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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1929 1930-1950 1951-1998 附录·书信 回忆·纪念·评论 PDF文献



 1924-1929

列宁主义与无产阶级教育(1924年10月)
帝国主义的“大上海”梦想已在暗地里进行了(1924年11月)
战争与加税(1924年12月)
国民会议之怒潮(1924年12月)
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之又一抗议——雅礼罢课事件(1924年12月)
苏维埃制度底下民族问题之解决(1924年12月)
马素博士的告密(1924年12月17日)
《向导周报》与上海外国捕房(1924年12月27日)
列宁与职工运动(1924-25年)
请看帝国主义的横暴(1925年3月)
醒狮派的国家主义——和他们这五个月来的宣传算一算账(1925年3月)
梁启超怎样了解中国的阶级斗争?(1925年5月)
帝国主义屠杀上海市民之经过(1925年5月30日—6月4日)
五月三十日——三十一日——六月一日——二日上海外国巡捕屠杀市民之略述(1925年6月4日)
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1925年6月22日)
帝国主义的工具之一——工贼(1925年8月31日)
帝国主义又一骗局——法权会议(1926.1)
从凡尔塞到洛迦诺(1926年2月28日)
替段祺瑞辩护之国家主义者(1926年3月)
新经济政策之第五年与苏维埃政权底下的农民问题(1926年4-5月)
五卅运动之世界的意义(《战士》1926年5月30日第12期)
列宁主义——指导中国民族革命的理论(1927年1月)
悼赵世炎、陈延年及其他死于国民党刽子手的同志(1927年10月)
国民党背叛革命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如何?(1927年10月20日) 
南北军阀统治下的外交(1927年10月27日) 
苏州铁厂工潮之悲愤(1927年10月27日) 
就《布尔塞维克》问题答尹宽同志(1927年11月)
群众自动手的进攻中外资本家及工贼(1927年12月5日)
苏维埃政权万岁!(1927年12月25日)
悼陈乔年、郑覆他、许白吴三同志!(1928年6月)
元和致云光的信(1928年8月10日) 
元和致元光的信(1928年8月20日)
中共福建党组织支部工作大纲(郑超麟 起草,1928年8月26-27日) 
中共福建临时省委紧急代表会议文件(郑超麟 起草,1928年8月26-27日) 
在中共福建临时省委紧急代表会议上的报告(1928年8月26-27日) 
《宗教·哲学·社会主义》译者序言(1929年6月22日)


 1930-1950

《理想良人》译者序言(1931年2月14日)
《小英雄》译者序言(1934年)
《费尔巴赫底哲学》译后记(1935年7月25日)
《宗教本质讲演录》译者序(约1937年)
《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译者序言(1938年3月28日)
《马克思致顾格尔曼的信》译者序言(1939年5月5日)
一个乡下人底抗议(1941)
在革命的失败主义大旗之下!(1941.2)
《诸神复活》译者序言(1941年2月17日)
意因写给独秀同志的信(1942年2月4日)
悼陈独秀同志(1942年5月31日)
论革命性质(1942)
民族殖民地问题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1943.1.30)
不断革命论与中国革命(1943)
我们要的国民大会是什么?(《新旗》第7期,1946年9月1日)
从工人立场看外汇新汇率(《新旗》第7期,1946年9月1日)
新民主主义和旧民主主义(《新旗》第9期,1946年10月10日)
再论中国共产党底革命观(《新旗》第9期,1946年10月10日)
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来源:《新旗》1946年第10期)
郑超麟回忆录上卷1900-1919)(1996)即《髫龄杂记》下卷1919-1931)(1945)新增《第七章 恋爱与革命》
不断革命论ABC(1947)
革命问题漫谈(约1947)
从第一国际到第四国际(1948)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译者序言(1949年7月25日)
国家资本主义(1950)


 1951-1998

赵世炎在法国(1960年11月14日)
二十七年“改造”总结(1979年6月3日)
我所知道的瞿秋白——我做过瞿秋白的秘书(1979年7月17日)
记“少年共产党”——对于胡华、萧效钦《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实》一文的纠正和补充(1979年8月21日)
八七会议会址问题已经解决(1979年10月13日)
记罗亦农(1979年12月11日)
陈独秀与托派(1980年)
党史三讲——在上海历史研究所的讲话(1980年1月7-14日)
中国共产党与五卅运动(《党史三讲》之二,1980年1月10日)
共产国际的电报是谁拿给汪精卫看的?(1980年3月30日)
再写八七会议(1980年4月24日)
回忆巡视福建中共党组织工作(1980年6月3日) 
三写八七会议——与李维汉商榷(1981年5月22日)
关于瞿秋白办《热血日报》的一点回忆(《瞿秋白研究资料史》1982年版)
少时听到的陈桂芳事迹(1982年)
致郭雄(1982年3月16日)
致张纪恩(1982年8月6日)
致《漳平文史资料》编辑部(1982年10月24日)
关于天主教传入漳平的时间问题(1983年)
回忆陈延年兄弟(1983年)
亚东图书馆保存瞿秋白文稿的经过(1983年1月15日)
记尹宽(1983.5.14)
陈独秀在上海住过的地方(1983年11月27日)
谎言与真实:对于历史事实的两种态度——评彭述之(1984年。王凡西、郑超麟、楼国华 合著)
致张纪恩(1985年11月17日)
就观音亭争执问题答复福满村村民(1986年4月16日)
陈独秀的五只碗(1986年12月12日)
一个给中共开「单方」的经济学家(评张五常教授)(1987.8.17)
朱蕴山与陈独秀的一首诗(1987年11月16日)
北伐是哪方面要求的(1987年12月19日)
徐霞客游漳平——一个待开发的旅游点(1988年1月18日)
对朱正著《瞿秋白传》的审读意见(1987年10月11日-1988年2月11日)
《郑超麟回忆录》德译本后记(1987.12.11)
「青年马克思」与异化论(1988年)
致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信(1988年3月25日)
潘凤仙不是陈独秀的养女(1988年4月12日)
丁字碑(1988年8月28日)
记汪泽楷(1989年1月7日)
谈蒋光赤、萧三、王独清(郑超麟 口述,1990年3月17日-8月12日) 
九十自述(1990年5月1日)
致王凡西(1990年9月2日)
托洛茨基无罪,托派无罪——中共应当平反中国托派(1991年2月10日)
颠倒了的照片必须再颠倒过来(1991年3月6日)
《中国革命的悲剧》译本序言(1991.3.21)
论所谓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1991.11.7)
答问六题 (1992.12.5)
1992年提纲草案 
[参考] 向青:托洛茨基的遗产不可抛弃——对《一九九二年提纲草案》的几点批评(1992年8月31日)
纪念《向导》创刊七十周年(1992年9月5日)
我与《向导》周刊(1993.1)
鬓霜初偿苏州梦(1993年4月12日)
记谢澹如(1993年6月1日)
谢澹如遗事补记(1993.6.1)
读胡风《鲁迅先生》长文有感(1993.8.23)
陈独秀的身高问题(1994年6月17日)
就陈独秀出生在什么样的人家的问题与张君同志商榷(1994年11月4日)
楼子春(国华)生平简介(1995)
“恩格斯”(1995年4月21日)〔注:回忆楼国华〕
陈独秀致托洛茨基信是哪一日写的?(1995年9月4日)
瞿秋白论陈独秀(1996年1月30日)
纪念陈性初(1996年9月27日)
记傅大庆(1996.10.17)
刘少奇二三事(1996年10月27日)
《玉尹詩詞本事》(1996年)
致钱伯城先生(1997年3月11日)
给群兄信(1997年4月15日)
刘少奇二三事(《中共党史资料》1997年5月)
陈独秀与鲍罗廷(1997.6.15)
八七会议七十周年感言(1997年8月6日)
六十年前一场世界性争论——译者新序(1998年4月4日)
致罗孚先生(1998年7月18日)
隔海书简(1996-1998)(郑超麟、胡秋原)
郑超麟致范用信(八封)(1989年-1998年)


 附录·书信

曼德尔致郑超麟的信(1992年1月22日)
致郑超麟(王凡西,1992年10月14日)
中国托派遗老郑超麟病逝上海(明报特稿 1998年8月6日)  回忆·纪念·评论 ﹝日﹞木山英雄《老托洛茨基派的狱中吟——郑超麟》 由《诸神复活》谈郑超麟(钱伯城,1996) 再谈郑超麟兼及托派问题(钱伯城,1997) 悼郑超麟(1901年4月15日-1998年8月1日)(王凡西,1998.8.5) 不要哭,不要笑,只要理解——沉痛追思郑超麟(王观泉,1998年8月1日) 深切悼念郑超麟老先生逝世(《陈独秀研究动态》,1998年8月1日) 巨石下的坚韧与顽强——纪念郑超麟伯伯(戴晴,1998年8月1日) 悼郑超麟老先生(郑学秋1,998年8月2日) 独秀峰下的风景——告别郑超麟先生(陈思和,1998年8月5日) 生命如此结束——记爷爷的去世经过(郑晓芳,1998年8月10日) 一位值得纪念的长者——郑超麟先生(贾植芳,1998年8月中旬) 虽死犹生——悼郑老(高国发,1998年8月) 迟到的讣告——悼郑超麟先生(张建智,1998年8月) 我的太爷爷(毛毛) 郑超麟——他曾是陈独秀的机要秘书(叶永烈,2016年)  PDF文献 郑超麟回忆录(上册).pdf (现代稀见史料书系) 郑超麟回忆录(下册).pdf译作〔法〕安德烈·纪德:从苏联归来(附《答客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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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局

這是共產國際整體計畫的一個小部分,核心部分是https://t.co/KSIEgqm4Nv 是的,「1934年夏,共产国际驻上海的远东局军事代表弗雷德回到莫斯科,……就中国红军的未来发展方向问题提交了他的建议书。在这份建议书中,弗雷德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中国红军向西北发展的战略意义。」 相应的,中共中央撤出上海,大批人员向华北转移。 https://t.co/ylLwXtfzK7 「根据几年来斗争的经验,红军的发展极度需要来自国外的援助,而这种援助只能通过加强中共在西北的工作和红军向西北发展的战略来实现。为此,弗雷德提议,立即在苏联中亚细亚的阿拉木图组织由中共军政领导人和共产国际联络部人员联合组成的中共西北局,https://t.co/CJFH42JaJw 习仲勋与云泽(乌兰夫)的交情,源头就在胡景翼。 当然还有内蒙古大青山至陕西榆林的苏联援助交通干线的亲密合作。 他们都是深受苏联信任的。 https://t.co/XqCIEoGIPu 开始调查通过新疆、外蒙等地派遣人员到中国西北各省发展游击战争的可能性,直接援助陕北的红二、六军,并通过他们接通四川红军。」 1934年夏,共产国际驻上海的远东局军事代表弗雷德回到莫斯科。在和各方面负责人交谈之后,他很快向共产国际副总书记兼联络局局长皮亚特尼茨基就中国红军的未来发展方向问题提交了他的建议书。在这份建议书中,弗雷德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中国红军向西北发展的战略意义。 弗雷德在这一文件中明确提出,目前红军及苏区在中国南方,包括在江西的发展都遇到了严重的困难,中国革命当前最具发展前途的根据地是在四川。但四川的工作还远不能令人满意,它在各方面的工作都相当薄弱,不能适应建立巩固根据地的要求。特别重要的是,根据几年来斗争的经验,红军的发展极度需要来自国外的援助,而这种援助只能通过加强中共在西北的工作和红军向西北发展的战略来实现。为此,弗雷德提议,立即在苏联中亚细亚的阿拉木图组织由中共军政领导人和共产国际联络部人员联合组成的中共西北局,开始调查通过新疆、外蒙等地派遣人员到中国西北各省发展游击战争的可能性,直接援助陕北的红二、六军,并通过他们接通四川红军。为此不仅应当从莫斯科派遣一些有能力的和具有主动工作精神的中国干部到中国西北地区去,而且应当考虑派遣一些在苏联远东地区工作的华人干部,包括一些从东北来的游击队成员,通过新疆到中国的西北地区去...
为何日军总能以少胜多?1个师敢打十个师,广西狼兵上将说出实情   2020-05-11 17:04 在抗战时期,日军经常以少胜多,甚至1个师团击败十几个师,1个步兵大队击破1个师的记录。为什么,日军总是可以以少胜多呢? 就连著名的广西狼兵司令李宗仁都说:“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阵时,上至将官,下至士卒,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令对手不易有隙可乘。日本高级将领之中虽乏出色战略家,但是在基本原则上,绝少发生重大错误。”。 朱可夫评价日军是:与我们在哈勒哈河作战的日军士兵训练不错,特别是近战,他们守纪律,执行命令坚决,作战顽强,特别是防御战。下级指挥人员受过很好的训练,作战异常顽强。下级指挥人员一般不会投降。 日本陆军步兵那些预备役其实战斗力很一般,1938年6月,在关内的65万日军,现役未11%,预备役22%,后备役45%,其他是补充役。很多人完成三个月仓促训练,就送到战场上了。 1942年第10师团的新兵横山泰和回忆录说,他们在日本国内的三个月的训练里只有一次实弹射击的机会,剩余的实弹射击训练都是在到达前线后进行的。 岗村宁次也表示:预、后备役士兵大多数对于军事技能已经生疏,军事教育也不充分,年龄较大,与现役兵相比,战斗力明显落后。 从1931年至1945年,陆军士官学校本科仅仅培养了12000多名军官,其实日本陆军是非常缺乏合格军官的。为了补充军官对外,就招收高中文凭老兵核38岁以下老军曹参加,甲等和乙等预备士官培训,一般6个月为一期,最高可以晋升到大尉军衔。 日军在整个二战,真正军官学校正牌毕业的军官,只有总数的5%,其他都是6个月速成教育出来的。比如在1944年衡阳战役,日军第116师团军官当中,毕业于正规军校的只有9个人。 日本军队战斗力不在于普通士兵的军事技能,也不在于军官是不是完整大学毕业。核心是士兵完全服从士官和老兵指挥就可以了,战斗当中,军曹和老兵才是战斗核心。日本一个中队都有5-6名军曹,他们才是日军战斗力核心。 他们报考预备军官训练学校以后,还会担任大队以下基层军官,拥有非常丰富的战斗经验,管理经验和战术能力。 另外就是日军武器好,弹药充足,在战场上,日军1个野战步兵大队可以携带30万发子弹,3000枚掷弹,270发步兵炮炮弹。在1940年,日军扫荡部队,几百人,都会一个士兵携带120发子弹,3枚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