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写八七会议

郑超麟

（1980年4月24日）

　　〔说明〕刊载于范用编《（现代稀见史料书系）郑超麟回忆录（下册）》，东方出版，2004年3月出版。

　　1979年7月间，我在《我所知道的瞿秋白》一文中，有一个章节写了八七会议。同年11月间，我去武汉亲自踏勘了八七会议的会址。以后，我陆续看了别人对于八七会议的回忆。现在，我可以综合我自己的回忆，别人的回忆，以及实地踏勘的结果，重新写出我所能知道的关于此次会议的情况。

　　1927年8月上旬，我还在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委员会宣传部长任上。8月6日晚上，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通知我：明天早上有一个重要会议要我去出席，届时他会带我去。次日早上我同他一起去了，地点在旧俄租界一条热闹的街上。我们从一个店铺旁边的一个楼梯上二楼去，那里有一条走廊，走廊边有两个房门，都开着，一门通入前楼，一门通入后楼。我看见前楼靠阳台躺椅上躺着一个外国人，作传教士打扮的，他不理会我们。门上有铜牌刻着 Ransom 及其他字样。我走入后楼去，那里已经有好多人坐着等待开会。后楼窗口摆着一张比普通写字台狭窄的桌子，后楼和前楼的隔墙边摆着一张双人床，床和桌子之间摆着几张椅子，桌子两端和前面也有椅子。人到齐了宣布开会。我清楚记得，桌子右端坐着瞿秋白，左端坐着一个身躯高大的俄国人，俄国人身边坐着罗亦农，我坐在桌子前面，床上后面坐着二三人都盘着腿，前面床沿上也坐着几个人，其中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个是李震瀛，床和桌子之间的椅子上坐着几个人。据我估计，大约有十五六人。这些人我都认识的，除了床上后面的一个陌生人外。那个俄国人，我也未见过。俄国人告诉大家说：他叫尼古拉（Николай）。秋白宣布开会，说今天到会的人都是中央委员，除了郑超麟代表湖北省委参加和彭公达代表湖南省委参加以外。由此，我才知道坐在床上后面的陌生人叫做彭公达。那个俄国人，我以后才知道，名罗明那兹，是共产国际最近派来接替伍廷康的。我不记得他是否先说几句话。

　　秋白手里拿了一叠稿子，读起来。那是告全党党员书，写得很长。内容是批评过去的错误，指示今后的方向。在批评部分没有点名，但一听就知道是批评陈独秀的，陈独秀没有出席这个中央会议也引起我的注意；在指示部分有武装抵抗国民党进攻的话，却没有退出国民党的话。我当日听了瞿秋白宣读这个文件，以后又看了这个文件的油印本，距今已有52年以上了。好在这个文件还保存着，可以复按。

　　这个文件显然是俄国人用俄文起草而由瞿秋白译成汉文的。秋白是个很好的翻译家，他的译文能使人觉得好像不是翻译而是自己写作的。如果问我：你有什么证据说这个文件是翻译的？我确实拿不出证据。但不久之前，我看了李维汉对于八七会议的回忆，他说6日晚上他住在瞿秋白家，瞿秋白忙着翻译这个文件，译完一张就拿给李维汉看。李维汉指出文件中说的十万农民武装进攻长沙，不是事实，要秋白修改，秋白说文件是国际起草的，要修改须得国际同意。李维汉这个回忆，不仅证实了这个文件是翻译的，而且说明这个文件还是在莫斯科起草的呢。但我不相信莫斯科起草的话。我认为这是罗明那兹在汉口起草的，说不定事先同秋白和亦农讨论过，而且采纳了他们的若干意见。

　　宣读这个文件，费去了很长时间。读完后，瞿秋白请到会的人表示意见。罗亦农首先发言。我只记得他的发言中的一点，即他说：国民党已经腐烂了，不堪一击。他自己把他的发言翻译给罗明那兹听。罗明那兹斥责他，说他轻视了敌人，不知道国民党还有反动的力量。罗亦农发言后似乎还有几个人发言，但都没有给我留下印象和记忆。最后，毛泽东从床沿上站起来发言，他只说了几句，我忘记了说的什么，但罗亦农制止他说下去，理由是：我们现在很不安全，今天的会已经开得很久了，要快点散会。于是毛泽东坐下来。八七会议就此结束了。

　　多年来有一种传说，说毛泽东召集和主持八七会议，在会议上长篇大论批评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最后罢免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例如，话剧《枫树湾》就是这样说的。这个传说与历史事实有多大的出入！陈独秀在八七会议以前好久便已自己辞去总书记职务了。

八七会议的记录

　　据说，中央档案馆藏有一份八七会议的记录，多至几十页，其中有会议参加者的完整名单，除了告全党党员书外，还有两个决议案和选出的领导人姓名，又有参加者的发言，我没有看见这份记录。

　　哪里来的这份八七会议记录呢？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但清楚记得这次会议没有记录，既没有专人的记录，也没有参加者私人的记录。开会，拿出小本子，一面听，一面记，那是后来的习惯，当时没有这个习惯。告全党党员书通过之后就散会了，没有讨论和通过其他的文件，也没有进行选举，会上的发言也没有人记录。

　　那么中央档案馆所藏的那份八七会议记录是哪里来的呢？

　　我只好假设：那是会议以后补作的记录，事后不久作的，或者事后好久作的。我没有看见内容，不能断定，但总是事后补作的，为的是让罗明那兹拿到共产国际去交差。

　　有没有同类的事实呢？我举不出来，但我可以举出1928年中央会议记录，经过增删和修改之后才交给共产国际驻上海的工作人员的事实。1928年济南五三惨案发生后，李维汉看守的中央开会，邀我去参加，会后我听到李维汉告诉作记录的曹典琦说：今天会上说的某几句话须删去，没有说的某几句话须补上，然后可以把记录交给毛子。后来，何资深告诉我，他参加中央会议，也遇见这种情况。

　　最近，我还听说李德回忆录中曾说遵义会议的记录是长征到了陕北以后补作的。我看不到李德回忆录，不知道这话是否可靠。

　　如果我这假设是符合事实的，那么这份所谓记录，除告全党党员书外还有两个决议案，还有选举及其结果，还有参加者的发言，就不觉得奇怪了。那都是事后补进去的。那份完整的参加者名单也不是完全没有疑问的。

　　有人问我，李维汉一篇回忆录中说八七会议是他当主席，他宣布开会后再让瞿秋白宣读文件，以后又让几个参加者发言，——这话是否属实？我可以回答：李维汉这话不合事实。会议是瞿秋白主持的，瞿秋白宣布开会后就宣读文件，读完文件就征求发言，最后宣布散会。至于李维汉，则我虽不记得，但从他的回忆看来，可以肯定他参加了会议的。我却有理由断言他不会当会议的主席。因为蔡和森的《中国机会主义史》说过，罗明那兹一到中国，便指名批评陈独秀、谭平山、李维汉三人。一个被批评的人，告全党同志书中又揭发他的错误，虽未点他的名，罗明那兹怎能许可他当八七会议的主席呢？

　　李维汉的回忆又说：大家在会场上随便吃一点东西，下午继续开会。这话也不符合事实。会议开一个上午就结束了。

八七会议的会址

　　1977年武汉市把八七会议旧址布置起来，让人家参观。

　　开放一年多以后，据说有人写信给管理人，说这个会址是假的。武汉同志知道了我参加这次会议，邀我亲自去武汉看看这个会址是真的，还是假的。去年11月间我去武汉看了。结果如下：

　　把会址定在原名“三教街”今名“鄱阳路”的一排房子，是对的；会场定在二楼也是对的；但定在今139号二楼前楼，不对；真实的会场是在今123号二楼后楼。现在布置的会场也不对，原来是一床、一桌、约十把椅子，现在没有床，又把桌子当作主席台，把椅子整齐排列，面向主席台，都不对。

　　据说，这样的布置是以陆定一和李维汉两人的回忆为根据的。先照陆定一回忆，房子中间摆一张大莱桌，把漂亮的靠背椅安置在大莱桌周围，以便有人闯进来时可以托辞我们正在举行宴会。布置好了，请李维汉来看。李维汉说，当时的会场没有这样漂亮；又说，敌人闯进来时我们就完了，谁不认识我们，托辞宴会也没用。于是搬走那只大菜桌，又搬掉几只漂亮的靠背椅，而换上几只凳子，成为现在的形式。

　　为什么定在139号呢？因为那时是农业顾问俄国人罗卓莫夫夫妇的住所，借俄国同志的住所开会比较方便。

　　我相信我的回忆，因为陆定一和李维汉都只一次到这个会址，我则有三次到这个会址。

　　我第一次到这个会址，是去参加八七会议。

　　第二次到这个会址，是去找一个同志。找谁，为什么事，谁叫我去找，——今天都忘记了。今天只记得，我拿着地址，摸到那里去，才发现那里原来就是八七会议的会场。房子内有五六个同志，男的有李震瀛，女的有王兰英。

　　第三次是中央在罗亦农家开会，备了酒菜，罗亦衣通知我去。我去了，会尚未开，忽然发现可疑的情况（什么情况，我在别处写出了，说来话长，这里不说），于是我们一个个从后门溜走了。此时我才发现罗亦农家的后门原来斜对着八七会议会址的后门，出了罗家的后门，向右走几步路就进入今鄱阳路123号的后面，穿过店堂从店门出去。

　　123号二楼是美国传教士 Ransom 的住所，他本人住在前楼，后楼从房内布置看来显然是中国人居住的。我后来在上海“中美图书公司”看见一本 Ransom 写的关于中国的书，因此我猜想他是个同情于革命的基督教徒，虽然那日开会时他同我们毫无接触。借这样一个同情革命的美国传教士的住所来开重要会议，是符合秘密工作原则的；反之，借俄国顾问的住所来开重要会议，则不符合秘密工作原则。因为刚在南昌起义之后一个星期内，俄国顾问住所多半会被监视，至少我们自己应当作这样的估计。

八七会议的参加者

　　1979年9月间我写《我所知道的瞿秋白》时，参加八七会议者的名单只公布一部分。那时我曾否定蔡和森、张太雷、邓小平参加会议的可能性。我说：蔡和森早去北京了，张太雷早去广州了，二者当时都不在武汉；邓小平不是中央委员，又不代表地方组织，没有资格参加会议。

　　据武汉同志说，他们访问了邓小平，邓小平说八七会议的会场是他布置的，他当时只是普通的中央工作人员，开会时并不参加。由此可见，现在根据那份记录发表的完整的八七会议参加者名单列有邓小平，是不可靠的。

　　但不久之前，我看了蔡和森的《中国机会主义史》，从中看出他当时尚在武汉，未去北京。因此我否定蔡和森参加八七会议的话，应当收回。蔡和森确实参加了八七会议，虽然我没有留下记忆。出于同样理由，我今天也不能坚持张太雷没有参加八七会议。

　　我确实记得参加者有瞿秋白、罗亦农、毛泽东、李震瀛、彭公达、我自己六个人，其余都忘记了。我记得参加者约十五六人，但不否定二十人上下的数目，尤其踏勘了会址以后，看见房间比我记忆的更大些，床和桌子之间多摆五六只凳子是可能的。名单中的某些人，我虽怀有疑问，但也举不出确实的证据来否定他们参加会议。

　　关于八七会议，我再写不出什么了。

一九八〇年四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