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陈独秀
〔说明〕本文刊载于《党史研究》1980年第4期。
我是1915年到北京大学文科英文学门（1919年改为英文系）读书的。1917年初，蔡元培到北京大学任校长后，因为文科教员中，顽固守旧的人物不少，是北大前进的障碍，亟需寻找具有革新思想的人物来主持文科，所以立即聘请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相当于后来的文学院院长）。
陈独秀是急进的民主派。早年因参加反对清政府的活动遭到追捕。后来留学日本，深受新学思想的影响。从1903年到1914年，他先后参与编辑《国民日日报》、《安徽俗话报》，并协助章士钊在日本办《甲寅杂志》。当时在新闻言论界已有影响。1915年9月，他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9月改名《新青年》），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影响逐渐大了起来。
陈独秀来北大之前，我虽然不认识他，但他的文章我早就在《甲寅杂志》上读过了，因为他是首倡新文化运动的人物，所以给我的印象很深。最初，《新青年》是他在上海创办的。他在具有发刊词性质的《敬告青年》一文中，提出了反对封建复古思想、主张民主主义的要求。他痛斥周汉以来“崇尚虚文”、“尊儒重道”、“祀天神而拯水旱，诵孝经以退黄巾”的昏妄现象，激切陈言：“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明确主张：“科学与人权并重”。“五四”时期“民主”与“科学”两大口号在那时他就提出来了，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
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之后，就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旗帜鲜明地写道：“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他指出：“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据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这就表现了陈独秀反对封建主义的急进立场，比起胡适的文学改良主义来，要激烈和前进得多。
蔡元培到来之前的北大，校风很腐败，学生自由散漫，纪律松弛。蔡到校后，力图改革，整顿校风。陈独秀来校任文科学长，和蔡元培一起，积极推动北大的改革。
陈独秀在整顿上课纪律当中，还与我闹过一场误会。当时我们班上有一同学是黎元洪的侄子。此人经常缺课，并叫人代他签到。陈独秀不调查研究，误听人言，就把这件事记在我的身上，在布告牌子上公布我经常旷课，记大过一次。我当时是一个穷苦学生，冬天穿夹衣过冬，宿舍里没有火，所以我不是在讲堂上，就是在图书馆里。当我见到这个记过布告时，十分惊异，并极端愤怒。我一怒之下，就把布告牌砸碎了。陈独秀性情一贯地急躁，他也大怒，对我的砸布告牌又记了一过。我又把第二个布告牌砸了，并站在他的办公室门前，叫陈独秀出来同他说理。此事立即为蔡校长所知，经过蔡的调查，才知道是陈独秀搞错了，叫陈收回成命，并向我进行劝慰，此事遂告平息。这也就是陈独秀认识我的开始。
在北京发动五四运动后，引起了全国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官僚军阀进行了激烈的反抗。这时正是段祺瑞执政的时期，段系集团的横行霸道卖国投敌，尤为全国广大人民所愤恨。北大和其他学校学生为此实行罢课，陈独秀的态度是同情并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的。五四运动后期，胡适料理母丧完毕回到北京时，正值学校罢课，胡适曾亲自出面要学生复课，遭到学生的拒绝。胡适又想用釜底抽薪的办法，提议把北大迁到上海，愿去者签名，傅斯年、罗家伦都签了名。陈独秀知道后，把傅、罗叫去训了一顿，此事遂告寝。陈独秀为反对北洋军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印成传单，并于1919年6月11日与高一涵、邓初三个人到万明路新世界去散发。陈遭到警察厅暗探的逮捕，被关押了三个月。
当时，为成立全国学联，我正在上海。陈独秀印发反对北洋军阀的传单及被捕的消息传来，我对他改变了过去的看法，产生了好感。陈在新文化运动中是很有影响的，他的被捕，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北京学生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中华工业协会，一些省市的教育会、国民大会等群众团体曾先后发出通电，要求北京政府释放陈独秀。一些知名人士如章士钊等也曾通电保释。毛泽东同志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写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的文章，称誉陈为“思想界明星”，说他被捕“无非是为着赛因斯（科学）和德谟克拉西（民主）”。
陈独秀于9月出狱，此时我已回到北京。陈释放后，我们在李大钊同志的办公室里欢迎他，并进行了座谈。
1919年秋，我正准备赴法勤工俭学。10月12日，国民杂志社假南湾子欧美同学会举行成立周年纪念会，并欢送我及陈宝锷赴法勤工俭学（后来陈宝锷并未赴法，而去英留学）。陈独秀与李大钊、蓝公武、徐宝璜先生都到会欢送，并致词。陈独秀的致词，对五四运动评价甚高，对国民杂志社社员诸多鼓励（陈、李等的致词见《国民》二卷一期，1919年11月）。随后，少年中国学会在京会员在中央公园水榭为欢送我们举行茶话会，陈独秀与李大钊同志也参加了欢送会。
我于1919年冬到上海，等候乘船赴法。陈独秀虽然被北洋军阀释放，但一直受到监视。这时，李大钊同志给我打来电报，叫我在上海帮助陈独秀找所房子，准备让他到上海居住。结果我与张国焘帮他找到了渔阳里二号的房子(鬼扯，该房是陈独秀岳王会下属南京会长、安徽都督柏文蔚提供陈独秀居住）。不久，在李大钊同志的帮助下，陈独秀化装成商人模样逃出北京，到了上海。这时，陈独秀的思想更激进了，他和上海的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结合起来，继续主办《新青年》，发表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随后，他就积极投入了发起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陈独秀在北大工作三年多的时间里，对北大的改革和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是应予肯定的。
我于1927年1月回国，在广州中山大学教书和黄埔军校当政治教官。“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的前夕，在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同志的催促下，我于四月初离开了广州，敌人捕我的预谋落了空。我应恽代英同志与张国焘之约来到武汉。1927年4月下旬，亦即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之际，一次，张国焘用马车来接我，说陈独秀请我吃饭。席间，见到了陈独秀，一见面他就说：“还是老样子，没有变！”这次聚会共有四桌人，好多熟人都见到了，蔡和森同志也在座，他问我：“准备在什么地方工作？”恽代英同志马上接着说：“已经安排好了，他到我这里（指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工作”。陈独秀与和森同志说：“好！好！”我与陈独秀阔别近八年，这次重逢，畅谈甚欢。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独秀自南京被释放出狱，随即到了四川江津，住在邓初的医院里（邓初是北京大学邓以蛰教授的二兄，抗战时在四川江津开医院）。那时，我原在重庆，1939年到1940年之间，重庆常为日机轰炸，我遂在白沙找了两间房子，我的子女住在那里。这其间，我从重庆到白沙常来常往，船往白沙要经过江津，因此有时就到江津看望陈独秀，师生聚首，谈及“五四”往事，不胜感慨系之。我大约看望陈独秀一共有四次，后来因为搬回重庆居住，所以也就没有再见面了。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先生病逝于香港，陈独秀闻讯后写了一篇《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其中说：“道德是应该随时代及社会制度变迁，而不是一成不变的，道德是用以自律，而不是拿来责人的；道德是要躬行实践，而不是放在口里乱喊的，道德喊声愈高的社会，那社会必然落后，愈堕落。反之：西洋诸大科学家的行为，不比道貌尊严的神父牧师坏。清代的朴学大师们，比同时汤斌李光地等一般道学家的心术要善良的多。”这几句话，到现在仍然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因患高血压病逝于四川江津，终年六十四岁。
陈独秀的长子延年、次子乔年均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延年、乔年与我同时在法国勤工俭学。1926年底，我回国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延年是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当时我在各方面很得他的照顾。“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延年与赵世炎（即施英）等同志在上海惨遭杀害。乔年亦于1928年被捕牺牲。
记得有一件当时令人惊奇现在谈起来也还有趣的事：1919年下半年，也就是陈独秀尚在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的时候，延年和乔年来京看父亲，他们并不直接去陈独秀家里，而是准备了一张名片投递，上面写“拜访独秀先生”，下面写着延年、乔年弟兄的名字。一时传为笑谈，人们说陈独秀提倡民主，民主真的到了他的家里。
感谢 先知在1917 收集、录入及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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