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宝航阎明复

中央办公厅翻译组在1957年1月成立，阎明复任组长，有组员朱瑞真、赵仲元两人。小组的最初使命，是接替师哲，在中苏党政首脑会谈等外事活动上任俄文翻译。翻译组地位高贵，1950年代末，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说，国务院有外交部，中共中央有联络部，中办有小外事机构即中办翻译组。 师哲身份特殊，他长期在苏联学习、工作，于1929年加入了克格勃的前身即格别乌，此后一直在苏联安全部门工作，直到1940年回国抵达延安。初期，他的任务是作为共产国际的观察员，观察并汇报中共七大的情况，共产国际在1943年解散，师哲依然是延安和莫斯科间电报和书面联系的重要联络人。中苏交恶的预兆刚显露，师哲就预感到自己将有厄运，故主动离开中央去地方工作，他果然在1962年被关押。最终，所有为中央服务过的俄文翻译，都被扣上“里通苏修”罪名。 阎明复记录了好友李越然的遭遇，他便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李越然父亲李芳中在中东铁路交涉局工作时，就担任苏联的谍报人员，苏军进入东北后，精通俄语的李越然开始为苏军做情报工作。孰料多年后，这段经历成为污点，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在1956年出访苏联时想请李越然做翻译，政审没通过，最后改派阎明复。只是，阎明复也好景不长。 父亲阎宝航的谍报生涯 阎宝航让苏联、俄罗斯感激不尽的功绩，来自他直接向莫斯科提供的两份重要军事情报。当年他身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高官，俄文代号“巴维尔”，国内只有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李克农知晓他在为苏联搜集国际情报。他先是拿到了德国计划进攻苏联的确切日期，它来自中国驻德武官桂永清的报告。1944年夏，阎宝航借阅到军委会掌握的日本关东军材料，包括部署、设防计划、要塞地址、兵种武器、番号人数、将领姓名等。 实际上，按军事情报学常识，绝大多数情形下，单份情报不可能让人采信，做一个判断需要建立在多种来源、多种形式的情报之上。苏联在苏德战争前夕收到了巨量情报，但情报来源越多，斯大林越发相信是丘吉尔在散播阴谋。同理，佐尔格情报小组的尾崎秀实提供的关东军情报，远比阎宝航的情报丰富，但阎宝航的消息可作为辅助材料来证明尾崎秀实这一情报源的可靠。 “九·一八”事件爆发不久，阎宝航一家人在日军刚占领沈阳时就跑到关内，一别故乡14年。11月，阎明复在北平降生。东北沦陷前，阎宝航已是东北社会的名人、张学良的重要幕僚，他担任了奉天基督教青年汇总干事，那是当时最大的青年组织。1934年，阎宝航担任“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总干事，会长由蒋介石亲自担任，可见蒋对他的重视。正是在蒋介石身边工作期间，阎宝航在国民政府党政军高层编织了一道关系网。抗战爆发后，阎宝航的官方职务有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重庆市动员委员会设计委员、中央赈济委员会顾问、陪都劝募公债运动主任干事等，民间职务则更多。 情报界常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越高，能获取的情报价值越大。1937年抗战爆发前，阎宝航由周恩来介绍入党，成为秘密党员。他利用自己的身份为共产党做出无可替代的贡献，营救被捕的党员，开展地下情报工作，掩护地下工作者……吸收名流阎宝航入党不是小事，延安需要向共产国际报告，共产国际认为他是国民党上层反动分子而拒绝。党内也议论纷纷，部分人嫌阎宝航社会关系复杂，周恩来坚定地说：“你关系不复杂，但是阎宝航能做的事，你能做得到吗？” 周恩来此话不假，阎宝航完成了诸多他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国民党的专业情报机构并非不知情，阎明复回忆往事时即提及，重庆卫戍司令刘峙找过阎宝航“谈心”，戴笠、康泽、徐恩曾也找过阎宝航“谈心”。但只要没确凿把柄落在国民党手里，没有人敢为难阎宝航，何况这些特务头子多与他交好。逐渐，共产国际也认识到阎宝航的巨大价值，1941年春，苏联大使馆武官罗申与阎宝航接上线，交代了任务范围、具体要求、技术问题，周恩来事先找阎宝航通了气。阎宝航从此领导一个情报小组，同时给延安和莫斯科两边搜集情报。 阎明复对重庆岁月的最深印象，仅仅是家里有无数陌生人进进出出，他们吃饭、临时借宿、躲藏、打麻将、开会交谈……阎家的三层楼别墅照顾了无数的东北落魄同胞，因此被誉为“阎家老店”。当然，所有的秘密会议都不可能让年幼的阎明复接触到，阎宝航妻子高素桐每次亲自打扫散会后的房间，母亲为什么要担负起佣人的工作，阎明复在多年后才明白这是出于保密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