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觀濤1932年夏，兼任贛粵閩邊區剿匪總司令部（總司令何應欽）第8路司令官，負責清剿江西東北部之共軍方志敏、邵式平部。1935年1月，國軍於懷玉山圍殲共軍方志敏、劉疇西（紅軍第十軍團軍團長）部，趙中將於該役有指揮堵截之功。

朱德口述留学苏德经历：在德国两次被捕 新启点出国 2012-11-10 15:22:02 　　摘自：朱德《朱德自述》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9年8月出版 　　阅读提示：从德国经过波罗的海，在一九二五年七月间，我到了苏联。正是列宁死后不久，正是施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物质条件还相当困难，内战中打烂的东西还没有恢复，街上还相当破烂，人们穿的衣服也破……同来的有些人就印象和我不同，他们说巴黎、柏林人又多又热闹，我就反对这种说法…… 　　船经过香港、西贡、新加坡、槟榔屿，到法国上了岸。 　　我从幼年一直到革命时期，总觉得外国是了不起得很，一定各种关系都很好……一路上看到的却不如想像的那样好……一路最显著的是看到贫富的悬殊更厉害，阶级更明显。在那些热带地方，大洋房子、花园都很漂亮。但是就在那大马路的旁边，却伸出小破棚子，那里面的人，都是衣不蔽体，那样子在中国也还是不容易看到，那一种压迫打骂的现象，真是差得天上地下去了。 　　在南洋一带有很多广东人、土人、安南、印度人，这些亡国灭种的现象，给人印象很深，过去，是没有这么确实的亲眼看见过的亡国奴的惨痛。 　　对于外国的轮船交通是感到便利。 　　同时感到海上的宽阔，一望无边……因为自己是陆地上长大的人，对于浩渺的海，实在是特别有趣味的，真是"秋水共长天一色"。 　　经印度洋之后，中国人就少见了，多半是印度人、非洲的黑人，在做着苦力。黑人的世界，那真不是人的世界，不穿衣服，就是围个裙裙，多得很，住的房子更是说不上了。看到世界上悲惨的事情，不单单是在中国了。一到地中海，情形就感到十分欧化了，是另外一个环境了。 　　刚刚是欧战①以后，各处打得残破不堪，帝国主义的元气都是还没有恢复，一般的创痕很深……在马赛上了岸，到了巴黎，都没看出什么帝国主义兴旺的气象。只是颓丧，虽然机器已经在运转，而那还是带着一种修补欧战创伤的形式。法国也就是这样。 　　战争的恐怖还笼罩着一般人。 　　充斥着……孤儿寡妇的车站上，贴着身讨钱的乞丐非常之多。 　　另外一方面，远看巴黎的艾菲尔铁塔是很高的。我们上去一望，虽然巴黎是打得残缺破烂，旧的观瞻轮廓还是存在着。那时因为自己要做一个进步的共产党员，总是拿唯物史观的方法看世界……是打开天窗说亮话，是透开窗子的看法，帝国主义的表面好看，真看透它的内部，那就坏得很。是应该多着眼于穷人来看好一些。就在那时，法国还是满街上遛着悠然的绅士，晚上戴着大礼帽，穿着黑衣服，每天都似过节一样。 　　这时期，在我思想行动上，都有很大的变化。起初几个月里，物质条件、交通这些看来很好，一路上心情都很愉快，生活也有着变化。不过在国内，一般过着军队的生活，说来那是进步的生活，同国外的生活差不远，而且在从前当农民的时候，就过得很有规律，天一亮就爬起来。后来在军队里，也是这样，到国外去过生活，还是比较适应的。 　　沿路上没有学会外国语，英、德、法文都不会，很吃亏。事事得靠翻译，而那翻译也是靠不住的，因为他也没有怎样学得好，结果还是靠自己。以过去的军事经验看地图，凭记忆记着这个路那个路。那时反正是非旅行不可，还是大胆地去了。 　　到哪里就先花角把子钱，买个地图旅行指南，就照那上面的去走。 　　在路上也学了几句英文，数数目还是可以的。孙炳文会一点英文，也说不成。因为这样摸索，沿途对于地理了解倒是一个大的进步，虽然说是在船上、车上，可是经过都留有印象，而且也有兴趣，特别注意…… 　　到巴黎那里，有些朋友，就休息了几天，然后和同船的章伯钧那些人，统统到柏林去了。 　　*本章各节摘自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注：①欧战，指第一次世界大战。 　　留学德国 　　路上花去了四十七八天，在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二日，我们到达了柏林，感到很舒服，像疯狂了一样，身体也强，精神也有，一切目的都达到了，快乐得很。从封建窠里一下跳到资产阶级的社会里来，而且在柏林，不久就找到共产党的关系了。 　　在这里，看到欧洲的形势。那时也比较有了些建设，机器、工厂、交通，都有很大的不同。实际上资本主义社会的那一套，在上海、云南都见过，并没发现什么特别新奇的东西，只有外国的无产阶级及黑人这些，在从前是没有看到过的。那个理想中"外国的无产阶级比中国的中产阶级还好"是完全错了的，同样是没有衣服穿，也没有房子住。 　　我就在柏林学德文。 　　想去游览也不可能，每天总是想出来走走。没有翻译就买了一张柏林地图。那地图很好，房子、街道都清清楚楚，就拿着它去转。结果走路也熟了，就是电车不敢坐，硬是走路，学德文也学得快，认识街道也快。那些"老柏林"都是坐电车，不久，反而没有我这"新柏林"熟习了。那时旅行还多带着军事的眼光，一过哪里，一想就想到："这里若是打起仗来，应该怎么办呢？"然后在脑筋中就慢慢设法布置起来了…… 　　现在想起来，那时逛柏林很有趣，大街小巷，城的直径有几十里，周围有几百里，我连城外几十里地以内都走遍了。 　　外国人都是很忙，昼夜不停的，也没有晚上，只在深夜一二点钟停一下，接着再来，电车又出动了。黑夜白天总是听乒乒乓乓，我到柏林住下来个把月才习惯了，可以瞌睡，不怕吵了。 　　柏林有新城老城，我就住了很多地方。每天除去学习德文之外，就去买书逛街，德文书存了有几箱子。在那儿的朋友相当多，中国人有好几百。但是，来往的多是学生，想好好的过共产党员生活，那些官僚都不想往来了…… 　　几个月后，我的德文程度就可以去买东西、旅行、出街、坐车了。这样一来，就比较舒服了。不用两只脚跑路，经常出去旅行。柏林周围一两天路程的地方，只消几点钟火车，想去的时候买一张车票，一挂（票）就去了。每天来回有几十次车，随你哪时去好了。在那时，我差不多旅行了全部的德国，到处去过了。哈尔茨的山岭，山上就很有些趣味。在柏林这几个月，就是这样过的，真是舒服极了。 　　住了八九个月之后，我就到哥廷根去了。 　　在哥廷根，去念学校，其实听也不大听得懂，只是想念个学校挂个名字，这样旅行起来也方便，很自由的。按时间到学校去，一到下课时就又走了，那同班的人都互不认识。那时，我听社会科学、哲学……学生都各自住在外边。我的房子主人是贵旅，从前当过军官旅长，他的老婆也是贵旅。那老头六十几岁了，常常和他谈谈贵族的事情。住了大学的学生连街上的警察都不管，干错了事，警察看看护照就算了。 　　哥廷根城小，中国人多，常常接触，谈中国话，德文可就糟糕了。 　　早已参加了（革命）工作，在柏林开支部会，那时共产党员只有七八个。周恩来到巴黎去了，另外张申府、高语罕、孙炳文、夏秀峰、雄熊、熊锐、李季、章伯钧、廖焕星，廖的老婆是个德国人。邓演达那时到德国留学，同我们在一起。我学外国语搞不习惯，没有从写从读书着手，所以结果说话差不多，而在读书的时候，就吃亏了，后来慢慢的翻字典，可以读了，读的都是马列主义。在德国当时，马列主义的书籍到处都出得很多。 　　在哥廷根一年，我又回到柏林去专门做革命运动，做学生会运动，还办了报纸。在柏林有学生会的组织，里面分成两派，一派是反对革命的。一派是革命的，大家来争这个学生会。结果争来争去的，打架打官司。我们那时是想争来做一个宣传机关。 　　德国的共产党，学生运动，都做得很好。当时共产党的书记就是台尔曼。经过配合，有什么事我们就去参加，譬如在援华运动以及"五卅"召集的群众大会上。 　　那是一九二五年。一次，因为保加利亚一个反动派的人物岑可夫被农民党刺死了，许多人因此被捕。我们为了要援助他们，在柏林城一家咖啡店里开会。那天到会的有三四十人，哪一国的都有。才开了不久，警察便来了。一下都给捉去，捉去就要坐牢。我们是外国人，样子又是学生……不过，那还是头一次看到外国的监狱，和中国的就不同，一个人住一间房子，有一点点的小窗子，透进光线来。那监狱是很高很深的，几层楼，把我们一下关到顶层上去。房内有一铺，一个外国人解手用的马桶，一个盘子，还有一只椅子，其它什么都没有，门上了锁。吃饭的时间把那一份黑面包、红豆豆送来。因为住的时间很短，我也没有吃他的东西。我只住了二十八个钟点，一天一夜多一点。后来就审问，一看有护照，他问，我们就回答是开学生会。那时外面还有很多人，没有参加，没有被捉去，就活动中国学生会来援助，中国大使馆就把我们保释出来了。 　　一般讲，在那里，德国人对中国人是比对日本人态度好，一般都希望恢复关系和中国做生意。那时社会民主党在德国还没像现在压迫得厉害，党是可以取得公开活动的。 　　在中国学生中间，真正属于革命者是少的，中间派不即不离的多，真正坚决反对革命的也少，只是讨厌你这一套。我出来后，还是在柏林做革命运动，作文章，写报印报。那时出了几个月的小报，《政治周报》，是油印的，每次印二三百份分发。争学生会，发传单。在"五卅"、孙中山的死、孙中山的诞生纪念日，都有很大的运动，都印有油印的德文宣传品……这些工作都是以共产党员为核心，和很多同情者做起来的。在柏林，我们组织有国民党的支部，我们都参加进去，而且领导了它。当国内在广东开第二次国民党代表大会时，我们的支部就派了高语罕做代表回去了。 　　我第二次又被捕，就是"五卅惨案"发生，传播到柏林，为了援助上海的罢工，开了很多的工人大会。我因为参加了一个德国共产党召集的大会而被捕了。因为有前一次的案在册，这回他们也不审问我了，好多德国的工人团体去法院里起诉，说"是我们开会请人家来的，为什么把人家捉起来？"要求放出来。可是，这时中国的公使知道我是共产党员，就不管我，不再保释我了。这样我的护照被扣去了。 　　当时孙炳文还在哥廷根。 　　德国、法国都同时赶出这样一批人来，经过美国革命者抚恤会的帮助和办理护照买船票。这个组织很大，是共产党的外围团体，它有着捐来的款子，专门帮助世界上坐牢的革命者。公使馆不管我们了……这样，我由波罗的海到苏联去了。 　　我从德国这样被赶出来，非常痛恨。不过在这几年中间，脑筋思想都大大改变了，坐在帝国主义家里来看帝国主义，倒是清楚一些。在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也有很大的进步，我读过了很多这种书籍。在这"休养"时期，重新准备的时期，我把自己的思想、行动都重新检讨了。现在想起来，那时的确是有很大的进步。 　　附： 　　愿终身为党做军事运动 　　季子、莘农①同志： 　　我前一星期两函，谅已收到。转托中国代表（驻莫的）②一封介绍信，往德共总部，使我加入他们的军事组（此事可能否）研究数月，即来莫入东方大学③，再入赤军④研究军事。归国后即终身为党服务，做军事运动。此种计划，在莘农同志留德时已定，我始终竭力办此事，均未有效。去冬欲偕莘农同志往莫，莫方以额满为拒，德组⑤为申送事，逼得治华⑥出党。今岁法组⑦送五人到莫，接任卓宣⑧同志函，法组送四名，德组送一名，熊锐⑨或朱德前往。那时我已准备来莫，后又未果。 　　似此种种困难情形，看来或是我党员资格太差，或是我行动太错，不能来莫研究，或同志中有不了解我的，说我是军阀而官僚而小资产，终不能做一个忠实党员的吗？以上种种疑误，是我的环境使然，不明我的真相的人，决不晓得我是一个忠实的党员。我现在决心两月以后即动身来莫，如东方大学准我入，我即加入听课；如不许我入，我亦当加入莫组⑩受点训练，即在外住几月，亦所不辞。治华倘然与我同来，惟住房子的问题是不容易的。如不许我入校，那就要请你们帮我觅得住处，我一定要来。如以后不能住了，我即回中国去，专为党服务。以上所问，请你俩不客气地、爽爽快快地答应我。或可能入校，或可能租房自住，二者必求得一，我心即定了。莘农同志何时归国，亦祈示知。 　　此间数月来，为民党（11）工作及改组学生会（12）运动，颇生趣味，亦收点成效，惟荒了我们的主义研究，亦属可惜。我正月移居柏林，专为民党活动，经理报务，也印出一小本《明星报》（13）来。对外发展是很困难的。专此作为革命的敬礼。 　　旅莫诸同志统此问好。 　　朱德 顿首 　　三月七号 　　*一九二二年十月，朱德赴德国留学。同年十一月，在柏林经中共旅欧组织负责人张申府、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一九二五年三月七日朱德为赴莫斯科学习写给季子、莘农的信。 　　注： 　　①季子指李季，莘农指陈启修。是当时在苏联学习的中共党员。 　　②中国代表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③东方大学，全称是"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一九二一年创办于莫斯科。它的任务是为苏联东方各共和国培养干部和为帝国主义殖民地、附属国培养干部。三十年代末停办。 　　④赤军指苏联红军。 　　⑤德组即中国共产党旅欧组织旅德小组。 　　⑥治华即贺治华，又名贺稚华、贺稚。 　　⑦法组即中国共产党旅欧组织旅法小组。 　　⑧任卓宣，一九二三年时任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当时任中共旅法组织负责人。一九二七年被捕后叛变。 　　⑨熊锐，当时在德国留学的中共党员。 　　⑩莫组即中国共产党旅莫斯科中山大学支部。 　　（11）民党即国民党。 　　（12）学生会指中国留德学生会。 　　（13）《明星报》指朱德主编的油印周刊《明星》。 　　留学苏联 　　从德国经过波罗的海，在一九二五年七月间，我到了苏联。在列宁格勒被很好的招待，因为我们是一群政治犯，被驱逐的人们，特别被约去各处讲演，宣传了帝国主义罪状，到处被欢迎着，还参观了很多地方。 　　正是列宁死后不久，正是施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物质条件还相当困难，内战中打烂的东西还没有恢复，街上还相当破烂，人们穿的衣服也破……同来的有些人就印象和我不同，他们说巴黎、柏林人又多又热闹，我就反对这种说法，我说："在巴黎、柏林那里，那么多人每日花了多少钱，做出了多少事？在列宁格勤可就没有游手好闲的人。每日节省了多少钱，做了多少事。经济困难那是因为刚在激烈内战之后。我们从这一点来看，社会主义是在一点点搞起来，这一点看不穿，那是资本主义的眼光。" 　　有很多人，对于苏联是带着浓厚的幻想。我对于苏联是认识比较透彻些。我把这样的意思，坚决地同那些到列宁格勒马上失望的人做了辩论，纠正了这样的现象。 　　在柏林的时候，对帝国主义内无产阶级的力量、工人运动都有了相当认识，不仅看到了那种形势，而且参加了当时的运动。对于德国从欧战中垮台下来，为什么到一九二四年，英国、美国又借款给它，把它救起来，以及以前的革命高涨……这些问题我们都相当地讨论了。而且从这环境中间，认清中国革命问题是与国际问题相联的，而且了解到革命决不是某一块地方的事情。在德国，每星期我们都开两次讨论会，讨论的多是这些理论问题。 　　在苏联又开始学习，进步就更大了。思想、各方面都有了很大开展。唯物论辩证法，在德国和李季他们也常常讨论过，多不很深刻。在苏联得到实际，参看了好些计划表册……这时我比在柏林时看世界更要深刻一些了。同时更把中国的事看通了。主要的是在学校里，中国经济地理这一门功课材料非常丰富，对我们益处很多，其中统计表、数目字，都是很多。接着又研究了世界上的经济地理，哪一国哪一国都搞清楚了，打下了很坚固的根底，以后看什么书都有把握。根据数目字来判断政治是容易的，没有数目字是空洞的。有很多同志就怕，记数目字就头痛。我偏偏要记，愈是复杂的数目字，愈是要记得清楚，因为我的数学搞得还算好，所以对科学、经济学、军事学、马列主义，都有很好的注意了。 　　我先在东方大学念了几个月，随后我去避过暑，学习打野营，学习军事，野营归来以后，我就到一个秘密的军事训练班去继续了六七个月。 　　在那一年中间，除了广大的宣传会、劳动节以外，根本没到街上去过。一天都老是学习，关在小屋子里研究。指导我们的教员也好，都是特别请来的专家。另外就忙着参观，参观对于我们也有很大的影响，我参观过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学校、工厂，还做了军事学的实验，如毒气爆炸。 　　我深深感到以唯物史观来建立科学的教育，的确是进步的。可以根据数目字、画、表，一滴一点是有证据的，有计划的，推进的。 　　在这样的环境中间，处处看到那样广大的运动，自己也投身在这广大的运动之中。那些大公无私献身于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不但坚决而且处处是实际行动。我在柏林那儿，就曾经说服了很多人加入了共产党，也说服过很多反动派的反对。在莫斯科，一些调皮的同志，更很容易地说服了。一般，我在那时还具有着中国旧社会的好的道德，同时，也是革命的前进者，一般人听了我劝告他的话后，给人的感想相当好。我还喜欢处处去讲世界上的事情，有些人很爱听。那时，我也看清了整个世界的系统、各种组织，这对组织观点可相互影响，这对于我回国后在一般团体里，对同志亲密爱护，都有着影响。 　　在莫斯科那些地方，城市没什么奇怪。我对于那深深的乡村、广大的森林、田野上的道路，以及热烈地进行着的大规模的耕种，很喜欢，因为我有一种习惯，喜爱名山大川，优秀的地方总想去看看。在苏联的确跑了不少，我顶高兴的是那大的森林。不大喜欢热闹的大城市，在那儿住久总是不大舒服，旅行中间就舒服。看那些动物园、展览会，还没有爬哈尔茨高峰那样有兴趣。我对巴黎那样大的戏园都引不起很大兴味，这一点也许是残存的农民意识吧。 　　在中国，正是革命高涨的时候。在一九二六年六七月，我便得回国了。在苏联这一时期是精神顶愉快。最舒服、最快乐的一段。身体也很好。脖颈上长的癣在莫斯科经过电烤也好了。那时我还想学习，如果再住年把，可以多学习很多东西。可是大革命起来，便被催起程了。 　　从莫斯科走了十四天西伯利亚铁路，到海参崴去。在西伯利亚沿途望见整片森林，是苏联很大的一笔财产。铁路修得很伟大、宽敞，很了不起。车窗外的旷野是那样广大辽阔，在中国是很少见的。有些地方还没有人烟，是很好开发的。 　　到了海参崴，船不通航。那正是暑天，我就到离海参崴十九里路的过去王公别墅去避暑。那是海边上，时常洗洗海水澡，很舒服地住了一个月。那会儿海参崴市内已修起电车。不久，我就搭船经过日本门司，一直到上海来了。 　 20世纪20年代初，朱德曾留学德国，在那里留下了革命足迹。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笔者曾先后两次担任中国驻德国波恩《经济日报》记者，20多年前曾专门寻访过朱德留学德国哥廷根市的住所，并在国内首先进行了报道。 　　记得那是1986年5月的一天，在当时生活在德国汉堡、中国著名外交家王炳南元配夫人王安娜女士的介绍下，笔者和夫人专程去拜访多年来为搜集朱德同志在哥廷根及德国其他各地学习、生活的有关资料的该市档案馆负责人库恩女士。 　　库恩女士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她把档案馆中保存的所有有关朱德在哥廷根的资料和文献都拿了出来。她说：你们是第一个来哥廷根了解朱德情况的中国人。 　　1922年10月，朱德同志抵达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德国。他首先在柏林落脚。在这里他结识了先期抵达欧洲，当时正在柏林进行革命活动的周恩来同志。朱德向周恩来倾诉了自己的革命志向，并强烈地表达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周恩来将朱德视为志同道合的战友，欣然介绍朱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朱德成为中国共产党欧洲支部的一名正式成员。尔后，朱德同志进入哥廷根大学学习。后因革命斗争需要，朱德又回到柏林，直至1926年回国。 　　库恩女士向笔者介绍，经过多方面的了解，朱德到哥廷根来，是同中国留学生联络，可以说是从事政治活动的。20年代哥廷根的外国留学生不少，其中20%是中国人。当时他们还成立有“哥廷根中国学生会”，向德国人民介绍中国的情况，争取德国人民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同情。哥廷根警察局的档案，曾记载他们向警方提出游行并散发传单的申请，传单的题目叫《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库恩女士还拿出一张朱德同这些街头活动过的中国留学生的合影照片。照片上的35人中，朱德在前排右起第四个位置上。可以想见，他是留学生中受爱戴的中坚人物。 　　我们还看到了当年朱德在警察局申报户口的登记卡复印件。由户口卡得知，并通过查阅历史档案了解到，朱德1923年5月4日抵达哥廷根，先后在两处租房居住。我们亲眼所见，户口登记卡左下方的二寸照片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朱德。他身着西装，系着领带，浓眉下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在迁入日期一栏内记录着朱德先后居住的两处地方。朱德初到哥廷根，住在文德·朗特路88号，约5个月后迁至普朗克街3号，在这里住了一年两个月零二十天。1924年12月21日迁出哥廷根。从朱德本人用钢笔填写的哥廷根警察局户籍卡和哥廷根大学入学注册表上，可以看出他苍劲有力的笔迹。户籍卡上标明，朱德1885年11月6日（实际应是1886年农历十一月六日，可能系笔误）生于中国四川，父亲系教员，本人为哥廷根大学社会学哲学专业学生，“学历”一栏写的是高中毕业。在“最近原居留地”一栏内，写的是“柏林，维尔莫斯多尔夫”。 　　朱德自1923年5月4日先住在哥廷根文德·朗特路88号。这是1901年建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的一座很普通的红色三层楼房，最上一层带有阁楼。我们当时参观时，楼房刚粉刷一新。它当时属于萨托里斯公司所有，是经理人员的办公场所。库恩女士介绍说，朱德当年就住在楼上。笔者在楼上一个不大的房间停留了许久，揣摩着朱德当年在这里度过的艰苦学习和斗争岁月。 　　紧接着我们又驱车顺道参观了朱德曾经就读的哥廷根大学的办公大楼和当年社会学系的原址。60多年过去，此地已是物是人非。这里有的都是现代化的办公设施，哲学系的学生正静静地在教室上课，只看到几个进出大门的男女学生。 　　随后，我们又径直来到普朗克大街。该街的3号是朱德1923年10月1日到1924年12月21日住过的地方。这里环境幽静，周围的绿树上不时传来悦耳的阵阵鸟鸣。这是一座红砖砌成的德国老式楼房。顶端也有一间阁楼。这座建筑有上百年的历史，早于朱德先前住过的楼房。进楼后，顺着木质的楼梯拾级而上，二楼左侧的一间便是朱德当年的居室。墙上糊着贴花壁纸，地板由宽木条拼铺而成，房子正准备修缮。推开阳台门，下边是葱绿的耐寒草坪。站在这里，仿佛眼前出现朱德在勤奋攻读，过着俭朴的学生生活的情景。之所以这么揣摩，是因为笔者在20世纪60年代初，在民主德国莱比锡大学作研究生时，经受过清苦的德国大学生活。 　　当时的房主是旅居过锡兰（现在的斯里兰卡）的勒德曼一家。笔者记得，在库恩女士推荐下，在这次寻访四个月之前，笔者曾赴汉堡采访了朱德在普朗克街房东的女儿克勒木老人。当时她虽已93岁高龄，但记忆仍然清晰。她对笔者讲，她父亲曾在德国外交界任职，出任过驻亚洲国家外交官，1903年买下普朗克街3号这栋房子。朱德住进来时，她已出嫁，每逢过节假日，她便同丈夫回娘家去住几天。克勒木老人回忆说，朱德为人友善、谦虚，热情好客。她记得，朱德多次邀请她和丈夫到自己房间，品尝他亲自烹调的咖喱食菜和中国式大米饭。克勒木夫妇还经常品饮朱德浸煮的中国绿茶。 　　玛格丽特·克勒木还谈到，朱德那时很关心世界大事，曾同她丈夫讨论过军事战略问题，并向她讲述了中国的社会情况。新中国成立后，她从报纸上得知，当年这位房客成为了中国元帅，她对此感到由衷的高兴。她很珍惜这段往事，还保存着有关剪报。朱德同志1976年逝世的当月，克勒木老人还曾亲自写信给《哥廷根月报》，说她熟识曾住在她家的中国元帅朱德。笔者了解到，克勒木老人前些年已在德国汉堡去世。朱德曾经居住过的楼房的房产，现由克勒木的后代继承。 　　那次参访结束后，笔者很快在《经济日报》上进行了报道，引起国内的注意。同时，我们也获知，为了体现中德两国人民的友谊，为了永久缅怀朱德元帅，哥廷根政府决定，并征得克勒木家族和后代的同意，在普朗克大街3号楼房的前墙上镶嵌一面大理石纪念匾。这项计划已获得德国联邦政府外交部批准。哥廷根市业已拨款购置大理石料，加工完成后，准备于当年12月朱德诞辰100周年时正式举行挂匾仪式。 　　1986年12月1日，在朱德同志诞辰100周年当天，哥廷根市举行了隆重的挂匾仪式。中国驻德国大使郭凤鸣、中国驻德国汉堡总领事王延义夫妇、笔者夫妇、《人民日报》驻德国记者江建国以及哥廷根市市政官员和众多的德国朋友都出席了这个盛会。 　　哥廷根市热情邀请朱德元帅的夫人康克清同志出席这个特殊的纪念活动。康大姐特致信库恩女士表示感谢： 　　我高兴地得知，在我的丈夫朱德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你们将为纪念他曾在哥廷根大学学习而立一纪念匾，这体现了你们对朱德同志以及整个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我因公务和身体原因，很遗憾不能前来参加你们的纪念活动，谨在此向您和哥廷根大学的朋友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祝愿中德两国人民间长存的友谊不断发展。 　　仪式上，哥廷根市市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称赞朱德元帅对中国事业的贡献，并为朱德元帅年轻时在哥廷根生活与学习过而感到自豪。满头银发的市长还亲自登上梯子，为纪念匾揭幕。洁白晶莹的大理石上用德文镌刻着：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故居（1923—1924） 　　在挂匾之前，市长还将该市关于为朱德元帅故居挂匾的决定以及有关档案、资料等文本复印件制成精美的册子，呈请郭大使代为转交中国有关政府机构。后来，听说这些文件材料都已保存在四川仪陇朱德博物馆。可能是由于笔者寻访和报道这件事吧，在笔者任职期满回国后，《经济日报》社的同志还曾交给笔者一封朱德博物馆的信件，向笔者继续征集朱德同志青年时代在国外的革命活动情况和材料。如今，哥廷根这座朱德曾居住过的小楼还完好地保存着，吸引着许多慕名而来的参观者和青年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