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迎宪：民国鸿门宴系列之四 唐生智欲霸湖南 袁祖铭命丧常德
（一）
1927年元月30日正好是农历除夕，湘西重镇常德的大街小巷炮竹声声，人群熙攘，一派节日前的繁忙景象。还没有办齐年货的人们正在忙着最后的采购。已经穿上节日新装的儿童们迫不及待地开始燃放炮仗，还不时地呼喊几句他们并不真正懂得其含义的时髦口号，像什么“打倒军阀!”，“驱除列强!”，“国民革命万岁!”之类。这毕竟是北伐军进抵长江流域占领常德后的第一个除夕，人们在战乱中，在骚动不安中期盼着什么，迎接一个与往不同的春节的到来。
入夜时分，位于常德东门外贺八巷的常德商会及商业研究社楼上的大厅中正在举行宴会，驻常德的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教导师师长周斓奉国民革命军西路军总指挥唐生智之命正在宴请国民革命军左翼军总指挥袁祖铭，辞旧迎新。出席作陪的有常德商会会长曾春轩，湘西绥靖处长周鳖山，以及袁祖铭的参谋长朱崧和袁军第四师师长何厚光等人。
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教导师师长周斓
北伐军西路军总指挥唐生智
北伐军左翼军总指挥袁祖铭
袁祖铭（字鼎卿），1889年生于贵州兴义府，1909年毕业于贵州陆军小学堂，
1911年任兴义团防局将弁学堂教官，辛亥革命以后在黔军中历任队官、营长、团长、师长、纵队司令等职，参加过护国、护法等战役，后又投靠北洋政府，历任黔军总司令、贵州省长、援川军前敌总指挥、川黔边防督办等职，授陆军上将军衔，手握兵力最多时达近十万之众。
1926年北伐军兴，袁祖铭看到北伐军势不可挡，于是又向广州国民政府输诚，于同年8月被北伐军总司令部委任为左翼军总指挥。多年来在西南政坛上，袁祖铭可称得上是一条“变色龙”。
周斓向袁祖铭敬酒道：“袁总指挥乃军界豪杰，我们唐总指挥对您深为钦敬，时值春节来临之际，他特命我以他的名义设宴款待您，‘团年宴叙’。他因军务繁忙不能从汉口赶来，特嘱我向袁总指挥表示歉意。来，我以我们唐总指挥的名义敬袁总指挥一杯！”
袁祖铭赶紧举起酒杯，与众人碰杯后一饮而尽，接着说：“祖铭多年来侧身军旅，走南闯北，一事无成，有何德能如此受唐总指挥错爱呢？你们唐总指挥才是真正的英雄人物呢！听说前些时候蒋总司令在检阅你们第八军时惊马坠地，这对你们来说可是大好兆头哟。说句老实话吧，我已经看出来了，你们的总指挥唐孟潇将来肯定要成为中国的大英雄，说不定能和蒋总司令并驾齐驱呢！来，让我们为唐总指挥的成功干杯！”
周鳖山也向袁祖铭敬酒说：“在咱们西南各省，甚至在全国，有谁不知道您袁总指挥呀？多年来您驰骋黔、湘、鄂、川各省，可以说是所向无敌，百战百胜呢。听说在有些地方只要提起您的名字，正在哭涕的娃娃都会马上止住哭声。今天能和您一起喝酒，鳖山真是三生有幸啊！我这一杯酒敬袁总指挥在下一阶段的北伐中再显神威。”
袁祖铭故作谦虚地说：“周处长过奖了，过奖了。祖铭不过是徒有虚名而已。百战百胜是不可能的。”
接下来大家相互敬酒，猜拳行令，好不热闹。
袁祖铭又对周斓说：“请你务必转告唐总指挥，我不日将向蒋总司令请辞左翼军总指挥一职。既然总司令部已经决定组建西路军，并由孟潇担任总指挥，我这个左翼军总指挥就没有继续当下去的必要了，我的所有部队都愿意加入西路军序列，在唐总指挥的统一领导下继续北伐。我军在湘西只是暂住，将尽快离开湖南。绝无赖在湘西不走的企图，目前只是需要一笔开拔费而已。前些天我们与湖南省政府交涉过了，他们回电说我们属于中央直辖部队，省府无力为我们筹措经费。这对我们下一步北伐非常不利呀！”
周斓说：“袁总指挥的意思我一定转达，但唐总指挥对贵军驻扎湘西是毫不介意的，他已经指示湖南省政府为贵军再筹拨一个月的粮饷，作为贵军的开拔费用，请您放心好了。”
袁祖铭听到这一消息，不禁喜上眉梢，连声说：“多谢唐总指挥的关照，等拿到这笔经费之后我军留湘部队一定尽快整顿完毕，克日北上。”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周斓突然揉着肚子说：“糟了，这几天我正闹肚子，现在肚子里又折腾起来。对不起了，诸位，我要去趟厕所方便一下。你们先吃着，我去去就来。”说罢，就转身下楼去了。
大约五分钟之后，周鳖山的副官上楼来报告说，侦缉队打来电话找周处长请示一个案子，请周下楼去接一下儿电话。
周鳖山一脸不高兴地说：“他妈的，有什么大不了的案子，把电话打到这里来，让我连个辞岁酒也喝不安生，真扫兴，”然后又对着众人拱手作揖说，“失陪了，要是没什么大事，我立马回来，咱们继续喝个痛快。”然后，就跟着副官下楼去了。
对于周斓和周鳖山的离席，袁祖铭等人开始并未介意。但等了半个多小时仍然不见二人回来，袁祖铭开始感到情况有些不妙。正好这时商会会长曾春轩也说要下楼去上厕所。袁祖铭于是对朱崧吩咐道：“朱参谋长，你陪曾会长一起下楼看看周师长是怎么回事儿，他怎么还没上来？”
朱崧下楼不到两分钟，楼下便传来枪声。原来朱崧来到楼下，只见楼梯口已经被荷枪实弹的湘军士兵围了个水泄不通。朱崧刚想从腰间拔出手枪，第八军教导师的士兵们就开火了，朱崧身中数弹，即刻毙命。
袁祖铭和何厚光在楼上听到枪声，知道中了周斓的圈套，连忙拔出各自的手枪向楼下射击。何厚光对袁祖铭说：“总座，这楼梯我们是下不去了，我在这里堵住他们，你快去撞开大厅的花窗，从房顶上我们或许可以逃生。”
袁祖铭抄起一把椅子将花窗砸开，只见窗外正是邻舍的屋顶，于是摔掉大衣从窗户中跳了出去。接着，回头对何厚光喊了句，“跟我来。”
两人逃出商业研究社大楼后，就乘着夜色，一前一后沿着临街的屋顶一路逃了下去。楼下的士兵们冲上楼来，发现袁、何二人已越窗逃走，就也鱼贯越窗，跟踪追击。
士兵们朝着两个黑影不断射击，黑影们一边逃跑，一边不时地扭过头来开枪还击，子弹打得房檐瓦角雨点似地飞溅。
不大一会儿，跑在前边的黑影踩塌了一块屋角，高大肥胖的身躯顿失重心，仰面跌落在一个天井院中，再也爬不起来了。此人正是袁祖铭。
跑在后面的黑影迟疑了一下，欲跳下去救助，不料就在此时大腿上中了一枪。他拖着受伤的腿，挣扎着爬过屋脊，就再也支撑不住了，身子一歪，滑落到聂振茂药店门口的大街上。这位就是何厚光。
追逐的士兵们蜂拥而上，分别将袁、何二人捆绑结实，押解回教导师师部。一路上，袁祖铭大骂唐生智、周斓不止。
驻扎在常德城内府坪老道署一带的袁祖铭禁卫旅的官兵们听到城东传来的枪声，知道情况有变，但一来情况不明，二来已是夜半时分，于是当夜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只是加强了驻地的警戒，等待着去赴宴的总指挥的归来。
到了第二天清晨，警卫旅的官兵仍然不见他们的总指挥回来，于是就在旅长的率领下开始向第八军教导师师部的方向攻击前进，企图救出袁祖铭等人。
他们刚刚出发不久，就遭到了教导师官兵的武装拦截。教导师的一个团长大声宣布道：“袁逆祖铭，虽已投效国民革命，但仍与吴匪佩孚保持联系，私通曲款，现已被逮捕，将按照军法对他进行审判。尔等应稍安无躁，听候总司令部的编遣，如有不服从者，严惩不贷。”
警卫旅的官兵们都是袁祖铭的子弟兵，他们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激怒了，他们非但没有撤回营房，反而向教导师的官兵们开火了。于是两军开始交战。
警卫旅的官兵均久经沙场，作战经验丰富，而教导师以新兵为多。所以，教导师虽然在人数上占优势，但在警卫旅的竭力进攻下，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到了下午时分，警卫旅的部队已接近教导师师部了，形势十分紧张。
周斓赶紧与唐生智通电话，报告情况，请示方略。
唐生智在电话中说：“原来还想把袁祖铭交给总司令部处理，现在看来不行了，只好借他项上人头去弹压他的部队了。周斓，你马上将袁、何二人枭首示众，看他们的人马还敢顽抗不敢！”
于是，周斓下令将袁祖铭、何厚光枪决于沅江岸边的沙滩上，割下首级，用竹竿挑起来让警卫旅的官兵们看。
看到袁祖铭的头颅后，袁军官兵们知道再进攻下去也是毫无意义的了，于是斗志顿消，开始仓惶撤退。在教导师的追击下，大部分官兵都缴械投降了。为什么同属国民革命军的两位总指挥，一位要设鸿门宴捕杀另一位呢？其中必有原因。
（二）
1926年12月底，江西庐山牯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临时行辕。决定下一步北伐战略部署的高级军事会议刚刚结束。
国民革命军北伐总司令兼北伐军中路总指挥蒋介石留下北伐军代参谋长兼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和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兼北伐军中路江左军总指挥李宗仁继续密谈。
蒋介石，字中正，1887年10月出生于浙江奉化。他于1907年考入保定军官学校，并于次年被选派赴日本学习军事。1908年他在日本加入了由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蒋立即回国参加革命。在其后的十几年中，他取得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开始在国民革命行列中展露头角。
1924年初，孙中山委派蒋介石筹建黄埔军校，同年5月正式任命蒋为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蒋遂以黄埔军校为基础，以黄埔学生为骨干，建立了一支听命于自己的武装，东征西讨，为国民革命政府取得和巩固广东根据地立下了汗马功劳。
1926年夏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率领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半年来，北伐军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已从岭南广东打到了长江流域。吴佩孚、孙传芳等北洋军阀势力已被打得焦头烂额，气息奄奄了。
蒋介石吩咐侍从副官给李宗仁、白崇禧两人换上刚沏好的龙井茶，他自己则仍然是白开水一杯。蒋一脸真诚地说：“自从今年夏天北伐军兴一来，我军进展神速，实有赖于你们二位的鼎力襄赞呢。健生（白崇禧字健生）不愧是位出色的幕僚长，为我分劳不少。总司令部的业务有你负责我一百个放心。这次决定派你去东路军兼任前敌总指挥，帮何应钦的忙，也是迫不得已。敬之（何应钦字敬之）有时候优柔寡断，驭下有时失之过宽，所以东路军的进展至今不能令人满意。相信健生去了之后，会制定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对各部队严加督导，一定能早日拿下杭州，平定东南，然后积极向上海推进，配合中路军进攻南京。明年春天我们一定要把长江以南的军阀势力全部肃清。”
白崇禧说：“此次北伐之所以能够所向披靡，主要还是靠总司令统帅有方，另外将士们有三民主义作指导，临战奋勇当先，奋不顾身也是我军战必胜，攻必克的有力保证。蒙总司令信任，健生此次赴东路前线督导作战，一定周密策划，积极实施，一定不辜负总司令的期望。”
蒋介石高兴地说：“对此我是坚信不疑的。你们广西部队这次在德邻兄（李宗仁字德邻）的率领下，一路从广西打到湖南、湖北，又转战江西，真可以称得上是战无不胜了！在下一阶段的战役中，德邻兄的第七军仍然是中路军的主力部队，我兼这个中路军总指挥只不过是做做样子，仗还是要靠德邻来打哟。”
李宗仁心里想：“你的第一军在前一段的作战中表现的确不怎么样，若不是我的第七军哪里危险支援哪里，恐怕江西至今还在孙传芳手里。”但嘴上却说：“总司令过奖了。我们此次出师，完全是为了救国救民打倒军阀而战，将士们敢不用命？德邻及广西子弟兵今后一定在总司令的指挥下继续全力作战，无稍懈怠。只是希望总司令今后在各军的待遇方面一视同仁，以免第一军和其他各军之间产生不必要的隔膜。”
蒋介石听了李宗仁的话，显出吃惊的样子说：“在这方面有什么问题吗？在我们革命军中绝无嫡系杂牌之分，自从北伐以来，我和德邻、健生亲密无间地合作就是最好的见证。”
“第七军是没有问题的，”李宗仁说：“只是我最近听说其他各军在战利品分配上略有微辞，觉得有必要向总司令报告一下。”
“原来是这样，请健生负责调查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如有不妥之处一定纠正。”蒋介石一本正经地说。
白崇禧接着说：“我明天就处理此事，总司令放心好了。”
蒋介石喝了口白开水继续说：“对于今后东路军和中路军的作战，我都比较放心，只是西路军的情况比较复杂，今天把两位留下来，主要是想听一听你们对处理西路军事宜的意见。这次会议已经决定由唐生智担任西路军总指挥，统率四个纵队由汉口北上，沿平汉路攻击前进。但他似乎与左翼军总指挥袁祖铭无法合作，不断向我控告袁军在湘鄂西作战不力，扰民有余，败坏革命军名义，并且说他已经掌握了袁祖铭仍在私通吴佩孚的证据。他提出如果不及时对袁部进行处置，必将影响我西路军下一步的作战计划。一旦我军作战不顺利，袁军很可能会倒向吴佩孚，对我西路军进行侧击，后果不堪设想。唐胡子要求我授权他对袁部采取预防性措施，你们对此看法如何？”
李宗仁笑了笑说：“唐孟潇（唐生智字孟潇）现在野心大的很呢！打下武汉三镇之后，他的部队由一个第八军一下子扩编成第八、十八、三十五、三十六等四个军，他要独霸两湖地盘，睡榻之侧当然不容他人染指。他想解决掉驻湘西和鄂西的袁祖铭部黔军是情理之中的事儿。”
白崇禧说：“德公分析的有道理，不过袁祖铭部自加入北伐军阵营后一直作战不力，一贯首鼠两端也是事实，他们从四川和贵州进驻湘西和鄂西后，一直动作迟缓，尽量避战，与其说他们是来参加北伐的，不如说他们是打着北伐的旗号出来抢地盘的。所以唐生智对袁的顾虑也不是没有一定的道理。”
蒋介石认真地听着，一会儿微微点头，一会儿又轻轻摇头。
白崇禧又接着说：“再说了，我们目前设立了西路军总指挥的位置，但是和左翼军总指挥之间的隶属关系不明确，需要两部配合时到底谁听谁的？论实力目前唐比袁大得多，论资历袁又很难服从唐，唐又怕袁赖在湘西不走，袁军扰乱地方不说，还要靠湘省财政养活他们，所以他们之间有矛盾一点儿都不奇怪。”
蒋介石说：“是这么回事儿。唐生智有野心我是清楚的，但我对袁祖铭这个人不太了解，多年来他能领着一支黔军纵横西南数省，也算是不简单呢！你们广西和贵州山水相连，想必二位对贵州和袁祖铭的情况相当了解，趁着今天有空儿，你们能否给我讲讲这方面的情况，也好让我下决心，到底怎样对待袁祖铭。”
李宗仁看了看白崇禧说：“由健生来谈吧，我想到什么随时补充就是了。”
白崇禧说：“那好吧，不过这事情可是说起来话长，总司令是希望我长话短说呢，还是详细道来？”
蒋介石兴致满高地说：“详细点儿，详细点儿，等会儿咱们在这里一起用餐，可以便吃边谈。”
白崇禧点了点头说：“要说清楚辛亥革命后贵州的形势和袁祖铭这个人，不能不涉及到另外两个人，那就是刘显世和王文华。刘、王、袁三人均为贵州兴义人。刘显世的祖父曾组织团练帮助清军镇压当地的反清起义，受到清政府的嘉奖和扶持，刘家遂成为兴义的第一大家族，一家三代担任县团练的统领。为了笼络其他地方势力，刘显世的父亲刘官礼将自己的长女刘显屏，也就是刘显世的姐姐嫁给了兴义的另一大王姓家族的王牧成，王牧成与刘显屏的儿子当中有一个叫王文华。所以，王文华和刘显世是甥舅关系。
而袁祖铭的祖辈均为武林中人，在兴义县以开镖局为业，也颇有势力。袁祖铭的祖父曾参与过反清起义，由于被刘官礼告发，结果被清军逮捕处死。从此袁刘两家结为世仇。”
白崇禧喝了口水又接着说：“辛亥革命爆发后，刘显世乘机带领自己的团练武装从兴义开到贵阳，最终夺取了贵州政权，从1912年到1920年，刘历任贵州国民军总司令，贵州护军使，贵州督军兼省长，在贵州可谓一手遮天。”
这时李宗仁接过话头说：“刘显世只所以能够在贵州建立自己的统治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他的外甥王文华的辅佐和袁祖铭的卖力。王虽然只是一位优级师范毕业生，却不乏政治谋略和军事才能。1911年刘显世带领团练到达贵阳时，曾受到当地新军的抵制，是王文华单骑晋省游说，才使刘部在贵阳站住脚跟。后来刘部与滇军配合夺取省政也得他与滇军密切联络，担任前敌总指挥。在黔军的组建发展过程中，王文华更是帮了刘显世的大忙。袁祖铭就是王引荐给刘的。袁是贵州陆军小学的毕业生，毕业后一时没有出路，就投入由王文华任学监的兴义高等小学任体育教员。”
蒋介石这时插话说：“他的这点儿经历和你颇为相似呢。”
李宗仁笑着说：“是啊，我从广西陆军小学毕业后，也当过一段时间的小学体育教员。不过咱们还是谈贵州的情况吧，1911年，刘显世为了扩充自己的武力，开办了团防局将弁学堂，需要聘请几名教官，于是王文华就向刘显世推荐了袁祖铭。开始刘担心刘、袁两家有世仇，不想用袁，怕养虎贻患。王文华则说，‘当今天下纷忧，正是英雄崛起之时，要想成大事，就必须网罗人才，据我观察，袁正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具备现代军事知识，又胆大心细，敢做敢为，目前他郁郁不得志，只要我们礼遇他，他一定会对你感恩戴德，知恩图报。’刘显世这才同意起用袁祖铭。”
白崇禧接着说：“事实证明，袁祖铭的确是很能干。他在刘的将弁学堂任教半年多，为黔军培养了大批骨干人才，例如目前在黔军中担任团、旅长的军官，有不少都是袁的学生。”
李宗仁又说：“王文华不仅向刘显世引荐了袁祖铭，而且还向刘引荐了不少留学日本归来的军事人才，例如卢焘、何应钦、谷正伦、朱绍良等等。他们当中不少人目前都在总司令麾下供职吗！”
“是的，是的，”蒋介石点着头说，“敬之他们因为在贵州待不下去，就跑到广东来参加革命了，听说正是袁祖铭把他们赶跑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白崇禧说：“确切地说，敬之是被谷正伦赶跑的，而谷正伦又被袁祖铭赶出了贵州。”
“贵州的情况真是太复杂了，到底是因为什么？”蒋介石越来越感到好奇。
“这就要谈到刘显世、王文华和袁祖铭三人之间的矛盾了，”白崇禧接着说，“他们三人之间的关系原本是十分密切的。辛亥年刘显世带兵一营赴贵阳时，刘自任管带，王文华和袁祖铭则分任队官和队副，以后刘每升一级，王、袁也都跟着各升一级。例如刘显世升任贵州国民军总司令后，王文华就升任团长，袁祖铭则升任营长；刘任护军使后，王升任师长，袁升任团长；刘出任贵州督军兼省长后，王升任黔军总司令，袁升任纵队司令和前敌总指挥。他们三人的这种关系就象是形影相随，密不可分。但在他们牢固地掌握了贵州大权之后，却因政见的分歧和利益的冲突而逐渐分道扬镳了，甚至最终演变到互相仇杀的地步，使贵州1920年以后政潮迭起，险象环生。”
李宗仁这时接过话茬说：“健生说的一点儿都不错。刘、王、袁三人是能够一同打江山，却不能一同坐江山。首先，他们的政治主张往往不同。例如民国四年袁世凯窃国称帝之时，护国军兴，刘显世因刚刚被袁封为子爵，所以在政治上倾向袁世凯，认为袁势力大，不会垮台。但王文华则认为贵州和首义的云南以及南方其他省份关系密切，应该加入护国讨袁的阵营。刘、王二人无法统一意见，最后王文华气愤地对刘显世说，‘你可以电告袁世凯说已派王文华率兵抵御北伐的护国军，我却率部赴湘西助护国军作战，然后你再电告袁说王文华率兵叛变，将来我们胜利了，功劳归你，万一失败了，责任由我一人承当，让袁世凯杀我王家一族。’就这样，刘显世最后才不得不同意贵州响应护国讨袁。若不是王当时极力坚持，刘显世那次肯定跟着袁世凯一起垮台了。”
蒋介石说：“是的，是的，在贵州王文华是最进步的，这我知道，他好象加入了国民党。”
白崇禧说：“刘、王、袁之间的利益冲突也越来越不可调和。1916年初王文华率黔军主力出省后，大部分时间不在省内，贵州的行政、财务、经济大权完全被刘显世和他左右的亲信人物如熊范舆、张协陆、郭重光等人所把持，他们被称为兴义系中的‘元老派’或‘旧派’，都是些既得利益者。
而王文华统率的出省黔军在外连年征战，除了部队本身不断发展壮大外，却得不到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王文华重用青年军人和青年知识份子，以他为核心形成了兴义系中的‘少壮派’或称‘新派’。他们对‘旧派’的专权和腐败无能越来越不能容忍，大有班师回省夺权的趋势。
刘显世也看出了这种苗头，深恐王文华尾大不掉，于是开始采取以袁制王的策略。1918年3月乘王文华不在军中的当儿，提升袁祖铭为贵州陆军第二师师长，
企图分割王手中的兵权。王文华也不示弱，于同年5月返回军中，以整顿为名，撤掉了袁的师长职务，改任袁为有职无权的黔军总司令部总参议。从此王、袁二人离心离德，结下仇怨。
在连年的护法、护国战争中，袁祖铭一直在前敌指挥黔军出省作战，身先士卒，有勇有谋，在军中也建立了自己的威望和班底，他的追随者主要有目前在左翼军中任军、师长的王天培、彭汉章、何厚光等人。在贵州新、旧两派的斗争中，袁祖铭开始立场比较超然，没有直接卷入，但在和王文华结怨之后，态度开始倾向旧派。
新、旧两派之间的矛盾在‘渝柳铁路借款案’中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1919年，王文华的哥哥王伯群在上海与一家加拿大公司草签了由该公司承包建筑由重庆经贵阳至柳州的铁路的合同，根据这项合同，贵州省政府将向外方借款五百万美元，用于筑路。旧派人物深恐此路一成，王氏兄弟在贵州的影响将无人可比，因此极力抵制合同的通过，指责王氏兄弟‘卖省营私’，最终使草约成为废纸。
新派则公开攻击旧派拖欠军饷，贪污腐败，扬言要公审属于旧派的财政厅长张协陆，直逼的张最后服毒自杀。
到了1920年冬天，新派终于从四川班师回黔，杀掉了旧派的熊范舆、郭重光等人，逼迫刘显世交出贵州政权，将刘遣送回兴义原籍。这就是所谓贵州‘民九事变’。敬之是王文华的妹夫，当时可是这出戏的主角之一呢！”
蒋介石越听越感兴趣，对白崇禧说：“我也听说过贵州‘民九事变’，那时袁祖铭在何处？”
白崇禧喝了几口龙井茶又接着说：“王文华决心发动事变向旧派夺权时，自己却不想背上外甥逼迫舅父的名声，因此在部队班师回贵州之际他自己却离开了部队赴上海活动，计划一方面开展一些联络工作，一方面为黔军订购一些枪械。但此时王文华已经对袁祖铭失去了信任，断不敢把班师夺权的重任交给袁，于是就胁迫袁与自己一同离开部队赴上海，而把发动政变的任务交给了他所信任的师、旅长卢焘、何应钦、谷正伦等人。所以，‘民九事变’发生时，袁祖铭是在上海。”
“原来是这样，”蒋介石若有所思地说：“这么说袁祖铭曾一度离开了黔军，那么他是怎样东山再起的呢？”
正在这时，一位副官进来报告说晚饭已经备妥，问是否需要开饭。蒋介石吩咐道：“把饭菜端到这里来吧，让厨房再多炒两个菜。”
不大一会儿，饭菜就摆上来了。蒋介石招呼李宗仁说：“请随便用吧，我们这里可是没有猪肉，健生是穆斯林，我也跟着清真起来。”
接着，三人便一边吃，一边谈。白崇禧说：“袁祖铭听到‘民九事变’的消息后，知道贵州的大权已经落入王文华手中，而自己在王手下是不会有任何前途了。于是他便在上海摆脱王文华，只身潜赴北京，走上了投靠北洋政府以图东山再起的道路。同时，他把自己的心腹何厚光留在上海，与属于贵州旧派的原贵州省议会议长张彭年合作，策划暗杀王文华。张彭年是被贵州新派逼死的原省财政厅厅长张协陆的弟弟，正蓄谋向王文华报仇。”
李宗仁这时接着说：“王文华在上海一方面生活烂漫，一方面疏于戒备，终于在1921年3月被张、何收买的刺客击毙在上海英租界内西藏路一品香旅馆门前。
如果他还活着的话，贵州这几年的局势会稳定得多。”
蒋介石也说：“是啊，那样的话贵州这几年就会一直站在革命阵营一边了。袁祖铭这家伙也够阴险毒辣的，王文华总的来说还是有恩于他，可他却恩将仇报。实在可恨！”
白崇禧吃了几口饭菜，又接着说：“袁祖铭初到北京时，北洋政府的要人对他并不感兴趣，而是想拉拢王文华和卢焘弃南投北。但1921年2月卢焘等人根据王文华的指示在贵州公开通电声明，‘护法宗旨始终不渝’。这样一来，北洋政府对王、卢等人的希望完全破灭了，才把控制贵州的希望寄托在袁祖铭身上。他们发给袁20万元款项，3000条枪，让袁到湖北去组织‘定黔军’。但是袁祖铭‘定黔’的图谋开始并没有得逞。一方面是因为王文华刚死，贵州新派军人之间还能够保持团结，共同拥戴卢焘，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川、湘两省已经和卢焘达成了‘联防’协议，均以实行‘自治’为理由，拒绝袁祖铭假道。所以袁祖铭一时无从对贵州下手。”
这时李宗仁对白崇禧说：“你先吃点儿饭，我来替你说一会儿。大约一年时间之后，贵州和全国的形势都发生了变化，袁祖铭终于等到了时机。首先是贵州新派军人在省长人选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在五个旅长中，第一旅旅长窦以庄和第五旅旅长何应钦支持王文华的哥哥王伯群出任省长，而第二旅旅长谷正伦和第四旅旅长张春圃则支持当时的省长任可澄，反对换人。第三旅旅长胡瑛持模棱两可的态度。卢焘手中无实权，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到了1921年年底，何应钦和窦以庄在‘五旅纷争’中被击败，被迫逃离贵州，所以说敬之是被谷正伦而不是袁祖铭赶出贵州的。新派军人的‘五旅纷争’客观上给袁祖铭返黔提供了机会。
另外因1921年夏天‘援鄂’失败，湖南的赵恒惕此时也已开始转向依附北洋势力，所以袁氏返黔道路已通。
在1921年下半年中，袁又为返回贵州、东山再起作了不少准备工作，他一方面和刘显世会晤于汉口，建立同盟关系，商定夺回贵州后，刘主政，袁主军，于是刘显世同意把自己在贵州省内的残余势力交给袁指挥；另一方面袁运用自己在黔军中仍然存在的影响，派人潜回贵州联络黔军中的一些团长，准备倒戈，欢迎袁返回贵州。
1922年初，袁祖铭在汉口和洛阳多次会见了吴佩孚，吴又发给袁10万元款项及大批弹械，鼓励袁早日返黔夺权。
在内外条件都基本成熟之后，袁祖铭于1922年3月发动了所谓‘定黔战争’，
大批省内黔军在王天培、彭汉章、吴传心、王华裔等团长们的率领下投到了袁祖铭一边。卢焘、谷正伦、张春圃等人很快就失败了，被逐出贵州。袁祖铭于4月中旬就顺利地入主贵阳了。”
“这么说袁祖铭主要是依靠吴佩孚才东山再起了。现在他能否全心全意地打吴佩孚实在可虑。”蒋介石似有所悟地说。
这时白崇禧接着说：“袁祖铭和吴佩孚的关系实在紧密得很，1922年之后，袁基本上就是吴的一条走狗。几年来他积极执行吴佩孚的‘武力统一四川’政策，带领黔军卷入川省内战，吴则不断给他输血打气，委任他为援川各军前敌总司令，就连刘湘、杨森等人也要听他的调遣呢。现在若不是我们把吴佩孚打得丢盔卸甲，他是绝不会背弃吴佩孚而投向我们的。”
蒋介石频频点头说：“听了二位的介绍，我对袁祖铭这个人已经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看来，从政治上讲，他是没有什么定见和主张的，是个有奶便是娘的家伙，但又是个野心勃勃，心狠手辣，能征惯战的人。我们给他的职位低了，肯定不能满足他的野心，但凭他对革命的态度和加入革命的时间我们又不可能委以他重任，弄得不好他很可能会给我们的北伐大业造成不小的危害。我看我们只好同意唐生智的请求，授权他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对袁部采取行动，便宜行事。”
白崇禧说：“我同意总司令的意见。”
李宗仁却说：“我们还是慎重些好，不管怎么说，袁祖铭现在已经加入了革命阵营，唐部和袁部目前是友军关系，唐生智若无故打击友军，无异于革命军自相残杀，此例一开，后患无穷呀！”
“德邻说的有道理，我们当然要告诉唐胡子，只有在袁部通敌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才能采取行动。”蒋介石说。
白崇禧说：“为了以防万一，我看有必要将袁部分割使用，这样即使袁祖铭将来想闹事，也掀不起大的风浪，另外袁祖铭听不听命令，他的部队服不服从调遣也能考验出他们的立场。”
“此计甚妙，健生不愧是‘小诸葛’哟，”蒋介石高兴地说，“怎样拆散他的部队呢？”
李宗仁说：“可以把袁的一部分部队调归中路军建制，这样可以增强中路军的实力。调一些袁军给我的江左军怎么样？”
白崇禧说：“行，我们就把袁部中最强的王天培第十军调到中路来，命令他们于明年元月25日前在鄂东的黄梅、武穴、广济一带集结，准备加入中路军的攻击行动；另外命令彭汉章的第九军应于第十军开拔完毕后，继续开拔，于元月30日前在武昌附近集结，用作西路军的预备队；袁祖铭集团的其他部队，如贺龙师、杨其昌师等，则令他们暂驻鄂西一带不动；袁总部及人数不满一师的警卫混成旅可暂驻湘西常德待命，这样一来，袁部就被分割为四块，首尾不能相顾了。”“
“太好了，健生你明天就向他们下达命令，另外再给唐生智拍个电报，告诉他总司令部原则上同意他的意见，另外请他监督袁部执行命令的情况。”蒋介石一旦下了决心，下命令还是十分果断的。
（三）
1927年元月初，湖北汉口，北伐军西路军总指挥部。总指挥唐生智正在主持高级军事会议。
唐生智，1889年出生在湖南省东安县。1907年唐生智毕业于湖南陆军小学，1914年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在湘军中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和师长等职。1926年3月任湖南省代理省长，受大革命浪潮的影响，表示拥护
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归附广州国民政府。1926年6月，唐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革
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在随后的北伐战争中，唐军连战连胜，于同年10月攻占武汉。1926年底唐生智被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任命为西路军总指挥。
当天出席会议的全是唐生智的亲信嫡系将领，包括他的第八军军长李品仙、第十八军军长叶琪、第三十五军军长何健、第三十六军军长刘兴、教导师师长周斓，以及其他各位师长廖磊、刘建绪、吴尚、陶广、李云杰、张国威等。
唐生智对大家说：“半年多来，诸位连日征战，辛苦了。今天把大家都找来一方面商议一下下一阶段的北伐战略部署，另一方面大家商量一下如何对付现驻常德的袁祖铭。会后大家聚餐，好好热闹热闹。”
接着，唐生智对照着军用地图向大家部署下一步的北伐计划，“根据总司令部的作战部署，我们西路军目前的任务主要是巩固两湖地盘，对所属部队进行整补编组，等东路军和中路军拿下南京、上海之后，我们将沿平汉路向开封、郑州方向攻击前进，展开‘河南战役’。我们的部队当然仍将是北伐的主力，将被编为西路军第一纵队，负责平汉路以西地域的作战任务，张发奎的第四军将被编为第二纵队，陈明枢的第十一军将被编为第三纵队，他们将负责平汉路以东地域的作战任务，袁祖铭的彭汉章第九军正在被调到武汉方面来，编为第四纵队。配合我们作战。朱培德的第三军将作为本路军的总预备队。由于总司令部对袁祖铭部队的可靠性尚存疑虑，因此责成我们对彭汉章军的行动进行监督。
就本军来说，我打算使用第十八军和第三十六军作为主攻部队，第三十五军和第八军留作机动，一方面担任卫戍任务，一方面对彭军加以监视。教导师则留驻湖南，绥靖后方。
目前吴佩孚的部队已被我们打得元气大伤，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因此，吴佩孚将不是我们下一步北伐的主要对手，但张作霖的奉军很可能乘虚南下，进入河南，成为我们的劲敌。所以，我们对河南战役绝不能掉以轻心。
好在冯玉祥的国民军已经占领陕甘，届时将会东出潼关策应我军北伐，所以大家对河南战役应具有充分的信心。下面请大家对此发表意见。”
于是，诸位将领对下一步军事行动的具体实施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对取得河南战役的胜利均持乐观态度。
“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如何解决袁祖铭的问题，”唐生智表情严肃地说：“自去年10月袁部进驻湘西以后，他们滥收兵匪，擅委官吏，勒饷逼粮，干预地方民政财政，搞得当地民怨鼎沸，纷纷向我告状。过去袁祖铭在四川就想鸠占鹊巢，结果被四川人联合起来赶跑了。现在他又想割据湘西，难道我们就能够听之任之吗？我们的部队目前壮大得很快，尽湖南财力已感到很难维持，哪里有力量再养活袁祖铭的数万饿狼之师呢？”
众将领纷纷表示愤慨，有人干脆表示不如趁下一期北伐行动开始之前先武力解决掉袁祖铭集团，省得他们将来在后方捣乱。
唐生智继续说：“那样做要费很大力气，也不一定能得到总司令部和其他友军的谅解。目前，总司令部已经下命令调袁部主力第十军开往鄂东，编入李宗仁的中路江左军序列，而袁部第九军将开来武汉，加入我们西路军，我们且看袁祖铭他们是否服从调遣，如果他们服从，袁军将被分割，袁祖铭在湘西就没有多大实力了，我们要解决他就不会十分困难。如果他们拒绝执行调遣命令，那么总司令部自然会同意我们对袁部采取行动，到那时我们就出师有名了。”
听了唐生智的分析，众人点头称是。这时周斓发言说：“如果袁部主力遵命离开湘鄂西的话，到那时不劳诸位费神，我的教导师单独就能解决掉袁总部。我有一个想法，讲出来请总指挥和诸位定夺：
目前春节将至，到时候我可以用总指挥的名义在常德宴请袁祖铭，席间将他一举拿下，然后将袁部留湘部队悉数缴械改编。这样就可以兵不血刃地解决袁祖铭的问题，而且可以进一步扩充我们的实力。”
“那样的话，你的教导师也可以扩编成军了！”廖磊笑着说。
唐生智一边听一边点头，“你的这个计划不错，我原则上同意，你可以等候我的最后命令再实施。这次你返回湘西之后，可以指示绥靖处长周鳖山，由他出面代表我方与袁祖铭联络谈判，对袁提出的各项要求一律采取拖延态度，先将他稳住再说。如果袁部主力遵命在指定时间内离开湘鄂西的话，我会在春节前向你下达执行你的计划的命令。但你最好是生擒袁祖铭，不要把他打死。届时我们把他交给总司令部处置比较妥善，反正我军在攻克宜昌时缴获有大量袁祖铭、彭汉章发给吴佩孚、卢金山的密电稿，说他们私下通敌是完全有证据的。我们采取断然行动也是迫不得已。”
（四）
1927年元月26日，常德城内府坪老道署，国民革命军左翼军总指挥部。袁祖铭正在与自己的参谋长朱崧和第四师师长何厚光谈话。
袁祖铭拿出一封大红请帖对朱崧和何厚光说：“和咱们同驻常德的第八军教导师师长周斓送来帖子，请咱们除夕晚上去商会大楼出席由他作东的年夜宴会，你们看咱们是去还是不去？”
何厚光马上回答说：“不去，他周斓不过是个区区师长，您是堂堂总指挥，他有什么资格请您？顶多让我去应酬一下就行了。”
袁祖铭说：“宴会虽然是由周斓作东，但他的帖子上说他是代表唐生智请咱们。”
“唐生智有什么了不起！”何厚光又说，“当年您任援川军总指挥统率好几万兵马时，他才不过是个湘军旅长。他不亲自请您，您又何必屈尊前往呢？”
这时朱崧说：“话不可以这样讲，什么事情都是此一时，彼一时吗。现在的唐生智和一年前的唐生智可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去年这时候他手上只有一个湘军第四师，充其量也不过万把人，但他却敢于向吴佩孚叫板，此人有目光，有魄力，绝非等闲之辈啊！现如今他手中的嫡系部队就有差不多5个军，另外粤军张发奎、陈
明枢等部、鄂军刘佐龙、夏斗寅等部目前也都归他指挥，我们的第九军不也要调归他统辖吗？所以，现在我们绝不能再轻视他，要摆正确我们与唐军之间的位置，搞好和他们的关系才对。咱们目前是客居湖南，我看咱们还是客随主便，应邀赴宴的好，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袁祖铭想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说：“我们目前在湘西的地位很尴尬哟，咱们去年出师时的如意算盘现在看来是打错了。当时咱们希望唐生智和叶开鑫打成平手，战线胶着在岳阳与长沙之间，这样他们谁也顾不上湘西，而我们正好乘虚而入，南北两方面肯定都要争取我们。我们正可以左右逢源，大有可为。没想到叶开鑫那么不经打，就连吴子玉5 派来的援军也不中用，蒋介石、唐生智他们一下子不但打
过了岳阳，还拿下了武汉三镇，看来他们的那个什么‘主义’还真是有些魔法呢。前一阶段咱们没怎么出力，老蒋和唐胡子他们肯定认为咱们和吴子玉藕断丝连，现在他们蓄意拆散我军，要将天培和汉章的部队都调走，我要是不同意，他们肯定会给我加上蓄意谋反的罪名。现在我这个总指挥还有什么干头？指挥谁？连自己的部队都调给别人了。我真有些龙游浅水被虾戏的感觉。”
“他妈的，咱们不跟他们干了，干脆把天培、汉章他们都叫回来，咱们要么把部队拉回贵州去，要么把部队开往豫西，还跟着吴大帅干！”何厚光嚷道。
“你说的这些，我都考虑过！”袁祖铭说，“但目前都行不通，咱们贵州地贫财虚，养活不了我们这么多军队，我的那位亲家周西成现在羽翼已满，也不会欢迎我们回去。再去投吴子玉也不行，一方面他不会再信任咱们，另一方面他现在是自顾不暇，也不会再对咱们有所接济了。我看他的河南地盘也保不住几天了，河南是四战之地，唐生智他们下一阶段一进攻，吴子玉的残破队伍肯定抵挡不住，张作霖的奉军就会打着援助的旗号进入河南，另外冯玉祥目前已经拿下了甘肃、陕西，肯定也会出师河南，中原逐鹿就在眼前哟，我们又何必去凑热闹呢？”
“总指挥的目光就是远大，”朱崧说，“那么我们究经怎样自处呢？”
“目前我们只能以静待动，蛰伏湘西，等待时机，”袁祖铭无可奈何地说：“我们先和老蒋、唐胡子他们虚与委蛇吧。”
“那么我们后天到底去不去出席周斓的宴会呢？”朱崧问。
“还是去吧，到时候我们还可以顺便向他们催要些粮饷，不给他们些面子怎么行呢？”袁祖铭傲慢地说。他哪里知道这就成了他做出的最后一项决定。
（五）
四天之后，本文开始时所描写的一幕终于发生了。曾拥兵数万，纵横数省的袁祖铭落了个命丧湘西常德的下场。
1927年2月5日，唐生智又根据蒋介石的密令，又在汉口以“统率无方”为理由，将前来拜见的袁部第九军军长彭汉章逮捕，三日后秘密处决。
袁部第十军军长王天培在获悉袁、彭二人的死讯后，急忙发表通电，表明自己的态度：“敬当永失精诚，效忠党国”。在随后的北伐战役中，王天培曾出任中路江左军第二纵队指挥官和第三路军前敌总指挥，王部在作战中亦有出色表现。但在同年8月的徐州战役中，因失守徐州，王天培被蒋介石加上“指挥失当，贻误军机”的罪名收审关押，不久在杭州被秘密枪决，成为蒋推卸战败责任的替罪羊。参加北伐的黔军均被解散或改编。至此，曾显赫一时的贵州袁祖铭军事集团在中国政坛上销声匿迹，灰飞湮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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