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掌槍桿子、毛握筆桿子共事於廣州

2015-10-15 由國學歷史文章精選發表于歷史

本文選摘自葉永烈著《毛澤東與蔣介石》

毛澤東已是三下廣州了：頭一回是去開中共「三大」，第二回是出席國民黨「一全」大會，這一回則是急急匆匆逃亡廣州。他到達廣州時，已經是1925年10月初。

廣州街頭的孫中山像，披上了黑紗，畫像兩側，則掛著對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像一口洪鐘墜地，1925年3月12日9時25分，身患肝癌的孫中山病逝於北京，發出震驚華夏的巨響。臨終之前，孫中山自知不起，在病榻上口授遺囑，由汪精衛筆錄，孫中山簽名——這便是著名的《總理遺囑》。

孫中山逝世之後，汪精衛儼然成了孫中山的繼承人。1925年7月，汪精衛出任國民政府主席兼軍委主席。此外，胡漢民任外交部部長，廖仲愷任財政部部長，許崇智任軍事部部長。這樣，汪精衛、胡漢民、廖仲愷、許崇智成為國民黨的「四巨頭」。此時，蔣介石尚未顯山露水，只是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兼黃埔軍校校長以及廣州市衛戍司令。

一個月後，一聲槍響，打破了剛剛形成的國民黨「四巨頭」格局。

那是1925年8月20日上午9時50分，一輛小轎車駛抵廣州國民黨中央黨部，一位中等身材、微微駝背的年近花甲的瘦削男子，在一位年歲相仿的婦女陪同下剛剛下車，槍聲驟響，那男子飲彈而倒，鮮血噴涌。急送醫院，才一個多小時，他永遠閉上了眼睛。

此人便是「四巨頭」之一的廖仲愷，那婦女是他的夫人何香凝。

廖仲愷乃孫中山的倚柱，國民黨內左派領袖，用當時中共廣州臨時委員會委員羅亦農的話來說：「廖仲愷是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中的健將，中山先生死後，中國國民黨中，真能繼續中山先生的遺志，實際上領導革命群眾實行革命的首領。」[1]

刺客的子彈，使「四巨頭」變成了「三巨頭」。

一名受傷的刺客當場被捕，據傳與胡漢民有瓜葛。

當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政府委員會及軍事委員會舉行黨、政、軍緊急聯席會議，決定成立「處理廖案特別委員會」，以汪精衛、許崇智、蔣介石三人為委員，付以政治、軍事、警察全權。胡漢民受廖案牽連，被排斥在外。於是，形成了汪、許、蔣「三巨頭」局面，蔣介石頭一回進入國民黨領導核心之中。

經審查，刺廖乃由朱卓人、胡毅生、魏邦平、林直勉等主謀，其中有的是胡漢民舊部下，也有的僚屬許崇智。

於是，8月25日，蔣介石下令，拘捕胡漢民。

於是，9月19日深夜，蔣介石派兵包圍許崇智司令部，迫使許崇智去滬「養病」。許崇智身為軍事部部長兼粵軍總司令、廣東省政府主席，原本手下兵強馬壯，稱雄廣東。

「鷸蚌相爭，漁翁得利。」那一聲槍響，死了廖仲愷，抓了胡漢民，走了許崇智，一下子使原先的「四巨頭」少了三個。「漁翁」蔣介石崛起，取而代之，把許崇智的部隊歸於自己手下，成為國民黨內手握重兵的最有實力的人物——蔣介石在這次政治大格鬥中，頭一回顯示了他具備商人的精明和軍人的鐵腕。

正是在此情形下，毛澤東來到廣州。毛澤東兩手空空，沒有一兵一卒，手中只有一支筆。跟蔣介石相比，毛澤東一介書生，無權無勢。

雖說毛澤東失去了他在中共中央的職務，不過，他畢竟還是國民黨的候補中央執行委員。於是，他來到那剛剛響過槍聲的地方——國民黨中央黨部——在那裡住了下來。

毛澤東擅長寫作，自然最宜於做宣傳工作。倒也湊巧，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一職正空缺，便安排毛澤東出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可算是最恰當不過的了。

國民黨一屆一中全會，原本推定廖仲愷、戴季陶、譚平山三人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戴季陶兼任中央宣傳部部長。

戴季陶其人，亦乃一筆桿子，曾任孫中山的機要秘書。孫中山病重期間，戴季陶侍立於病榻左右。據其自雲，孫中山在病中反思一生道路，對戴季陶不時談及自己的所聞所見。於是，戴季陶也就得到孫中山學說的「真傳」，遂易名「戴傳賢」。孫中山故後，戴季陶閉門兩月，奮筆疾書，寫出《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和《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兩書，儼然成了孫中山學說「正宗」的繼承者、捍衛者、發展者。然而，兩書一出，輿論譁然，有人諷之為：「孔子傳之於孫中山，孫中山再傳之於戴季陶。」寥寥一語，弄得戴季陶哭笑不得！

戴季陶一度是左翼人士，曾參與中共的創立。中國共產黨綱領，最初便出自他的筆下。不過，他沒有加入中共，因為他聲稱，孫中山先生在世一日，他便不能加入別黨。此後，他由左翼倒向右翼。在國民黨「一全」大會上，他曾反對過聯俄聯共。

1925年11月23日，坐落在北京遠郊的西山碧雲寺，忽地出現一群衣冠楚楚的客人。明朝馬汝驥曾詩云：「西山台殿數百十，侈麗無過碧雲寺。」碧雲寺乃西山明珠，平日遊人常來，自1925年3月之後，遊人倍增——因為孫中山在北京去世後，靈柩暫停於此（1929年後移葬南京中山陵）。

於是，這群衣冠楚楚的人物，也選擇此處開會，表示對孫中山的「忠誠」。

來人之中，有國民黨中央執委及候補執委林森、居正、鄒魯、覃振、葉楚傖、石青陽、石瑛、邵元沖、茅祖權、傅汝霖，還有已經退出中共的沈定一，以及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謝持、張繼。這是國民黨右翼人士的大集會，他們自稱這是「國民黨一屆一中全會」。他們與在廣州的國民黨中央黨部相抗衡，另行成立了一個國民黨中央黨部。由於會議在西山召開，史稱「西山會議」；這批頭頭腦腦，也就成了「西山會議派」。

戴季陶理所當然支持西山會議，欣然北上，欲與鄒魯、林森等共赴西山。事出意外，一位國民黨右翼元老馮自由（原名馮懋龍）卻聽了誤傳，說戴季陶乃中共黨員，於是派人對他拳打腳踢，弄得戴季陶好不難堪！這位孫中山「嫡傳」弟子頗為掃興，狼狽離京赴滬——不過，他列名於西山會議的通電之中，依然是西山會議派的一分子。

戴季陶正陷於風波之中，何況他已站到廣州國民黨中央黨部的對立面了，當然他那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一職成了虛設，毛澤東也就代理了中央宣傳部部長之職。

一時間，蔣介石掌握槍桿子，毛澤東則掌握筆桿子，共事於廣州……

[1] 羅亦農：《廖仲愷遇刺前後的廣州政局》，《嚮導》第130期，1925年9月18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