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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掌槍桿子、毛握筆桿子共事於廣州

本文選摘自 葉永烈 著《毛澤東與蔣介石》

毛澤東已是三下廣州了:頭一回是去開中共「三大」,第二回是出席國民黨「一全」大會,這一回則是急急匆匆逃亡廣州。他到達廣州時,已經是1925年10月初。

廣州街頭的孫中山像,披上了黑紗,畫像兩側,則掛著對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像一口洪鐘墜地,1925年3月12日9時25分,身患肝癌的孫中山病逝於北京,發出震驚華夏的巨響。臨終之前,孫中山自知不起,在病榻上口授遺囑,由汪精衛筆錄,孫中山簽名——這便是著名的《總理遺囑》。

孫中山逝世之後,汪精衛儼然成了孫中山的繼承人。1925年7月,汪精衛出任國民政府主席兼軍委主席。此外,胡漢民任外交部部長,廖仲愷任財政部部長,許崇智任軍事部部長。這樣,汪精衛、胡漢民、廖仲愷、許崇智成為國民黨的「四巨頭」。此時,蔣介石尚未顯山露水,只是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兼黃埔軍校校長以及廣州市衛戍司令。

一個月後,一聲槍響,打破了剛剛形成的國民黨「四巨頭」格局。

那是1925年8月20日上午9時50分,一輛小轎車駛抵廣州國民黨中央黨部,一位中等身材、微微駝背的年近花甲的瘦削男子,在一位年歲相仿的婦女陪同下剛剛下車,槍聲驟響,那男子飲彈而倒,鮮血噴涌。急送醫院,才一個多小時,他永遠閉上了眼睛。

此人便是「四巨頭」之一的廖仲愷,那婦女是他的夫人何香凝。

廖仲愷乃孫中山的倚柱,國民黨內左派領袖,用當時中共廣州臨時委員會委員羅亦農的話來說:「廖仲愷是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中的健將,中山先生死後,中國國民黨中,真能繼續中山先生的遺志,實際上領導革命群眾實行革命的首領。」[1]

刺客的子彈,使「四巨頭」變成了「三巨頭」。

一名受傷的刺客當場被捕,據傳與胡漢民有瓜葛。

當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政府委員會及軍事委員會舉行黨、政、軍緊急聯席會議,決定成立「處理廖案特別委員會」,以汪精衛、許崇智、蔣介石三人為委員,付以政治、軍事、警察全權。胡漢民受廖案牽連,被排斥在外。於是,形成了汪、許、蔣「三巨頭」局面,蔣介石頭一回進入國民黨領導核心之中。

經審查,刺廖乃由朱卓人、胡毅生、魏邦平、林直勉等主謀,其中有的是胡漢民舊部下,也有的僚屬許崇智。

於是,8月25日,蔣介石下令,拘捕胡漢民。

於是,9月19日深夜,蔣介石派兵包圍許崇智司令部,迫使許崇智去滬「養病」。許崇智身為軍事部部長兼粵軍總司令、廣東省政府主席,原本手下兵強馬壯,稱雄廣東。

「鷸蚌相爭,漁翁得利。」那一聲槍響,死了廖仲愷,抓了胡漢民,走了許崇智,一下子使原先的「四巨頭」少了三個。「漁翁」蔣介石崛起,取而代之,把許崇智的部隊歸於自己手下,成為國民黨內手握重兵的最有實力的人物——蔣介石在這次政治大格鬥中,頭一回顯示了他具備商人的精明和軍人的鐵腕。

正是在此情形下,毛澤東來到廣州。毛澤東兩手空空,沒有一兵一卒,手中只有一支筆。跟蔣介石相比,毛澤東一介書生,無權無勢。

雖說毛澤東失去了他在中共中央的職務,不過,他畢竟還是國民黨的候補中央執行委員。於是,他來到那剛剛響過槍聲的地方——國民黨中央黨部——在那裡住了下來。

毛澤東擅長寫作,自然最宜於做宣傳工作。倒也湊巧,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一職正空缺,便安排毛澤東出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可算是最恰當不過的了。

國民黨一屆一中全會,原本推定廖仲愷、戴季陶、譚平山三人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戴季陶兼任中央宣傳部部長。

戴季陶其人,亦乃一筆桿子,曾任孫中山的機要秘書。孫中山病重期間,戴季陶侍立於病榻左右。據其自雲,孫中山在病中反思一生道路,對戴季陶不時談及自己的所聞所見。於是,戴季陶也就得到孫中山學說的「真傳」,遂易名「戴傳賢」。孫中山故後,戴季陶閉門兩月,奮筆疾書,寫出《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和《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兩書,儼然成了孫中山學說「正宗」的繼承者、捍衛者、發展者。然而,兩書一出,輿論譁然,有人諷之為:「孔子傳之於孫中山,孫中山再傳之於戴季陶。」寥寥一語,弄得戴季陶哭笑不得!

戴季陶一度是左翼人士,曾參與中共的創立。中國共產黨綱領,最初便出自他的筆下。不過,他沒有加入中共,因為他聲稱,孫中山先生在世一日,他便不能加入別黨。此後,他由左翼倒向右翼。在國民黨「一全」大會上,他曾反對過聯俄聯共。

1925年11月23日,坐落在北京遠郊的西山碧雲寺,忽地出現一群衣冠楚楚的客人。明朝馬汝驥曾詩云:「西山台殿數百十,侈麗無過碧雲寺。」碧雲寺乃西山明珠,平日遊人常來,自1925年3月之後,遊人倍增——因為孫中山在北京去世後,靈柩暫停於此(1929年後移葬南京中山陵)。

於是,這群衣冠楚楚的人物,也選擇此處開會,表示對孫中山的「忠誠」。

來人之中,有國民黨中央執委及候補執委林森、居正、鄒魯、覃振、葉楚傖、石青陽、石瑛、邵元沖、茅祖權、傅汝霖,還有已經退出中共的沈定一,以及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謝持、張繼。這是國民黨右翼人士的大集會,他們自稱這是「國民黨一屆一中全會」。他們與在廣州的國民黨中央黨部相抗衡,另行成立了一個國民黨中央黨部。由於會議在西山召開,史稱「西山會議」;這批頭頭腦腦,也就成了「西山會議派」。

戴季陶理所當然支持西山會議,欣然北上,欲與鄒魯、林森等共赴西山。事出意外,一位國民黨右翼元老馮自由(原名馮懋龍)卻聽了誤傳,說戴季陶乃中共黨員,於是派人對他拳打腳踢,弄得戴季陶好不難堪!這位孫中山「嫡傳」弟子頗為掃興,狼狽離京赴滬——不過,他列名於西山會議的通電之中,依然是西山會議派的一分子。

戴季陶正陷於風波之中,何況他已站到廣州國民黨中央黨部的對立面了,當然他那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一職成了虛設,毛澤東也就代理了中央宣傳部部長之職。

一時間,蔣介石掌握槍桿子,毛澤東則掌握筆桿子,共事於廣州……

[1] 羅亦農:《廖仲愷遇刺前後的廣州政局》,《嚮導》第130期,1925年9月18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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