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尘往事：《新青年》是怎么散伙的？
胡适与李大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是发生在1919年7月间，因胡适的一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引起。
胡适从小就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对国家的政治是极为关心的。后来到了美国，他不仅有三分之一的学时选修政治、经济课程，并对美国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制度十分感兴趣，同时也十分关注国内和国际的政治，曾积极参与1912年和1916年美国总统竞选活动和为中国民主共和政治作辩护。1917年回国后，被“逼上梁山”，走向了文学革命的道路。所以“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
1918年12月，在《新青年》照常出版时，陈独秀和李大钊又创办了一个谈政治的刊物《每周评论》，用以评论现实政治，宣传马克思主义。《每周评论》创刊初期，胡适因奔母丧离开北京，次年春才返回北京。他对《每周评论》的创刊一度未置可否，尽管这个刊物在内容上和他从事新文化运动的初衷有出入。
随着《每周评论》对现实问题的谈论和对马克思主义宣传的深入，胡适的心里就产生了某种不快，认为《每周评论》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胡适认为，新文化运动应该暂时撇开现实的政治问题，而致力于研究和解决最基本的关于中国的知识文化和教育等方面的问题，以便为中国的建设打下一个非政治的文化基础。
到了1919年6月，陈独秀被捕，李大钊又外出，不得已时，胡适便接办了《每周评论》。胡适面对国内的政治界和教育界出现的新情况，思想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有了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那时正是安福部极盛的时代，上海的分赃和会还不曾散伙。
然而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谈政治”。于是便有了《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问世。也可以说是胡适的“政论导言”吧。
文中道：“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传播的人图简便，便用一两个字代替这种主张，所以叫做‘某某主义’。主张变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人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所以，在胡适看来，谈“主义”是件极容易的事，虽然“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研究”，但应当把一切“主义”摆在脑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给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总之，“舆论界应多提一些问题，少谈主义”。
那么目前中国应赶紧解决的问题都有哪些呢？胡适认为主要有：“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如此等等。
胡适的文章引起了李大钊、蓝公武等人的批评。当时，北京各学校正放暑假，李大钊离京到了昌黎五峰山。读到胡适的这篇文章，便立即提笔，写就了《再论问题与主义》的公开信，反驳胡适的观点。他声明自己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克的主义的”；并指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分离的关系。中国的社会问题，必先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的希望。
接着，胡适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和《四论问题与主义》，反驳李大钊等人的主张，并就“输入学理的方法”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但是，8月30日，《每周评论》第三十七号正在印刷的时候，被北洋军阀的警察查封，“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也便中止了。导致这场“问题与主义”的论争的，最主要的还是他们各自不同的信仰。
就胡适来说，他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过分强调了实际的问题，而忽略了学说主义的重要性，文章的结尾承认“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但他的文中也有些地方是很切中时弊的，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界确实是各种学说和主义纷纷登场亮相，胡适所谓各种主义满天飞的情况并不夸张。更有甚者只是“输入名词，而不介绍名词的涵义”，匾还没有挂起来，便“空空洞洞的争”；“一知半解，赶时髦”的现象不是少数。所以李大钊在批评了胡适否定主义学说的缺点之后，“也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做”。
胡适是信奉实用主义的。但他基于实用主义，否定“根本解决”的革命方法与道路，只顾宣传他的“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的改良主义，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与实用主义或自由主义者的分歧所在。
经过李大钊、蓝公武两位的批评，胡适的思想也有一些改变。他承认不应轻视主义，而把他原先提出的“少谈些主义”，改成“少谈些抽象的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实事求是地讲，胡适了解的还是相当多的，至少比那些空谈马克思主义的人读的书多。胡适从学术研究的态度出发，也肯定过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胡适所不赞成或反对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
“问题与主义”的论争是新文化统一战线开始分化的一个标志。这之后不久，《新青年》又搬迁到上海。北京同人便渐渐少寄文稿，《新青年》内部关于编辑方针也发生过一些争论，最后《新青年》团体发生分裂，便在无形中散伙了。后来，因刊物宣传“革命”被政府查处，多次休刊，直到1926年7月终刊。
摘自《图文本·中国文学史话 现当代文学》，郭杰，秋芙总主编。
附录：
《新青年》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一份具有影响力的杂志，原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称《新青年》。在五四运动期间起到重要作用。自1915年9月15 日创刊号至1926年7月终刊共出9卷54号。由陈独秀在上海创立，群益书社发行。该杂志发起新文化运动，并且宣传倡导民主与科学，科学(“赛先生”，Science)、民主(“德先生”，Democracy)和新文学。
该刊部分重要文章——
1917年1月1日2卷5号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推广白话文，以打破旧思想(如儒家思想)及推动文学改革为目标。
1918年5月15日4卷5号鲁迅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1918年10月5卷5号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等文章，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
1919年第6卷第1号陈独秀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第一次将科学与民主称为”赛先生”与”德先生”。提出”本志同志本来无罪，只因拥护那德谟克拉西(民主)和塞因斯(科学)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大罪的。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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