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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余不洁：潘汉年案件的几个疑点（上）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Fri Apr 10 08:50:30 2015, 美东)
余不洁：潘汉年案件的几个疑点（上）
送交者: 不洁之人 2015年04月08日09:10:34 于 [天下论坛]
潘汉年案件的几个疑点 （上）
余不洁
潘汉年一生中最富传奇色彩、最引人注目的一段历史，无疑发生在抗战期间：首先和国
民党接洽、开启国共合作抗日，此后又周旋于汪精卫政权和日本人的情报机关之间。这
些独特的经历成就了潘汉年，也为他带来了灭顶之灾，而会见汪精卫似乎成为潘汉年个
人难以言说的污点。曾任社会部部长的罗青长在一九九五年三月发表的《潘汉年冤案的
历史教训》一文，无疑是关于潘汉年一案最权威的定论。该文说，“根据档案材料，当
时潘汉年所做的工作，如打入日寇内部，利用李士群等，中央都是知道的”，“见汪精
卫是在李士群、胡均鹤突然挟持下发生的，当时已无法请示。”
目前，介绍潘汉年最重要的著作应该是尹骐的《潘汉年传》，除此之外，还有彭树华的
《潘汉年案审判前后》、尹骐的《潘汉年的情报生涯》等。遗憾的是，上述著作都没有
给出资料的来源，旁人自然也无法查证。彭树华是当年参与审判潘汉年一案的法官，看
到过大量内部资料，其著作应当有相当的权威性；尹骐在写作《潘汉年传》过程中得到
了公安部领导的支持，由于引用了部分保密资料，其著作最初只得由政法系统于一九九
一年内部发行，删改修订后才由公安大学出版社在一九九六年公开出版发行，可靠性亦
无需多言。尽管抗日战争已经结束70年、潘汉年平反也已30多年，不过，从尹骐所著《
潘汉年传》的出版过程可以看出，潘汉年一案依然还有大量的秘密尚不可以为百姓所知
。正如彭树华所说，“潘汉年案的背景非常复杂，牵扯到的面也非常广。而直到现在，
很多材料还没有完全解密”。正是由于此案的敏感程度依然很高，那些官样的文章和著
作所提供的内容难免有所掩饰和回避，因而其真实性亦大打折扣，特别是关于潘汉年会
见汪精卫前后的情况，相关说法更值得怀疑。
首先，潘汉年究竟是在什么时间会见了汪精卫，目前国内公开发表的资料对此就明显存
在一些含糊，比如《潘汉年案审判前后》、《潘汉年传修订本》、《潘汉年的情报生涯
》，认为潘汉年会见汪精卫的时间是在一九四三年四月间或者一九四三年春天。另外，
网上一篇作者为淳于雁的文章，则说是一九四二年九月潘汉年会见了汪精卫，这些文章
都没有提供任何依据。
然而从国民党一方的资料看，根据一九四三年十月七日林蔚(待从室第一处主任，蒋介
石军事方面的大管家)给蒋中正的调查报告《呈复奸伪潘汉年与敌伪勾结情形》：“潘
汉年在上海曾任十八集团(军)上海办事处主任，上海沦陷后仍潜伏于上海活动，据江苏
调流室本年三月十三日报称，南京伪方高级人员传出消息，谓中共曾派潘汉年未宁洽谈
一次，内容结果汪精卫密不宣布”1(亦可参看维基百科 潘汉年条目)。由此可推断，潘
汉年到南京会见汪精卫的时间一定不迟于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三日，准确的时间大约在此
前一、两天左右，其判定基于如下一则史料：潘汉年作为中共的名人早为各方面的情报
人员所熟识，就在他会见汪精卫的时候，奉戴笠密令潜伏在汪伪军政部内的特工鲍文沛
(黄埔军校十期生，重庆军统局副处长)与其当场打了个照面。当晚鲍文沛即迫不及待地
将电报发往重庆，使蒋介石和戴笠知道了这次汪、潘会见。2
国民党方面对于潘汉年和汪精卫见面的情况和他们会谈的目的极为关注，一九四三年九
月五日，毛庆祥(侍从室机要组中将组长，统管党、政、军、特机要工作)呈给蔣中正的
报告：“敌方(日本)极力献媚苏俄，企图完成联俄联共政策，尤其希望在中国联络共产
军牵制国军作战之兵力，现汪精卫正替日本拉拢八路军毛泽东代表，而潘汉年早与汪伪
正式谈判妥协，且由汪伪介绍潘汉年与日军领袖见面，东条认为此举是与东军联俄互相
配合之行动，但驻南京之日军总司令长官畑俊六大将则坚持反对联合。3 国民党高层及
情报机构对时局和各方的上述判断可能包含极大的主观因素甚至怀有偏见，但是，作为
情报机构给最高统帅的综合报告，其基本情况应该不会面壁虚构，“由汪伪介绍潘汉年
与日军领袖见面”之事或许不全是捕风捉影。此后，国民党对中共的公开指责大概围绕
此论调的口径。
另一件有趣的事情是，潘汉年和汪精卫的会面不仅让国民党特工吃惊，大概也让中共方
面的地下人员吃惊不小。就在国民党特工发现潘汉年与汪精卫见面的同时，中共安插在
汪伪政权中的内线也获知了这个消息，继而立即通报给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长胜(
曾任华中局城工部部长)。刘长胜感觉兹事体大，遂电告华中局。当时的华中局负责人
饶漱石得知消息，未等潘汉年返回核实情况，即与曾山(华中局组织部长，曾授权代表
新四军与日军秘密接触)连署致电延安的中共中央，说得到潘汉年在南京与汪精卫会面
消息。4 也就是说，中共中央在国民党方面公开潘汉年和汪精卫见面的消息之前，便从
中共自己的情报网及时知道了这个情况。
令人好奇的是，如此重大事件饶漱石为什么不向潘汉年核实而直接报告中央？不过是一
封电报而已，完全不必等潘汉年返回根据地再面谈。饶漱石和潘汉年之间到底有何瓜葛
？或许其中还有许多未知因素。就在这件事情之外，饶漱石还曾经向中央汇报过潘汉年
“违反纪律”，这显然是对潘汉年在与日、汪方面的交往中某些方式方法表示不解和不
满。据此推测，潘汉年或许有部分情况对华中局负责人饶漱石、大约还有陈毅等人有所
保留。从另一角度看，作为中央社会部副部长的潘汉年，某些特殊情报越过饶漱石、陈
毅等领导人而直接向中央请示和汇报的事情也未尝不合情合理。抛开这些复杂关系，无
论如何，饶漱石给中央关于潘汉年会见汪精卫的情报是准确的，饶漱石对于潘汉年和日
本情报机关交往的疑惑也是正常的。饶漱石为人刻板，律己甚严，颇有些书生意气，他
向中央汇报潘汉年的情况是其职责所在，若以心胸狭窄等原因来解释似有不妥。如果为
了突出潘汉年而对饶漱石过于严苛、甚至诋毁，则有失公允。
潘汉年除了和汪政权有所交往外，还“打入日寇内部”，其中的玄机至今恐怕还有很多
人都无法参透，这其中就涉及到了一文一武两个著名的日本人岩井英一和影佐祯昭。岩
井英一是日军占领下的上海日本总领馆的副总领事(后升任总领事)，负责搜集政治、文
化方面的情报。此人战前便长期在中国从事情报活动，尤其关注文化和舆论宣传，是个
中国通。影佐祯昭曾任日军参谋本部中国课的大佐课长，更是汪精卫政权的助产士、在
汪精卫政权的成立过程中起了关键性作用，并因此成为汪精卫政权的最高军事顾问(少
将军阶)。由于当初参与汪精卫和日本方面谈判的汪方要人陶希圣、高宗武中途悬崖勒
马、并将汪日谈判过程和协议在媒体上公开，代表日本主导这次谈判的影佐祯昭在国人
中早就成为著名人物了。
潘汉年此前作为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中共在香港的统战领袖，需要经常参加各种
公开活动，而上海和香港都是各国情报机构最活跃的地方，不被他们注意几乎是不可能
的。因此，潘汉年以这样的身份、地位以及在社会上的知名度“渗透”或者“打入”日
本在上海的情报机关，而又不被日方例如岩井英一这样的中国通察觉，这种可能性实在
是微乎其微。况且，一些为日本人效劳的汪精卫系统的特工人员此前就是中共情报系统
出身，他们就对潘汉年的身份一清二楚。说到底，潘汉年本人恐怕也不会天真到这个程
度——幻想日本人会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交托潘汉年如此使命的中央领导更不会这样
烂漫天真。
既然潘汉年敢于如此大义凛然地和日本情报首脑长期交往，如何会在见汪精卫时那么胆
怯彷徨，潘汉年会见汪精卫果真是在李士群、胡均鹤突然挟持下发生的？在讨论这个话
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些当时的历史背景。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偷袭美国在夏威夷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其他地区的
日军亦四处出击，美、英与日本互相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兵锋指处，所向披
靡。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12余万英军在新加坡向日军投降。一九四二年五月六日，
美菲联军7万余人在巴丹投降，菲律宾沦陷。一九四二年五月八日，缅北重镇密支那失
守，中国远征军、英军败走，缅甸落入日军之手。中国海外援助面临中断，有可能陷入
被隔绝的境地。
在国内，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番号被取消，国共两党的关系再次发生
逆转，国民政府中断了给八路军、新四军的军费以及对延安边区政府的财政资助。此外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日本军队为了保障后方的安全，对华北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
扫荡，中共根据地受到了很多破坏，其困难程度，今人很难想象。如一九四三年三月，
彭德怀在左权县一个村庄召集一个地方干部会议，与会者饿得连坐都坐不稳，彭德怀只
好请大家躺在炕上开会。5
如果从九一八事变算起，到一九四三年初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12年，胜利依然遥
遥无期，时局似乎还正在按照汪精卫等人的估计发展，战争究竟要持续多久更是无法预
料。截至到这年八月，投奔汪精卫政权的重庆政府官员共有国民党中央委员 20 人、高
级将领58 人，这些人大多都是不满蒋介石的政客和军人，也有一些是与日军苦战失败
后不得已接受汪精卫政权节制的将领。新四军通海自卫团700余人一九四三年四月在日
汪的军事压力下，不得已玩了一次中共历史上罕见的诈降计，部队后来被改编为汪精卫
政权苏北地区清乡主任公署保安司令部第二教导大队，此事被称作“汤团行动”。
让我们还回到潘汉年和汪精卫会面的问题上，此事主要涉及到三个人物。除潘、汪二人
外，另一个是促成这次见面的关键人物李士群，此人是中共的早期党员，曾在苏联受训
，被国民党逮捕后受刑折磨但始终未出卖同仁，脱党后还曾想重回组织，而被中共拒绝
。尽管后来出任汪精卫政权特工总部主任、警政部部长、江苏省主席，但仍以“娘家人
”看待与其交往的中共人员。李士群对中共内部的组织规则和运作方式并不陌生，情知
潘汉年仅仅是中共情报方面的负责人，并无权力决定中共的方针、路线，如果没有最高
层授权，潘汉年并不能代表中共中央。李士群如果想在汪精卫面前提高自己的身价，而
拿潘汉年敷衍、愚弄汪精卫，此事若被汪精卫察觉，以李汪之间声望和地位之悬殊，他
岂不是自毁前程、自取其辱？无论如何，李士群“挟持”潘汉年去见汪精卫，既有悖于
交好潘汉年的初衷，也得不到汪精卫欣赏的结果，以李士群之机敏练达他会做这种里外
不是人的事情？
至于潘汉年本人更是多次代表中共与各方高层谈判和协商，有过经验也有过教训。早在
一九三六年，正当共产国际指示中共谋求与国民党再度合作时，蒋介石主动伸出了橄榄
枝，指令国民政府驻苏联武官邓文仪与莫斯科的中共代表联络，潘汉年受命与邓接洽晤
谈。双方商定于这年七月在南京举行国共正式会谈，国民党方面将由陈果夫、陈立夫出
面。随后，潘汉年从苏联归来，未经过延安，便直接到南京和国民党高层接触。当二陈
得知潘汉年并未与陕北联系、是在没有获得陕北中央和红军授权的情形下来到南京时，
便拒绝与潘汉年见面，只派铁道部次长曾养甫与潘汉年敷衍了一番，并劝潘汉年尽快到
陕北。这样，潘汉年才有些灰溜溜地离开了南京。6
当年，潘汉年犯这样的错误尚有情可原，因为，他以为陕北的中央只是共产国际中共代
表团的下属，只要有代表团的指示他便可代表中共。岂不知，国民党最关注的实际上是
中共的武装力量，他们需要直接和延安红军的统帅部接触。缺少延安的授权，潘汉年的
代表性也就大打了折扣，二陈自然不会和他谈判。有过这次教训，难道潘汉年还会在几
年后再次犯这样的常识性错误？
最后，汪精卫既然想要和中共合作，自然须要得到中共领袖的回应，仅仅通过潘汉年一
个情报首脑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汪精卫只是想向中共表达自己的态度和政治意愿，
或者想了解一下中共对国家前途的考虑，委托李士群和潘汉年交谈或者传递一封书信也
就足够了，完全不必和潘汉年见面。虽然汪精卫仅仅是一个傀儡政权的领袖，但每天也
是日理万机，即便是一次象征性的会面，恐怕事前也得有所安排，绝不可能临时仓促决
定。再者，汪精卫不会不知道，领袖人物们见面本身就是一种重大政治行动。假如潘汉
年没有高层授权，汪精卫为什么要屈尊会见对方一个并没有高层职务的情报首脑？
按照目前李士群挟持潘汉年和汪精卫见面的说法，那就等于说，汪精卫、李士群和潘汉
年三个人在这件事情上同时犯下了常识性错误，才有了这次不同寻常的会面。那么，即
便不考虑这些人物的精明和判断力，单单从概率上看，三个人同时犯错误也是一个可能
性极小的事件。
秦岭白云飞渡 http://blog.sina.com.cn/u/1489603294 2014-02-18 14:44:16
发布时间: 2014-02-17 15:30作者: 冯胜平
——“匿名信事件”与“潘杨案件”
1955年4月3日，潘汉年被捕，直接原因是1943年秘密会见汪精卫，隐瞒12年，没有
向组织汇报。抓捕潘汉年，不仅出乎潘的意料，“就是参与其事的陈毅、罗瑞卿等高层
人士也是始料未及的”。（1）
1956年4月26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谈到潘汉年：“什么样的人不
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
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2）
1962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旧话重提：“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
，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一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但我们没有杀他。像
潘汉年这样的人物，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都得杀。”（3）
短短两次讲话，内含十个杀字，显示了毛泽东对潘汉年的特殊情结。
但以后发生的情况是，毛泽东轻易放过了潘汉年。1963年1月9日，最高法院开庭，
潘汉年认罪，被判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个月后，他被假释出狱，与妻
子董慧一同被安置在北京的团河农场，每个月有200元的生活费，肉、蛋都有供应。虽
说头上戴着“反革命”帽子，他仍有一定自由活动的天地，可以进城探亲访友。不知道
毛有“此人从此不能信用”的批示，潘甚至还向组织申请去香港继续为党工作。（4）
众所周知，潘案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纵使潘的好友和直接领导陈毅、李克农和周恩
来出手相助，也于事无补。抓潘出乎意料，放潘更出乎意料。毛泽东判案，实可谓天威
难测，不按牌理出牌。
凡天下事，必有逻辑。研究一段历史，不仅要看有没有史料，更要看符不符合逻辑
。有史料，无逻辑，可能就是错；无史料，有逻辑，真相也许就在其中。潘汉年一案，
至今扑朔迷离，不仅史料缺乏，当事人也大都去世。本文的目的，是根据已有的史料，
对“潘汉年案”做一个尽可能合乎逻辑的的解释。
1.潘汉年案的三个关键人物和事件
李士群，（1905-1944年），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上海大
学毕业。大革命失败后，曾留学苏联，肄业于东方大学。1928年回国，以蜀闻通讯社记
者身份，从事地下活动。1932年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自首叛变，被委为国民党中央
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上海区情报员。不久，李要求中共允许他归队，经考察，不果。抗战
爆发后，李潜伏南京，1938年逃至香港，投靠日本人，后回上海为汪伪做情报工作。
1939年秋，为留退路，李再次向中共有关方面表示，希望与中共合作。经中共中央社会
部批准，潘汉年与李士群建立联系，派关露到李身边工作。（5）
潘汉年1943年会见汪精卫，始于李士群的安排。潘本来的任务是到上海与李见面，
获取有关汪伪“扫荡”的情报。不料李为提高自己在汪政府中的地位，通过胡均鹤把他
诱往南京，以半激将、半挟持的方式带他见了汪精卫。潘汪会谈本身没有任何实质性内
容，重要的是会见的政治意义和影响。
回到根据地，潘汉年本想据实汇报，但因为当时正值淮南根据地整风高潮，杨帆等
敌工干部被审查，潘怕被牵连，对饶漱石隐瞒了在南京秘密会见汪精卫一事。第二年，
李士群、汪精卫相继去世，会面的见证人只剩下自己和胡均鹤两人，这无形中又增加了
潘汉年的侥幸心理。
1945年初，潘汉年参加七大到延安，毛泽东与他单独谈话。阴差阳错，已准备和盘
托出的潘又一次隐瞒了他在南京秘密会见汪精卫的情况。
不久，国民党当局捕风捉影，在报上披露了潘汉年在南京秘密会见汪精卫、李富春
在武汉秘密会见日本占领军高级军官的事。时任中共社会部领导的康生亲自向李富春、
潘汉年核实，再次遭到了潘汉年的否认。于是，毛泽东亲自批发了由刘少奇、康生署名
发给饶漱石的电报：“至于敌伪及国民党各特务机关说汉年到南京与日方谈判并见过汪
精卫等等，完全是造谣污蔑。”“望告情报系统的同志千万勿听信此种谣言致中敌人奸
计。（6）
毛泽东亲自为潘汉年辟谣，后却得知潘欺骗了他，有理由相信毛会恼怒。但反应如
此之强，惩罚如此之重，却似乎有些不合逻辑。（潘原以为只会受严厉批评或纪律处分
，在上交材料后已打点行李准备返回上海。）潘对会见汪精卫事件的解释合乎情理，他
在党内对毛也无威胁。放潘一马，既能显示主席的气度，又能鼓励更多人向党交心，毛
何乐而不为？细品毛以后对潘案的讲话和处理，感觉他们之间的过节似乎不是一种”公
怨“，而是一段”私仇“。
胡均鹤，（1907－1993年），早期中共领导人，曾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后投靠日伪
，抗战后帮助中共，是潘汉年案的当事人之一。潘的三大罪状之一是任命”汉奸特务“
胡均鹤等人在公安部门担任重要职务。潘主动坦白见汪一事，源于知情人胡均鹤的被捕。
李士群死后，胡均鹤成为”76号“负责人。抗战结束后，胡被国民党判10年徒刑，
3年后再次启用。1949年初，中统在撤离时将胡留下，指定他担任京（南京）沪地区潜
伏组织的负责人之一。无意再替蒋介石卖命，胡派人到香港和潘汉年取得联系，表示愿
意投奔解放区。
上海解放后，胡均鹤随华东情报部进入上海。由于有抗战时期与中共合作的历史渊
源，更由于形势的需要，杨帆在报经华东局书记饶漱石批准后将胡放在上海市公安局作
为”特情“人员参与肃反工作，并让他担任了一个由起义、投诚人员为主组成的，作为
咨询机构的情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一职。受此重用，胡主动提供了一份”已予运用及可
予运用之沪地两统（指中统和军统）人员表“。情报委员会在上海解放初期”反特“运
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1954年秋，”受杨帆牵连，胡均鹤被隔离审查，1955年春天被正式逮捕。胡被定性
为“潜伏特务”，根据就是他自己交代的中统曾指示他尽可能打入中共内部。（7）
1955年3月，潘汉年随上海代表团到北京出席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在通报“高岗、
饶漱石反党联盟”的问题后，毛泽东敦促历史上有其它问题的人从速交待。会议还专门
印发了逮捕胡均鹤和将杨帆隔离审查的材料。这使潘汉年坐卧不安：杨帆是自己分管的
公安局局长，胡均鹤更与自己有说不清的关系。有理由相信，当年在南京擅自见汪一事
已为中央知晓，毛泽东的讲话可能是对自己在旁敲侧击。
1955年4月1日夜间，为争取主动，潘汉年向陈毅交待了当年在南京见汪一事。4月2
日上午，陈毅向毛泽东报告。时隔19年，毛泽东第二次对潘汉年下了“不能信用”的断
语（第一次是1936年8月，潘带密码从莫斯科归来，迟迟不去延安报到）。4月3日，罗
瑞卿带人秘密逮捕了潘汉年。
以后的历史表明，胡均鹤被捕后并没有揭发潘汉年，这也许是他对潘汉年大权在握
时对其重用而没有杀人灭口的回报。1982年，潘汉年平反，胡随即被假释。1984年，有
关部门对胡案做出复查结论：“胡均鹤曾叛变革命投降敌人充当特务，历史上是有罪的
。解放后期已向组织作了交代，并早在1941年即与我建立了联系，为我做了工作，根据
党的政策，对其历史罪行应既往不咎，潜伏特务问题系错定，应予平反。因此原定胡均
鹤犯有反革命罪不能成立，应予否定。”鉴于胡因受潘扬冤案牵连关押28年，上海市公
安局决定：胡均鹤享受行政15级离休干部待遇以安度晚年。1993年3月，86岁的胡均鹤
寿终正寝，（8）
杨帆，（1912－1998年），原名石蕴华，江苏常熟人。1932年就读北京大学中文系
。1935年在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训导处秘书，介入戏剧界。1937年到上海，参加上
海剧艺社，秘密加入中共。解放初，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曾以“潘杨案件”震惊全国
。1954年入狱，1978年获释。
杨帆与潘汉年的友谊源于一场冤狱。1943年，借“抢救失足者运动”之名，康生密
电新四军政委、华中局书记饶漱石，将杨帆逮捕。阴差阳错，潘汉年成了杨帆案的审理
人。经调查，潘认定杨无辜，但又不能无视康生指令，贸然释放杨帆。无奈中，潘作诗
一首，传给尚在狱中的杨帆。
怀炎 细雨寒风忆楚囚，相煎何必数恩仇。无权拆狱空叹息，咫尺天涯几许愁。
（注：杨帆字“炎”）。
10个月后，杨帆获释，和他的“专案组组长”潘汉年成了朋友。他们的友谊延续了
十年，直到1954年12月31日，杨帆被一个电话约去北京“开会”。杨再回到家，已是24
年以后了。
1978年，杨帆已被逼疯，连前来劳改农场接他回家的妻子儿女也不认识了。见到妻
子李琼，杨帆大喊：“你是江青派来的！”虽是疯话，却一语道破天机：24年的牢狱，
非潘汉年之累，乃江青所赐。（9）
至今仍不清楚，当年的“潘杨案件”，是潘汉年连累了杨帆？还是杨帆连累了潘汉
年？或许，他们相互连累，自始至终，这就是一起“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莫须有
”冤案？1936年，潘汉年携带共产国际密码回国，迟迟不去延安报到，得罪了毛泽东。
1939年，项英反对毛江结婚，杨帆为其搜集材料，又得罪了江青。新仇旧怨，历历在目
；潘杨关系，欲理还乱。毛泽东对潘大动干戈，若仅仅是为12年前见汪精卫一事，似乎
太小题大作。但若理解为毛对历史旧债的清算和对一年前“匿名信事件”的反应，却能
够解释许多以前不能解释的问题。
2.“匿名信事件”
1954年3月下旬，江青收到一封匿名信。信是从上海发出的，由浙江省交际处长唐
为平转交江青收。江青收到匿名信后，先是找了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谈了一个上午。
据前公安部长王芳回忆：
“第二天，江青找我谈，也谈了一个上午，也是讲自己的历史，说自己青年时期就
是一个非常进步、非常坚强的革命者，现在有人诬蔑她，是别有用心的，是有其不可告
人的政治目的的。江青还把匿名信递给我看了。
“我瞄了一眼，就不想再往下看了，把信递过去。
“江青一脸严肃地说：‘你不看谁看？这是一封反革命匿名信，你公安厅长看清楚
了，要给我破案。有人编造谎言诬陷我，醉翁之意不在酒，矛头实际上是针对主席的。’
“匿名信主要写的是她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的一段风流丑事和被捕变节的历史问题
，内容非常具体。写信人肯定对江青过去的历史十分清楚。因写信人深知江青30年代的
历史及党内上层情况，江青推断此人必是党内高干或文化界名人，或是他们的夫人。当
时我理解写信人揭她老底，挖她疮疤，是对她如今贵为第一夫人的骄横作风非常不满，
向她提出警告和批评，要她识相一点，不要太张狂。
“江青给我看了匿名信后，突然问我：‘你熟悉杨帆吗？’
“我当时对她的发问毫无警觉，随口就说：‘解放前，我是八路军，他是新四军。
解放后，他在上海当公安局局长，我们来往比较多，关系较密切。’
“听我这样一说，江青就有点不高兴，半阴半阳地说：‘你知道他过去叫什么名字
？他过去不叫杨帆，叫殷杨。在国民党南京剧专工作过。’”（10）
这里涉及到江青和杨帆之间的一段公案。30年代，杨帆以记者的公开身份，在上海
“左联”从事文化救亡运动。因此，他对江青在上海被捕变节、复杂社会关系以及风流
丑闻了如指掌。1938年9月，杨帆调新四军军部担任秘书兼军法处调查科长，负责情报
搜集。1939年，时任新四军政委的项英，听说毛泽东要和江青结婚，指示杨帆整理一份
有关江青在上海历史问题的材料，以项英的名义，向延安党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报告最
后直言不讳地写道：“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报告按照行文常规，注明材料来源是杨
帆。
报告落入了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手里。他把它交给了也在社会部工作的江青。
没有资料显示毛泽东是否看过这份报告，但对江青来说，这无疑是一件刻骨铭心的往事
。忘了谁，她也不会忘了杨帆！
1954年匿名信的内容，和1939年项英报告的内容相同。信又发自上海，在杨帆的管
辖之下。
王芳继续写道：匿名信被定为“18号案件”，“由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负总责，上海
方面由黄赤波负责，浙江方面由我负责。会议并对案件进行了具体分析，把重点对象放
在３０年代曾在上海文艺界工作过的人员身上。
“侦破工作在非常秘密的情况下进行。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亲自抓案件的
侦破工作，每隔几天就要听取一次汇报。
“当时，专案组先后收集了800多人的笔迹，进行了笔迹鉴定。他们将那些与匿名
信笔迹相似而又对江青不满的人都列为侦查对象，进行重点侦查。仅案件的卷宗就有五
六包之多。这些侦查对象，包括江青过去房东家的女佣人秦桂贞，她了解江青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的历史；东海舰队司令陶勇的夫人朱岚，她曾说过对江青不满的话，也被列为
怀疑作案对象。然而，时间拖得很长，案子还没有结果。
“当时受侦查时间最长、怀疑最多的是原上海市文化局局长赖少其的妻子曾菲。
“事情是由她的丈夫赖少其引起的。赖少其在上海市第一届党代会上提过一个议案
，要求组织上对贺子珍的生活给予照顾。
“江青极其忌恨贺子珍。公安部门注意赖少其后又发现，赖少其的妻子曾菲与贺子
珍一家关系密切，并且对贺子珍的处境深表同情，而且对毛泽东1952年在上海没有与贺
子珍女儿李敏见面一事颇有微词。另外，赖少其又恰好是在华东文委工作！”（11）
经过一年的折腾，“18号案件”始终没有侦破，成了死案。毫无疑问，江青相信杨
帆与此案有关，而杨帆领导正是潘汉年。有理由相信，“潘杨案件”此时已进入酝酿阶
段，缺的只是一个突破点。
没有证据表明，毛泽东也相信江青的判断。但他后来对“潘杨案件”的处理，的确
给人一种借题发挥的感觉。比较靠谱的推断是：毛即使不信，至少也疑。毕竟，对江青
30年代在上海的往事，潘杨都是知情人。
1961年，林伯渠夫人朱明给中央写信，反映林伯渠死后的一些遗留问题。经查对，
两封信的笔迹一模一样。朱明承认匿名信是她写的，并立即自杀。（12）
毛泽东、江青这时才知道，抓错人了。中央设立“18号案件”，要抓的是朱明，却
误抓了潘杨。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潘杨成了朱明的替罪羊。江青与潘汉年素无恩怨，
整潘纯粹是误以为“匿名信事件”与杨有关，而潘又是杨的后台；毛泽东与潘虽有过节
，若无“匿名信事件”的影响，很难想象对潘的处置会如此严厉。
写匿名信相互攻击，是中共高官夫人之间“阶级斗争”的特殊表现。男人在政坛上
斗，女人在醋坛上斗。毛泽东说：“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于是，我们看见朱明斗江
青，江青斗王光美，严慰冰斗叶群···。
对毛泽东来说，见汪精卫不是罪，写信攻击江青是罪！否则，周恩来“四·一二”
大屠杀后秘密会见蒋介石，为何无罪？陈赓被抓后无故获释，又为何不疑？
3.毛泽东与潘汉年的历史恩怨
潘汉年案的另一背景，是潘与“国际派”的关系。1931年10月王明赴苏联前，潘就
被确定为王明与博古之间的秘密联络员。（13）这一重身份，只有王明与博古知道。
1933年1月，博古一到瑞金，便将毛泽东在政治上边缘化，夺了毛泽东的权。6月，潘汉
年也到了瑞金，和国际派博古、张闻天和王稼祥等人打得火热。“遵义会议”后，“国
际派”的第三号人物张闻天（洛甫）取代博古，同时毛泽东回到了最高决策层。为对远
在莫斯科的王明和共产国际有个交待，事先确定的秘密联络员潘汉年便派上了用场。遵
义会议后不久，潘汉年和陈云先后赴苏联汇报遵义会议情形。临行前，“博古和潘汉年
，两人推心置腹地谈了近四个小时，谈着谈着，两人都流泪了。”（14）
1936年8月上旬，潘汉年携密码到达陕北，向张闻天单独汇报。毛泽东的心情可想
而知。更糟糕的是，潘一到保安，就有“拆台”之举。据秦福铨披露：潘告诉张闻天，
“他对张浩的‘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感到怀疑。毛得知后，对潘的‘直率’很不满
，对潘的迟到，尤其是对潘汉年途经香港时，没有明显的理由滞留二个月，更是不以为
然。”（15）正如学者王彬彬所说：“严格说来，张浩与潘汉年一样，只是信使而不是
代表。张浩是共产国际的信使，潘汉年是王明的信使。当张浩在毛泽东的怂恿下以共产
国际代表的身份致电张国焘时，当然是一种‘僭越’。潘汉年对此质疑，张浩会感到难
堪，而毛泽东则一定很恼怒。”（16）（关于张浩冒充共产国际代表向张国焘假传圣旨
一事，是中共党史上另一桩公案，笔者将专门撰文探讨。）
在决定派谁先期与国民党代表陈立夫接触一事上，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也有争议。
“国际派”张闻天、周恩来、博古都主张派潘汉年，毛则表示反对。秦福铨写道：
“当天休会后，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潘汉年这个人不知轻重，这么重要的密电码放
在脑子里九个月，不积极返回陕北中央根据地，把密码交给机要处后再去办别的事，却
先去办‘国共和谈’，让我们在这里急等，耽误了大事，这样的人不可‘信用’。
“ 毛还说：博古、王明很看重潘汉年，我看他是王明的人，对王明安排的任务比
交密电码给中央还看得重。”（17）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对潘汉年下‘不可信用’的断语。1955年4月在北京，不过是重
复十九年前在保安说过的话而已。当然，1936年的毛泽东还没有能力下达‘立即逮捕审
查潘汉年’的命令，否则，正如王彬彬所说，延安整风也就没有必要了。
4. 毛泽东式的道歉——假释
不审，不判，关死为止，似乎是毛泽东最初对潘案的政策。由于朱明的自杀，事情
发生了转机。1962年，在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的主持下，一个袋鼠法庭成立，三名
审判员——彭树华、曾汉周和丁汾——被选了出来。根据彭树华的回忆：
“公安部预审认定潘汉年的罪名主要有三条。一是1936年投降国民党；二是抗战期
间投靠日本特务机关和秘密会见汪精卫；三是上海解放后掩护大批特务反革命分子，并
向台湾供给情报，引发上海‘二六大轰炸’。对于指控，他只承认和汪精卫见面是一个
严重的错误，当时来不及写信汇报，除此之外，他一概不承认。但是在看案卷时，我也
发现了一个微妙之处：对于投向国民党、充当国民党特务的指控，只有公安部某位领导
提审时潘汉年才认罪。当时我们听说上面给潘汉年做了一些思想工作，告诉他只要认了
罪、判了刑就放人。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庭审时潘汉年都认了罪的原因。”（18）
此时的毛泽东似乎已不想再关潘汉年了。审判是毛给自己下台阶，找理由放潘，从
最初的“十杀令”——谈到潘汉年，毛先后用了十个杀字——到后来的15年徒刑，再到
立即假释并恢复待遇，毛对潘的怨恨好像突然消失了。个中原因与“18号案”侦破、朱
明自杀不无关系。当然，潘案的审理不能与“匿名信事件”挂钩：抓的时候没有用那封
信为理由，放的时候自然更不能涉及朱明。这是一桩不能提的往事，涉及江青，与伟大
领袖的形象有关。
深知袋鼠法庭的功能，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谢觉哉对审判员说：“你们辛苦了
。你们对潘汉年案卷材料看得很仔细，提出了你们的看法，这很好。不过你们提出的问
题，我们高法是搞不清楚的。德峰同志跟你们说过了吧，潘汉年案是中央交办的案子，
我们只是办理法律手续。”（19）
“谢老一席话，再次让我们知道了自己的角色。” 彭树华继续写道：
“谢老可能看出我的情绪，转头问我：‘你读过王勃写的《滕王阁序》吗？’然后
说王勃的这篇文章里，有这样两句：‘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
明时。’
“说完王勃的诗，谢老又看似很随意地说起另一位历史名人：‘王勃的这两句诗说
的是汉、唐的事，还有宋代的岳飞，他主张抗金，却被诬陷要谋反。难道当时没有人知
道岳飞是被冤枉的吗？当然有人知道。但在当时，宋高宗一心要和金人议和，所以谁能
救得了岳飞？’”（20）
看来，谢觉哉深知潘汉年案的个中曲折，只是不能说穿而已。
1963年1月，最高法院开庭。潘汉年的审讯进行得很顺利，没有遇到任何困难。对
于起诉书指控的罪行，潘供认不讳。按中央指示，法庭判潘汉年15年徒刑，随即保释。
几乎与此同时，杨帆获刑16年，亦保释。
审了，判了，放了。此时毛泽东与潘汉年恩怨已了。真相大白，匿名信的“真凶”
朱明已经死了。
1967年，文革进入高潮，潘汉年再次入狱。1970年，在没有任何新问题的情况下，
潘被改判无期徒刑。
1977年4月，潘汉年以“萧叔安”的名义在长沙病亡，享年71岁。
五年之后，1982年，中共中央正式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党籍。
注释
1 尹骐：《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人民出版社，1996年，239页。
2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3 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
4 彭树华、 李菁：《1962年最高法院院长谈潘汉年案：谁救得了岳飞？》，三联
生活周刊，2011年5月11日。
5 尹骐：同上书，118-121页。
6 同上书，170页。
7 同上书，235页。
8 尹骐：《胡均鹤在谍报漩涡中浮沉》，光明网，2005年1月26日。
9 《潘汉年杨帆生死恋：冤狱一坐24年》，东方网，历史频道，2013年12月31日。
10 王芳：《王芳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转引自，《人民
网》，《读书》。
11 同上。
12 张宝昌：《林伯渠夫人朱明：不可思议的自杀》，《文史参考》，2010年第8期。
13 秦福铨：《博古与毛泽东——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袖们》，香港大风出版
社，2009年3月版，139页。
14 同上书，141页。
15 同上书，146页。
16 王彬彬：《潘汉年的百喙莫辩与在劫难逃》，《共识网》，2013-12-10。
17 秦福铨：同上书，147页。
18 彭树华、 李菁：同上。
19 谢觉哉：引自彭树华、李菁：同上。
20 谢觉哉：同上。
（2014年2月12日于普林斯顿）
来源: 共识网 | 来源日期：2014-02-16 |责任编辑：鲁南珞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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