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至主要内容

李大钊被施以绞刑,24年后真相浮出水面

 

李大钊被施以绞刑,24年后真相浮出水面

1927年4月6日,上百军警持枪闯入苏联大使馆,并对大使馆西处的俄国旧兵营大肆搜捕,将李大钊等革命志士抓捕。

之后,许多军阀官员纷纷声称李大钊是“赤党祸根”,并请求尽快处死李大钊。

4月28日,李大钊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并于当日下午牺牲就义,当人们得知施刑时间长达40分钟时,不禁感到愤懑不已,他们不明白,明明都被判处死刑了,施刑时间为何还会这么长?而这个真相,直到24年后才被调查清楚。

那么,李大钊为何会被施刑那么长时间?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为何会被处以死刑?

李大钊被施以绞刑,24年后真相浮出水面
李大钊

在20世纪30年代左右,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入侵,许多爱国人士高举着“反帝反军阀的大旗”投身到了革命中,这其中便有共产党的主要创办人——李大钊。

此时,我国正处于军阀政府的统治之下,对于与自己执政理念相悖的共产党,军阀政府自然是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也因此,身为共产党领袖之一的李大钊上了军阀政府的黑名单。

1926年3月,日本军舰掩护张作霖的奉军前往天津大沽口炮台,炮击国民军,国民军被迫还击,将日本军舰驱逐出了大沽口。在这之后,日本联合英法美等国,对北洋军阀政府发出“违反《辛丑条约》,立即撤除大沽口炮台防务”的通告。

李大钊得知这个消息后气愤不已,因为大沽口的炮台防务一旦撤除,就等于说中国敞开了大门让帝国侵略,毫无尊严可言。

李大钊被施以绞刑,24年后真相浮出水面
李大钊就义绞刑架

为此,李大钊在这年的3月18日,领导着北京的数万学生群众,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前对帝国主义的行径抗议。

面对人民群众的抗议,段祺瑞政府不仅不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还在日本的教唆下,命政府军用刺刀等武器攻击抗议的人民群众,段祺瑞的做法引起了全国的民愤,在人民群众的口诛笔伐下,段祺瑞被迫下野,而奉系军阀张作霖则抓住了这个时机,在日本的帮助下进驻到北京。

自张作霖入京后,便和日军勾结到了一起,开始无故的屠杀国共两党的革命志士,一时之间,整个京城都陷入到了“白色恐怖”中,其中,李大钊也因为领导游行的事,上了张作霖奉系军阀的通缉名单。

对于上通缉名单的事,李大钊很是乐观的说道:“又不是第一次被通缉了,我有什么好怕的,干革命的不怕被通缉!”

此时的李大钊已经将党的领导机关迁入了——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旁的旧俄兵营。

张作霖一派的奉系军阀,为了能够逮捕李大钊,特意派人前去与英、美、日大使馆拜访,并与他们勾结到了一起,达成了“同意政府军警进入大使馆区域,搜查苏联大使馆旁的旧俄兵营”的协议。

此外,张作霖为了行动的万无一失,还派卧底打入了我党内部刺探情报,并根据情报内容逮捕了国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李渤海,在重刑的威逼下,李渤海供出了李大钊在旧俄兵营的房号。

李大钊被施以绞刑,24年后真相浮出水面

1927年4月6日,做好万全准备的张作霖,让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处长吴郁文,带着数百名持枪宪兵,冲入了外国使馆领事区。

这天,苏联大使馆的大门紧紧关闭着,吴郁文见敲门无人应答后大手一挥,只见数十名彪形大汉抱在一起,像柱子撞钟般,强行将苏联大使馆的门给撞开了。

对于奉系军阀的行为,苏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大声斥责,声称张作霖违反了《辛丑条约》中的“中国军警不得进入外国使馆领馆区”的规定。

对于苏联人的指责,这些宪兵神情淡定,未有任何的慌张,因为他早就和其他领事馆串通好了,根本就不会有人追究他的责任。

李大钊被施以绞刑,24年后真相浮出水面
张作霖

吴郁文在进入大使馆后,命人控制住了这些外国人,并用手指了指西园的俄国旧兵营,示意他们去抓李大钊。

由于之前掌握了李大钊的确切房间号,所以,宪兵直接包围了李大钊的房间,不给李大钊一丝一毫逃跑的机会。那时,伏案写字的李大钊,在听见了外面嘈杂的动静后立即停下了笔,他面不改色的看着门口,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忽的,门外传来了一句吼声:“不要放走任何一个人!”

话落后,持枪宪兵蜂拥而入包围了李大钊,随后,吴郁文走进房门,张狂的说道:“敝人警察厅侦缉处处长,特来请李大钊先生去警察署喝茶!”

之后,吴郁文打了个手势,几名宪兵上前将李大钊绑了起来,吴郁文见此场景满意的点了点头,并下令道:“撤!”

张作霖的奉系军阀势力,在此次行动中,逮捕了李大钊等30多名革命党人,除此之外,他们还抓捕了15名阻拦搜查的苏联大使馆工作人员,可谓是狂妄至极。

李大钊被施以绞刑,24年后真相浮出水面

在这之后,李大钊被关押到了草街子胡同监狱,在监狱中,敌人为了从李大钊的口中获得情报,对李大钊实行了严酷的刑罚折磨。

刚开始,他们用竹签钉在李大钊的指甲缝里,李大钊忍着痛一言不发,始终不向敌人屈服。敌人见这招没效果,于是便慢慢的将李大钊的指甲剥去,试图用更大的肉体痛苦使他屈服,但就算是这样,李大钊也未曾低头。

敌人见他态度坚决,不怕酷刑,于是便换了一招“软”的。

某天,张作霖的参谋长杨宇霆来监狱中探望李大钊,他提着好酒好菜阔步走到李大钊面前,并说道:“今日,我来找李先生谈心。”

李大钊整理了一下衣袍,开门见山的问他:“说吧,你们又打的什么鬼主意。”

杨宇霆说:“你我都是河北同乡人,我见先生如此境遇,于心不忍,想要拉你一把。”

李大钊瞬间便听出了杨宇霆话中的意思,他一双怒目瞪着杨宇霆,毫不留情的批判杨宇霆道:“大丈夫生于世间,就应保持民族气节,绝不能为了锦衣玉食向卖国的军阀屈服!”

李大钊被施以绞刑,24年后真相浮出水面
东交民巷老照片

后来,奉系军阀派了许多人前来劝说李大钊归顺,但他们都被李大钊给赶走了,李大钊软硬不吃的态度让军阀政府头疼不已,因为,他们既不能从李大钊嘴中套不出任何有用的情报,又无法将他收为己用。

一些军阀认为,李大钊对他们已经无任何用处了,留着反而会激生更大的民怨,倒不如早点将其处死为好,在这样的想法下,许多军阀官员声称李大钊是“赤党祸根”纷纷请示张作霖,让他尽快处死李大钊。

1927年4月28日上午10时,身穿长袍的李大钊,从容不迫的站在敌人的特别法庭上,静静地等待着命运的审判,当他听到“宣告死刑”的判决后,他依旧面不改色的站在那里,彰显出了一个共产党领袖的风范。

之后,李大钊被判处死刑的消息不胫而走,引起了全国的民愤,面对民怨,张作霖一派的奉系军阀依旧我行我素,固执的要将李大钊处死。

中午12时30分,李大钊等革命志士被6辆警厅汽车分载到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为了防止共产党的营救,在押解前,张作霖下了一道命令“将押送的马路断绝交通,派警卫把守押送要道”。

李大钊被押送到刑场后,挺直身躯对军法会的监刑官说:“你们今天绞死了一个李大钊,以后还会有千千万万个李大钊,你们杀的完么?共产主义必将在中国得到光荣的胜利!”在说完这句话后,李大钊大笑了几声。

而监刑官则气的脸色铁青,他下令让狱卒前去制止,不让李大钊继续发言,随后,狱卒一个健步冲上前,将李大钊一拳击倒在地。

根据史料《处决李大钊等琐闻》记载,在李大钊被送往绞刑台前时,李大钊曾言:“请以纸笔来,俟书一遗嘱。”

但执刑者却拒绝了李大钊的遗嘱请求,他言道:“此时已晚,由不得汝矣。”

李大钊听完执行者的话后,从容不迫的走上绞刑台,绞刑架上来的时候,他也未曾改变神色,直至执刑者将绳索套入他脖子时,李大钊依旧笔挺的站在那里,不见丝毫害怕之色。

次日,李大钊牺牲的消息传遍了整个中国,当革命志士听说李大钊受刑时间长达40分钟时,不仅感到悲愤不已,他们不明白,为何要对李大钊实刑四十分钟之久?而这个答案,直到24年后才浮出水面。

1951年6月,我国将抓捕、杀害李大钊的吴郁文等人抓捕归案,通过他们的口述,我们可以对李大钊施刑的过程窥见一斑。

在当时,军阀政府禁用砍头法执行死刑,所以便改用了西式的绞刑,奉系军阀的人为了折磨李大钊,对李大钊实行了古时候最残酷的绞刑手法,即“三绞处决法”,再加上李大钊是第一个被执行绞刑的人,所以,用时自然便比较长。

当李大钊脖子上的绳索第一次收紧时,他已经闭上了双眼,等待着死亡的到临,很快,他便被刽子手绞昏了过去,在李大钊昏过去的那刻,刽子手忙松了绳索,等待着李大钊的苏醒。

李大钊被施以绞刑,24年后真相浮出水面

李大钊醒来后,痛苦的咳嗽了几声,在意识到自己没死成时,他便已经清楚了敌人的意图。之后,刽子手再次将绳索套到了李大钊的脖子上,并问他:“后悔么?如果你承认你‘悔过’了,我就给你一个痛快。”

李大钊轻蔑一笑,愤恨地说道:“你们休想让我屈服,我虽死犹荣!”

在场的奉系军阀听完李大钊的话后,纷纷脸色铁青,刽子手则再次将李大钊脖子上的绳索收紧,李大钊瞬间便被勒的面色发红,没过多长时间,刽子手再次松开了绳索,并再次劝李大钊“悔过”。

李大钊压下身体的痛苦,用沙哑的声音说道:“我有何过可悔?你们也不必多费口舌了,我李大钊,不怕死,力求速办!”之后,刽子手第三次对李大钊实行绞刑,而李大钊也在这次漫长的绞刑中牺牲了。

相关新闻

发表评论

评论

此博客中的热门博文

张家康:胡适与国民党的冲突 》 分类: 1920年代至1960年代, 民国, 知识分子 胡适与国民党的冲突 --作者:张家康 101.jpg 胡适先生 抑孙袒陈 1922年5月7日,胡适等创办《努力周报》,这是他放言政治,纵论时事的园地。他的“好人政府”和“贤人政治”的主张,便是由《努力周报》传播出去的。五四运动时,直系军阀吴佩孚反对安福系,支持学生运动。直奉战争中,吴佩孚又把张作霖赶出关外,其虚假的政治作秀,很得知识分子的青睐,胡适更是尤为突出者,认为只要吴佩孚不放弃努力,就能实现南北统一,产生一个“好人政府”,那么,他所企盼和推行的渐进式的和平改革,便有了最可靠的保证。他和蔡元培甚至致电孙中山,劝其结束护法战争,以国民身份为国尽力。胡适确实太离谱,也难怪国民党人“气愤填胸”,张难先便致信胡适等兴师问罪: 窃谓公等此种主张是偏颇的,是狭隘的,是苟且的,是糊涂的,是违反真正民意的,是袒护有枪阶级的,是造成异日大战的,是污辱吾国最高学府的。吾气甚,闷甚,……二公执学界牛耳,出言不可不慎,主张不可不公。军阀专横,赖政治家以纠正之;政治家卑污,赖学者以纠正之。今学者又复如斯,则吾国之苦百姓再无宁日矣。 恰在此时,孙中山亲手培养的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兵变,炮轰总统府,欲置孙中山于死地。国民党内外,全国上下齐声声讨和唾骂陈炯明。可是,胡适却唱起反调,在《努力周报》上作起声援的文章: 本周最大的政治变化是广东的革命和浙江的独立。孙文与陈炯明的冲突是一种主张上的冲突。陈氏主张广东独立,造成一个模范的新广东;孙氏主张用广东作根据,做统一的中华民国。这两个主张都是可以成立的。但孙氏使他的主张,迷了他的眼光,不惜倒行逆施以求他的目的,……远处失了全国的人心,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孙氏还要依靠海军,用炮击广州城的话来威吓广州的人民,遂不能免这一次的失败。 这番议论自然引来一片呵斥之声,《民国日报》接连发表《不赞成努力周刊记者的谈话》、《荒谬绝伦的胡适》、《叛逆与革命》和《胡适的伦理》等文章,批评胡适抑孙袒陈的言论,指责陈炯明发动广州事变是“叛道”、“悖主”、“犯上”。胡适是满脑袋瓜的西方民主政治的理念,当然不能认同上述的观念,反而认为持有如此观念的人,“是旧道德的死尸的复活。”他坚持认为,陈炯明的行动“本是一种革命”,讨厌诸如“...
  蒋介石曾密嘱剥夺张学良、杨虎城兵权 更新 2012-08-27 3:51 AM   人气 156 标签:  蒋介石   Facebook   Twitter   Line   复制链接   Print 【字号】  大    中    小 正体   简体 【大纪元2012年08月27日讯】1936年12月12日爆发的西安事变,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是国共关系的转折点。事变主角张学良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兼代总司令,另一主角杨虎城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兼第十七路军总指挥,军事上归张节制。据史料显示,西安事变前, 蒋介石 对张杨已警觉,并已密嘱剥夺张、杨兵权。 《大公报》发布 蒋介石 剥夺张、杨兵权旨意 在事变发生前的12月9日,蒋介石写信给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密嘱《大公报》发表剥夺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剿共”兵权由蒋鼎文取代的消息。 蒋介石的密嘱内容如下: 力子主席兄勋鉴:可密嘱驻陕《大公报》记者发表以下之消息:蒋鼎文、卫立煌先后皆到西安。闻蒋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 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亦来陕谒蒋,闻将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队云。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他记者,西安各报亦不必发表为 要。 中正 十二月九日 1936年12月12日,《大公报》在要闻版刊出该报驻西安记者按蒋介石密嘱内容发给报社的专电,电文如下:(西安十日下午八时专电)蒋委员长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甘、绥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日内赴太原,将以军政部次长名义, 指挥绥东国军各部队。邵力子、杨虎城十日晚在新城大楼宴来陕将领,邀各界作陪,到六十余人,尽欢而散。陈调元十日晚到西安。蒋鼎文对剿匪总司令职表示谦 辞,但愿短期内在陕帮助进剿。据闻残匪之消灭仅属时间问题。 《大公报》用大号字“蒋鼎文负责剿共” 做主题,点明了蒋介石的意图。 蒋介石常通过在国内外有很大影响的民营报纸《大公报》,事先发布解除军政人员职务的消息。 张、杨获密嘱后疑惧兵变 《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被称为蒋介石的“布衣宰相”。蒋介石每有重大举措,张季鸾多有参与。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返回西安,准备在西安召开西北“...

差4天活埋仲勋同志的朱理治儿子朱佳木

  差4天活埋仲勋同志的朱理治儿子朱佳木 朱理治 (1907年7月25日—1978年4月9日),原名 朱銘勛 , 江蘇省 南通縣 余西鎮 人。 中華人民共和國 政治人物。曾任中共陝甘晉 省委書記 , 交通部 副部長, 計劃委員會 副主任, 河北省革命委員會 副主任等職。 生平 [ 編輯 ] 生於南通 余西鎮 中醫世家。小學就讀於通州師範第一附小。1922年考入江蘇省立第七中學。1926年,讀完高二後考入 清華大學 經濟系。1927年4月經同室同學 余冠英 介紹加入共產黨。 四一二事件 後,出任清華大學黨支部書記。1927年10月任北平西郊區委書記。1928年初任北平市臨時工委書記。 [1] 1928年在南通被捕。1930年4月釋放。1930年7月前往上海與江蘇省委取得聯繫。1931年7月調團中央工作,任團中央宣傳部秘書兼團中央訓練班教員、 中央文委 中國左翼社會科學家聯盟 黨團成員。 九一八事變 後,代表團中央出任上海市反日救國會領導工作。1932年2月與5月,兩次去廈門和福州巡視。1932年7月任共青團江蘇團省委組織部長。1934年3月調河北省委( 北方局 )工作,任省委組織部長、代理省委書記。 1935年3月 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 孔原 通知朱理治去陝北工作。朱理治5月初動身,7月初到達陝北 永坪鎮 。不久,接到 北方局 來信,要他以北方局代表的名義工作。 上海中央局 的 聶鴻鈞 到陝北後,成立中央局和北方局代表團,朱理治任代表團書記。1935年9月中旬, 紅二十五軍 長徵到達陝北。1935年9月21日, 中共陝甘晉省委 在陝北永坪鎮成立,朱理治任省委書記。 西安事變 前後,任中共中央駐東北軍特派員。抗戰爆發後,先後任河南省委書記, 中原局 代理書記,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政委。在陝甘寧邊區遭受經濟封鎖時,1941年3月5日任弼時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名朱理治任 陝甘寧邊區銀行 行長並獲得通過,至1943年1月15日(西北局高幹會議結束的次日)被正式免職;實際到1942年9月就已經被免職,此後至1943年3月輔助 黃亞光 工作。1943年3月調 中央黨校 學習。 在國民黨大舉進攻東北解放區時,他任 東北局 駐北朝鮮全權代表。 遼瀋戰役 前夕,他任 東北軍區 後勤部副部長。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擔任過 中財委 物資局長, 中央交通部 副部長, 中央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