德意日苏的联盟。 』     我(注:王明)问:『为什么?』         他回答说:『- - -这你可能说我是主张亲法西斯路线的,不是吗?这我不怕。 至于中国应当建立同日本人和汪精卫的统一战线,以反对蒋介石,而不应当建立你所建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以你也错了。 』     他就这样似请求非请求地,终于在《新中华报》上发表了他这篇文章。-     至于对内政策,毛泽东事先不让党中央政治局知道,私自通过中共中央军委电台,   命令新四军政委饶漱石以他的名义派出代表与日军代表和汪精卫谈判共同反蒋的问题, - - -蒋介石的情报机关当时利用毛泽东与日军代表和汪精卫相勾结的事实为武器进行反攻宣传。- - - (三) 会见之后,国民党的消息与反应      当潘汉年与汪精卫会面时,   国民党军统戴笠手下打入汪伪政权的鲍文沛与潘打了个照面。 鲍文沛事后立即呈报戴笠与蒋介石。 他们非常重视这个事情,密切观察中共的动向,同时在报纸登出这个消息,攻击中共勾结日本,破坏抗战。 但中共中央立即否认潘与汪会见之事! (四)会见之后,中共内部的消息及措施      当潘汉年与汪精卫会谈后,   中共潜伏在汪伪政权的地下工作人员也获得此消息,十分诧异。 于是立即呈报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长胜,刘则立即呈报时任华中局...

差4天活埋仲勋同志的朱理治儿子朱佳木

  差4天活埋仲勋同志的朱理治儿子朱佳木 朱理治 (1907年7月25日—1978年4月9日),原名 朱銘勛 , 江蘇省 南通縣 余西鎮 人。 中華人民共和國 政治人物。曾任中共陝甘晉 省委書記 , 交通部 副部長, 計劃委員會 副主任, 河北省革命委員會 副主任等職。 生平 [ 編輯 ] 生於南通 余西鎮 中醫世家。小學就讀於通州師範第一附小。1922年考入江蘇省立第七中學。1926年,讀完高二後考入 清華大學 經濟系。1927年4月經同室同學 余冠英 介紹加入共產黨。 四一二事件 後,出任清華大學黨支部書記。1927年10月任北平西郊區委書記。1928年初任北平市臨時工委書記。 [1] 1928年在南通被捕。1930年4月釋放。1930年7月前往上海與江蘇省委取得聯繫。1931年7月調團中央工作,任團中央宣傳部秘書兼團中央訓練班教員、 中央文委 中國左翼社會科學家聯盟 黨團成員。 九一八事變 後,代表團中央出任上海市反日救國會領導工作。1932年2月與5月,兩次去廈門和福州巡視。1932年7月任共青團江蘇團省委組織部長。1934年3月調河北省委( 北方局 )工作,任省委組織部長、代理省委書記。 1935年3月 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 孔原 通知朱理治去陝北工作。朱理治5月初動身,7月初到達陝北 永坪鎮 。不久,接到 北方局 來信,要他以北方局代表的名義工作。 上海中央局 的 聶鴻鈞 到陝北後,成立中央局和北方局代表團,朱理治任代表團書記。1935年9月中旬, 紅二十五軍 長徵到達陝北。1935年9月21日, 中共陝甘晉省委 在陝北永坪鎮成立,朱理治任省委書記。 西安事變 前後,任中共中央駐東北軍特派員。抗戰爆發後,先後任河南省委書記, 中原局 代理書記,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政委。在陝甘寧邊區遭受經濟封鎖時,1941年3月5日任弼時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名朱理治任 陝甘寧邊區銀行 行長並獲得通過,至1943年1月15日(西北局高幹會議結束的次日)被正式免職;實際到1942年9月就已經被免職,此後至1943年3月輔助 黃亞光 工作。1943年3月調 中央黨校 學習。 在國民黨大舉進攻東北解放區時,他任 東北局 駐北朝鮮全權代表。 遼瀋戰役 前夕,他任 東北軍區 後勤部副部長。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擔任過 中財委 物資局長, 中央交通部 副部長, 中央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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