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埔一期王仲廉 2019-03-02 11:32:18 來源:趣曆史 點擊:107 王仲廉(1904-1991),抗日名将,國民革命軍陸軍中将、被稱爲黃埔一期的“徐州三王”之一。字介人、介仁,江蘇省徐州府蕭縣人(今屬安徽蕭縣)。 王仲廉蕭縣第二高等小學畢業後,就讀于江蘇省立徐州中學。以後轉學軍事,就讀于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後從軍,相繼參加綏遠戰役、南口戰役、太原會戰、徐州會戰、武漢會戰、随棗會戰、棗宜會戰、豫南會戰、豫湘桂會戰、豫西鄂北大捷等戰役。相繼擔任黃埔軍校教導團排長、第85軍軍長、第19集團軍總司令、第31集團軍總司令、第4兵團司令官。 1949年底,離開大陸去台灣,主要有《征塵回憶》《鐵血染征衣-台兒莊戰役》《王仲廉自傳》等作品。 青年時代 清光緒三十年(1904年4月30日),王仲廉出生于江蘇省蕭縣張莊寨鎮王衍莊村,家世務農,經濟中等,有地産70畝。少時讀私塾。蕭縣縣立第二高等小學畢業。 民國八年(1919年),進徐州中學,在校時期傾向進步,加入國民黨。 民國十三年(1924年),考入廣州黃埔軍校第一期,編在第四隊。畢業後,王仲廉被分派到軍校教導團任排長。後被派往上海協助陳果夫招募黃埔第三期學員。 民國十五年(1926年),北伐前夕,王奉令到山東、江蘇、河南等地負責敵後宣傳、情報工作。後相繼參加北伐、中原大戰及“圍剿”紅軍等。曆任連長、營長、團長、旅長等職。 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王仲廉升任國民革命軍第13軍第89師師長。是年冬,王随湯恩伯率第89師從贛東入福建順昌,攻打蔡廷锴的第十九路軍。次年春“福建事變”平定後,第89師奉命參加對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 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北上,王仲廉指揮所部對紅軍進行圍追堵截。 抗日時期 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2月),日本關東軍扶植蒙古德王成 立僞蒙古政府,多次進擾綏東。11月中旬,日軍又在田中隆吉指揮下進犯紅格爾圖,企圖打通綏東門戶,西窺歸綏(今呼和浩特市)。國民黨華北第7軍團總指揮傅作義,不顧主和派的阻撓,成功地進行了綏遠抗戰,于11月24日取得百靈廟大捷。時駐綏東的王仲廉部在湯恩伯指揮下協助傅作義部參戰,趕走了德王。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全面抗戰開始。13軍編入傅作義的第七集團軍,移駐南口布防。8月下旬,在湯恩伯指揮下,王仲廉參加了南口戰役,第89師在懷來、南口與居庸關一線與日軍血戰20餘日。8 月,日軍由北京西山向南口猛攻,國民黨第29軍、第13軍奮起反擊。王仲廉率89師依托山地,憑險扼守,頑強抗敵,與日軍激戰20天,戰況慘烈,全師官兵傷亡達6000餘人,南口失陷。9月,89師移向冀豫邊境。10月,日軍進犯晉中,王仲廉奉命率部馳援太原,參加會戰。太原淪陷後,湯恩伯第13軍擴編爲第20軍團。轄第13軍(湯恩伯兼軍長)、第52軍(軍長關麟征)、第85軍(軍長王仲廉)。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3月),王仲廉率85軍參加台兒莊戰役,9日,李宗仁命各部對撤守峄縣之日軍展開攻擊,王仲廉指揮85軍向西北猛插,采用“精兵夜襲”戰法,一夜之間攻占九山,将日軍殲滅。随後移師邳縣以北,組織陣地防禦。台兒莊大捷後,王仲廉以戰功獲青天白日勳章。5月,85軍開赴徐州待命。後李宗仁放棄徐州,王仲廉部西撤至開封。7月,王仲廉部由豫南調赴江西,參加武漢保衛戰。武漢淪陷後赴湘西整補。 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春),85軍改爲甲種編制,轄第4、23、91師。3月編入五戰區左翼集團軍(總司令李品仙),由沙市渡過長江,駐守桐柏山南麓的随縣、棗陽間。5月1日,随(縣)棗 (陽)會戰開始,日軍于8日占領棗陽地區。12日,中國軍隊向南陽、唐河西南發動進攻,日軍24日退回。會戰結束後,85軍調鎮平、南陽一帶整補。7月,王仲廉晉陸軍中将。 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2月)去重慶受訓,兼任中央訓練團(陳誠、王東原先後任教育長,劉真任主任秘書)第七期第二大隊大隊長,4月返回南陽。冬,王率85軍隸屬于湯恩伯第31集團軍,參加了國軍第五戰區。5月1日棗(陽)宜 (昌)會戰開始,日軍自信陽之北洶湧西犯。中國第五戰區軍隊出漢 (口)宜(昌)公路,打擊西進日軍。5月12日,31集團軍在北線由東、南、北三而向正在樊城東北集結的日軍第三師、石本支隊逼近,并連夜實施猛烈攻擊,迫使日軍陷入苦戰并于16日退回棗陽地區。南線,右翼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在與敵激戰中壯烈犧牲。11月,王仲廉升任31集團軍副總司令,兼任豫鄂邊區遊擊總指揮,率部駐守象河關及汝南以東地區。 民國三十年(1941年8月),改兼魯蘇邊區遊擊總指揮,率部開往徐州附近抗敵。此時,湯恩伯任魯蘇豫皖邊區總司令,将總部設在安淤省臨泉縣呂大寨。王仲廉成爲受到湯恩伯重用的實力派之一。 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初),改任魯蘇豫皖邊區第二路挺進軍總指揮;5月兼江蘇保安處處長;10月兼任安徽第四行政區行政督察專員兼該區保安司令。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2月),任江蘇省政府委員兼徐海行署主任;4月升任第19集團軍總司令;11月調任第31集團軍總司令,赴河南寶豐就任。王在豫皖邊協助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江蘇省政府主席韓德勤,不斷進攻新四軍。 民國三十年(1941年2月),第31集團軍參加豫南會戰,在舞陽大戰日軍,使日軍慘遭重擊。豫南會戰名列國軍抗戰正面戰場22次大規模會戰之一。 民國三十三年(1944年4月),日軍發動豫中會戰,在岡村甯次指揮下,以15萬人分兵進犯鄭州和抗戰爆發以後河南省唯一未曾淪陷的大城市洛陽。中國軍隊參戰兵力28萬人,由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湯恩伯統一指揮。王仲廉率部在密縣、馬駒嶺反擊來犯日軍,迫敵陷于守勢;後又在禹縣、襄城、許昌等地與日軍激戰,湯部向豫西撤退途中,又不斷遭到地方武裝别廷芳舊部的襲擊。王仲廉率領的31集團軍總部直屬部隊被地方武裝包圍在一個土寨子中并繳了械,王僥幸逃脫。 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3月21日),豫西、鄂北日軍西犯,王率第31集團軍在内鄉、丹水一帶作爲第二線兵團抵抗日軍。4月,該集團軍第85軍在西峽、魅門關等地逐次抵抗,激戰4日,使日軍無法進展。5日,王仲廉指揮集團軍反擊,在魅門關殲滅日軍110師團長以下4000人,受到國民黨中央的嘉獎。5月,王仲廉在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候補中央監察委員。日本無條件投降後,9月,王仲廉參加了鄭州受降典禮,随後率部進駐豫北。 内戰時期 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12月),第31集團軍整編爲第26軍(轄第32師、第40師、第85師),王仲廉任軍長。 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6月30日),解放軍發起魯西南戰役,此時,王仲廉已升任第四兵團司令官。7月19日,蔣介石急令王仲廉的第四兵團經曹縣向羊山集增援,命令王敬久的第二兵團從金鄉向羊山集增援,以解宋瑞珂的整編第66師之圍。在解放軍的頑強抗擊下,“二王”兵團被阻于離羊山集十幾裏的萬福河南岸。7月28日,經激烈戰鬥,羊山集被解放軍攻克,宋瑞珂被俘虜。是年8月18日,即魯西南戰役結束後的第10天,王仲廉被蔣介石以“謊報軍情、對整編66師坐視不救爲由”撤職,押送南京候審。 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8月),被湯恩伯保釋。 1949年,大陸解放前夕,王仲廉離開大陸撤退至台灣。 晚年生活 1960年1月1日,退役,任“中華民國行政院”顧問。 1970年1月,除役,開始撰寫回憶錄。 1976年9月,台灣《戰史論集》刊載王仲廉的《追思投考黃埔往事》。 1986年6月,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輯的《文史資料選輯》第124輯刊載王仲廉的《台兒莊戰役親曆記》。 1991年7月26日,病逝台北。 責任編輯:張波 最後更新:2019-03-02 11:36:1
张家康:胡适与国民党的冲突 》 分类: 1920年代至1960年代, 民国, 知识分子 胡适与国民党的冲突 --作者:张家康 101.jpg 胡适先生 抑孙袒陈 1922年5月7日,胡适等创办《努力周报》,这是他放言政治,纵论时事的园地。他的“好人政府”和“贤人政治”的主张,便是由《努力周报》传播出去的。五四运动时,直系军阀吴佩孚反对安福系,支持学生运动。直奉战争中,吴佩孚又把张作霖赶出关外,其虚假的政治作秀,很得知识分子的青睐,胡适更是尤为突出者,认为只要吴佩孚不放弃努力,就能实现南北统一,产生一个“好人政府”,那么,他所企盼和推行的渐进式的和平改革,便有了最可靠的保证。他和蔡元培甚至致电孙中山,劝其结束护法战争,以国民身份为国尽力。胡适确实太离谱,也难怪国民党人“气愤填胸”,张难先便致信胡适等兴师问罪: 窃谓公等此种主张是偏颇的,是狭隘的,是苟且的,是糊涂的,是违反真正民意的,是袒护有枪阶级的,是造成异日大战的,是污辱吾国最高学府的。吾气甚,闷甚,……二公执学界牛耳,出言不可不慎,主张不可不公。军阀专横,赖政治家以纠正之;政治家卑污,赖学者以纠正之。今学者又复如斯,则吾国之苦百姓再无宁日矣。 恰在此时,孙中山亲手培养的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兵变,炮轰总统府,欲置孙中山于死地。国民党内外,全国上下齐声声讨和唾骂陈炯明。可是,胡适却唱起反调,在《努力周报》上作起声援的文章: 本周最大的政治变化是广东的革命和浙江的独立。孙文与陈炯明的冲突是一种主张上的冲突。陈氏主张广东独立,造成一个模范的新广东;孙氏主张用广东作根据,做统一的中华民国。这两个主张都是可以成立的。但孙氏使他的主张,迷了他的眼光,不惜倒行逆施以求他的目的,……远处失了全国的人心,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孙氏还要依靠海军,用炮击广州城的话来威吓广州的人民,遂不能免这一次的失败。 这番议论自然引来一片呵斥之声,《民国日报》接连发表《不赞成努力周刊记者的谈话》、《荒谬绝伦的胡适》、《叛逆与革命》和《胡适的伦理》等文章,批评胡适抑孙袒陈的言论,指责陈炯明发动广州事变是“叛道”、“悖主”、“犯上”。胡适是满脑袋瓜的西方民主政治的理念,当然不能认同上述的观念,反而认为持有如此观念的人,“是旧道德的死尸的复活。”他坚持认为,陈炯明的行动“本是一种革命”,讨厌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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