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至主要内容

薛岳进过保定军校吗 张发奎入读保定军校?

 

薛岳进过保定军校吗
相关主题
● 薛维忠:金戈铁马已成昨——回忆我的大伯薛岳● 九一八当时日军兵力的情况 (转载)
● 铲逼中央苏区大屠杀 (转载)● 中国最近3个甲午年:那一个甲子的苦难不堪回首
● 听说广州起义的时候张发奎大王● 杨天石:毛泽东1936年致蒋介石函引发的思考
● (转)最敬仰和最讨厌的近代史人物● 网文:怎样避免“中国式辩论”
● 国军抗战时的真实兵力是多少?● 陈伯达给林彪出谋献策的真相
● 军史档案:蒋介石为啥不死守南京? (转载)● 毛新宇再爆雷人语 这件事根本不存在
● 从黄埔军校走出了这些中共名将 你知道几个?● 毛泽东毒杀了自己的大恩人张浩
● 西点军校历史上第一位华裔女状元● 菩提祖师为何要躲在如来鼻子下授徒?
相关话题的讨论汇总
话题: 薛岳话题: 保定军校话题: 保定话题: 肄业话题: 六期
1(共1页)
b****a
发帖数: 4465
1
薛岳进过保定军校吗
--牛戈
多年以来,不论海峡这边还是那边,说起薛岳的出身,基本上是众口一词,即薛岳保
定军校六期步科肄业。我本人也从很早就接受了这一说法。因为这一说法太久远、太深
入人心了。早在1936年编定的《陆海空军任官名簿》中,薛岳的出身一栏,就白纸黑字
地填写着保定军校六期步科。之后,在1942年、1947年的类似表册中,也依然重复着这
样的纪录。历史档案里如此记载,被人看成铁证是不过分的。民国七十七年,一部据说
是根据采访薛岳而写成、写成后又经过薛岳亲自审定的《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一书在
台湾出版,该书中也言之凿凿地写明薛与张发奎等一同入读保定军校。薛本人没有回忆
录或自传存世,而这本书,“虽属多人执笔记述之史料丛书,实际上已具备薛将军口述
历史的意义与价值。”既然是薛将军亲口说出,以薛岳在人们心目中抗日英雄的形象,
自然谁也不会怀疑其会编造虚假出身,这便进一步巩固了人们对其保定肄业的认定。再
到后来,大陆有一个叫王心刚的,写了一部《薛岳传》,其中写道,因为张发奎没能入
读保定军校,让已经入读保定军校的薛岳对这位结拜兄弟感到十分的惋惜。有了如此生
动感人的描写,岂不更加证明了薛的保定出身。
不过也有过不利的信息,1987年,由河北政协编辑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一书出版
,书中收集有特别宝贵的民国十一年编录的《保定军校同学录》的完整资料。然而在这
本同学录中,却找不到薛岳的名字。这不能不让人对薛岳的保定出身产生怀疑。但不久
之后,一个新的解释出现了,即薛岳是保定军校肄业而不是毕业,所以军校同学录中没
有收集。为什么有这一说法,是因为有早在旧中国便已在各种军官簿册中出现的薛岳“
保定军校肄业”的记载。肄业吗,按今天习惯的用法,就是学而未毕业的意思吗。于是
,关于薛岳的传记中便又出现了这样的文字:“1918年,在保定陆校尚未毕业,便南下
广东,参加孙中山新建立的援闽粤军,”而在《薛岳传》中,更有生动的描述:“不少
同学都为之感到可惜,劝他毕业后再说。薛岳豪气地说,我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报效国
家,而不是为了那一纸文凭……辽阔的华北大地无法留住薛岳对南方的热烈向往,他毅
然上路了。” 有了这样合理的解释,又有如此具体而生动的记述,薛岳保定军校肄业
一说有惊而无险,人们接受了这样的说法。
但读过《张发奎口述自传》后,却不由得令人倒吸了一口冷气,该书中,有多处证明
薛岳在这期间不在保定的记述。下引述之:
其一,“到了广州,我写信给住在乐昌乡下的薛岳,我叫他来广州,于是我们合住一
间旅舍。我的钱花光了,必须去找工作。我们去找梁树熊介绍。他是个革命者,同薛岳
一起坐过牢;此时正担任焑酒专卖局总务主任。他介绍薛岳去专卖局石龙办事处,介绍
我去肇庆办事处。”这个时间,是在张发奎未能去保定军校六期求学后不久,也就是保
定军校第六期入学之初的光景。
其二,“李福林要求广西都督陆荣廷委任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为广州士敏土厂厂长。
于是,革命党人就有饭吃了。薛岳、司徒非、刘纪文和我都在该厂找到了工作。”这个
时间,是1917年,此时的保定六期正在第一学年的修业。
其三,“邓铿号召在水泥厂工作的革命青年参加粤军,我告诉他我不能去,因为我要
照顾嘉斌【张弟】的学业。薛岳去了,”这是1918年的事,当时的保定六期,已进入第
二学年。这年底,经过两个学年的学习,保定六期便毕业了。 如果张的回忆属实,那
么就等于说,在保定六期肄业的两年时间内,薛岳一直都在广东,而没有在保定。
有人说张发奎的回忆录掺杂了个人情感,我对此不想评论。但我认为,全书中,张对
薛的评价是比较高的,是褒多于贬的。而对于薛从陆军小学到参加二次革命、到被捕入
狱、到投身粤军这一时期的记述,更绝无半点贬意。还有一点,即张在当时无论如何也
绝对不会想到薛读没读过保定日后会成为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因而也就不存在隐讳什
么或暴露什么的故意。从细节上看,张所述与薛这一时期的共同经历全都不是惊人之举
,有些风俗琐碎只属于那个年代,并非今天的人们所熟知。因而单就这一段的忆述来看
,不象是有意的贴金亦或贬损,不象张年老记忆模糊后产生的错误,也不象没有那个年
代生活经历的执笔者妄加的臆造。
尽管如此,张所记的这些,也还仅仅是孤证,在没有得到其他的印证前,还只能作为
参考,但至少让我们对薛岳的保定出身又生出了几分怀疑。
实际上,若想证明某某是某一学校毕业,要紧的是要其拿出曾经就读于该校的证据。
同样的道理,要想证明薛岳真的进入过保定军校,最铁的依据,就目前能够找到的史料
来看,当然是《保定军校同学录》,但可惜的是,在这本由陆军总长和保定军校校长分
别作序,其权威几乎类同钦定的同学录中,却找不到薛岳的名字。
没有这最铁的,那就转而求其次,只要有六期的同学或教官给予旁证,也行。也就是
说,假如薛岳真的也象陈铭枢、季方那样未学完便离开保定军校,只要有当事人的记述
,哪怕只有一个当事人这样说,也算。但同样可惜的是,仍然找不到有这样的说法。不
仅没有这样的旁证,而且,和后来薛岳传记的编撰者众口一词说其是保定六期肄业的情
况相反,那么多保定六期的和薛岳帐下的将领,却全无这样的说法。特别是刘茂恩、何
柱国、樊松甫、李洁之等在回忆录中,都不厌其烦地列举了一长串一长串的保定同学,
其中许多人的显赫程度连薛岳的十分之一都不如,但却都没有说到薛岳的名字。
这就更加令人置疑。结合张发奎的回忆,一个无形的链条正在悄悄地被串接起来,越
来越紧地缠绕着我们,强迫着我们不得不进一步做出这样的置疑,即薛岳极有可能并非
长期传说的那样曾经在保定军校肄业。
带着这份置疑,再将《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与《张发奎口述自传》对比印证,这个
疑点一下子变得异常的强烈,强烈到基本可以将原有的结论完全推翻。
《张》与《薛》两书,都有为人所诟病之处,但两书中记述薛岳于1914年被法租界逮
捕,却是相同的,可以互相印证。至于出狱的时间,《张》书中记载是1916年,具体哪
一月哪一天没有详述;《薛》书中则记载为第一次出狱是1916年9月,后又再次被捕入
狱,于1917年初方才重获自由。两书所记只是一粗一细的区别,并不发生矛盾。
如果薛岳入狱和出狱的时间真如两书所记,那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薛岳并不象有些
传记所说的那样,是陆军小学毕业后又升入武昌第二陆军预备学校学习的。因为武昌预
校只办两期便停办,第一期有特殊的背景。他不可能是第一期,而第二期是1914年开学
,1916年毕业,这期间内,薛岳一直在坐牢,他没有时间入读第二陆军预备学校。
没能入读第二陆军预备学校又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他就不具备升入保定军校的资格。
既然连入学资格都不符合,又谈何肄业呢?
说到这有必要说说保定军校的入学资格。保定军校自1912年开办,至1923年停办,前
后共办九期,由于主要受军事教育思想不断改变的影响,这九期的入学资格并不相同,
甚至可以说没有哪两期的情况是完全相同的。保定六期的入学资格规定为第一陆军预备
学校第三期毕业生(郝梦龄、刘培绪、高汝桐、李文田、上官云相等)、第二陆军预备
学校第二期毕业生(余汉谋、樊松甫、黄琪翔、叶挺、刘家琪等)和模范团第二期学兵
(赵博生、刘茂恩等),不具备这样的资格,就无法升入保定军校,绝无例外。
也许有人会说,腐朽而没落的北洋政府所办的保定军校有那么严格吗?要是国民党或
孙中山为薛打了招呼,也不行吗?要明了这个问题,需要对北洋时期军事制度史和军事
教育史有个了解才行,特别是需要对保定军校有较深的了解才行,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
清楚的。我只能说个结论,即这样的情况如果出在各省办的讲武堂,也许能行;如果出
在各杂牌军系办的军官学校,也许能行;如果出在黄埔军校,也许能行;但这样的情况
出在保定军校,不行。绝对不行。薛岳既然没有陆军预备学校的经历,他纵有天大的本
事、有天大的后台,也是绝对无法跨入军校大门的。再说了,以当年的情况,孙中山或
国民党会不会单独为了这个刚刚出山的老虎伃给保定军校打招呼,老虎伃又会不会象今
天的人们这样特别地看重保定这个招牌而非要凭关系挤进去,我看够呛。
我想我们应该跳出原来固有的认识,重新回过头来审视薛岳的出身。可这一重审,就
不难发现,支撑薛岳保定出身这一说法的,全是没有丝毫证据效力的长期的传说,全是
后来编史者所为,而具有证据效力的当年的同学录中,没有这样的记载;所有保定六期
同学的回忆录中,没有这样的说法;所有薛岳帐下的将领与幕僚的回忆录中,没有这样
的说法,而最要命的,是可以证实的薛没有第二陆军预备学校的经历。如果说上面那几
条都还仅仅是重大疑点的话,那么薛没有陆军预校的经历,则是否定他保定军校肄业的
关键。
至此我们是不是可以认定,薛岳的保定出身一说,极有可能是一个美好的误会。薛岳
并未进过保定军校。不是提前离校未能毕业的问题,而是一天也没进过。
但这样认定的话,则仍然有几个问题,需要有个解释。
第一个,是这学而未毕业的说法该如何解释。这其实是今人对于肄业二字的误解,并
由这误解而反推生成的臆造。肄业,在保定军校那个时期,就是修业、学习的意思,并
没有学而未毕业的意思。当年的文字,都有某某“经一年又七个月的肄业”、“肄业两
年期满”等用法,对于保定毕业的任何一个学生,也都使用“保定军校肄业”的说法,
就足以证明这个意思。今天绝大多数人理解这两个字,已经极少理解为“修业”或“学
习”,有人甚至根本不知道这两个字在当年是这样的用法,而理解成学而未毕业了。王
心刚那《薛岳传》中所说的薛岳差半年便可拿到毕业证而放弃的情节,还有那只属于今
天而绝不属于当年的口气,就是最典型的因误信了薛岳保定军校肄业又误解了肄业二字
当年的用法而反过来臆造故事的例子。
第二个,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的国军名册中薛岳保定六期出身的记载该如何解释。
很好解释,尽管它作为多年的档案保存,但那仍然属于后来的填写,而非原始的凭证,
不管这填写者是有意还是无意。这就好比,如果某人要想证明他是北大或清华毕业,靠
花名册上填写的个人学历出身,是不足为凭的,甭管这花名册制作于三十年前还是八十
年前。
第三个,是那《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中的说法又如何解释。不太好解释,但令人怀
疑。民国七十七年时,薛岳已年逾九旬,即便真如撰者在书前说明中所言是根据薛岳本
人录音整理写成、写成后又经过薛本人审阅的,以如此耆耆老者,他的录音和审阅,又
能做何苛求?对于这部书,从书前那幅身着1946年后军服的“薛岳将军抗战玉照”和书
中张发奎入读保定军校的明显错误,以及对保定军校与第二陆军预备学校相关常识的无
知,也就能够看出写作者的历史修养如何,也就能够揣度这“亲口讲述、亲自审阅”的
可信度如何了。对于这等水平的作者写出的东西,还能指望将它作为考证的依据吗?我
看够呛。
至于王心刚写作的《薛岳传》之类,就不值得一驳了。
第四个,薛岳保定肄业的传说由何而生、又缘何长期流传而不疑呢?我猜想,这个传
说的兴起,极有可能与“陆军四校同学会”有关。民国初年,保定军官学校曾建有军官
学校同学会,以构建和加强保定同学间的友谊与援助。后该会接受孙中山先生的建议,
又将读过陆军小学、陆军中学和陆军预备学校的、本该进入军官学校而最终未能进入的
学生一并纳入,以扩大南方的革命力量,遂使这一校同学会扩大成四校同学会,于是,
曾经读过陆小而未能入读保定军校的张发奎、薛岳等,便也成为该会会员。但因该会会
员中的绝大多数仍然是保定军校的同学,故这个陆军四校同学会,在很多情况下,也就
依然被人看成是保定军校同学会,于是,本来没能最终进入保定军官学校的张发奎、薛
岳等四校同学,便也被误认为保定同学,而误填写入某些表册,之后又以讹传讹,时间
愈久便也愈加牢固,终至使人深信不疑。到了后来,由于薛岳成为抗日英雄,出于对英
雄的爱戴,人们更希望心目中的英雄完美,而不愿意去怀疑那些有损英名的东西;伴随
这些年持续的国军热,许多爱国青年(也不仅仅是青年)崇拜薛岳已达到粉状,就更要
坚决捍卫而绝对不允许质疑其保定的出身,于是薛岳保定六期出身的美好传说得以长久
而广泛的流传。当然这只是猜想了。

评论

此博客中的热门博文

张家康:胡适与国民党的冲突 》 分类: 1920年代至1960年代, 民国, 知识分子 胡适与国民党的冲突 --作者:张家康 101.jpg 胡适先生 抑孙袒陈 1922年5月7日,胡适等创办《努力周报》,这是他放言政治,纵论时事的园地。他的“好人政府”和“贤人政治”的主张,便是由《努力周报》传播出去的。五四运动时,直系军阀吴佩孚反对安福系,支持学生运动。直奉战争中,吴佩孚又把张作霖赶出关外,其虚假的政治作秀,很得知识分子的青睐,胡适更是尤为突出者,认为只要吴佩孚不放弃努力,就能实现南北统一,产生一个“好人政府”,那么,他所企盼和推行的渐进式的和平改革,便有了最可靠的保证。他和蔡元培甚至致电孙中山,劝其结束护法战争,以国民身份为国尽力。胡适确实太离谱,也难怪国民党人“气愤填胸”,张难先便致信胡适等兴师问罪: 窃谓公等此种主张是偏颇的,是狭隘的,是苟且的,是糊涂的,是违反真正民意的,是袒护有枪阶级的,是造成异日大战的,是污辱吾国最高学府的。吾气甚,闷甚,……二公执学界牛耳,出言不可不慎,主张不可不公。军阀专横,赖政治家以纠正之;政治家卑污,赖学者以纠正之。今学者又复如斯,则吾国之苦百姓再无宁日矣。 恰在此时,孙中山亲手培养的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兵变,炮轰总统府,欲置孙中山于死地。国民党内外,全国上下齐声声讨和唾骂陈炯明。可是,胡适却唱起反调,在《努力周报》上作起声援的文章: 本周最大的政治变化是广东的革命和浙江的独立。孙文与陈炯明的冲突是一种主张上的冲突。陈氏主张广东独立,造成一个模范的新广东;孙氏主张用广东作根据,做统一的中华民国。这两个主张都是可以成立的。但孙氏使他的主张,迷了他的眼光,不惜倒行逆施以求他的目的,……远处失了全国的人心,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孙氏还要依靠海军,用炮击广州城的话来威吓广州的人民,遂不能免这一次的失败。 这番议论自然引来一片呵斥之声,《民国日报》接连发表《不赞成努力周刊记者的谈话》、《荒谬绝伦的胡适》、《叛逆与革命》和《胡适的伦理》等文章,批评胡适抑孙袒陈的言论,指责陈炯明发动广州事变是“叛道”、“悖主”、“犯上”。胡适是满脑袋瓜的西方民主政治的理念,当然不能认同上述的观念,反而认为持有如此观念的人,“是旧道德的死尸的复活。”他坚持认为,陈炯明的行动“本是一种革命”,讨厌诸如“...
  蒋介石曾密嘱剥夺张学良、杨虎城兵权 更新 2012-08-27 3:51 AM   人气 156 标签:  蒋介石   Facebook   Twitter   Line   复制链接   Print 【字号】  大    中    小 正体   简体 【大纪元2012年08月27日讯】1936年12月12日爆发的西安事变,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是国共关系的转折点。事变主角张学良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兼代总司令,另一主角杨虎城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兼第十七路军总指挥,军事上归张节制。据史料显示,西安事变前, 蒋介石 对张杨已警觉,并已密嘱剥夺张、杨兵权。 《大公报》发布 蒋介石 剥夺张、杨兵权旨意 在事变发生前的12月9日,蒋介石写信给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密嘱《大公报》发表剥夺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剿共”兵权由蒋鼎文取代的消息。 蒋介石的密嘱内容如下: 力子主席兄勋鉴:可密嘱驻陕《大公报》记者发表以下之消息:蒋鼎文、卫立煌先后皆到西安。闻蒋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 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亦来陕谒蒋,闻将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队云。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他记者,西安各报亦不必发表为 要。 中正 十二月九日 1936年12月12日,《大公报》在要闻版刊出该报驻西安记者按蒋介石密嘱内容发给报社的专电,电文如下:(西安十日下午八时专电)蒋委员长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甘、绥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日内赴太原,将以军政部次长名义, 指挥绥东国军各部队。邵力子、杨虎城十日晚在新城大楼宴来陕将领,邀各界作陪,到六十余人,尽欢而散。陈调元十日晚到西安。蒋鼎文对剿匪总司令职表示谦 辞,但愿短期内在陕帮助进剿。据闻残匪之消灭仅属时间问题。 《大公报》用大号字“蒋鼎文负责剿共” 做主题,点明了蒋介石的意图。 蒋介石常通过在国内外有很大影响的民营报纸《大公报》,事先发布解除军政人员职务的消息。 张、杨获密嘱后疑惧兵变 《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被称为蒋介石的“布衣宰相”。蒋介石每有重大举措,张季鸾多有参与。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返回西安,准备在西安召开西北“...

差4天活埋仲勋同志的朱理治儿子朱佳木

  差4天活埋仲勋同志的朱理治儿子朱佳木 朱理治 (1907年7月25日—1978年4月9日),原名 朱銘勛 , 江蘇省 南通縣 余西鎮 人。 中華人民共和國 政治人物。曾任中共陝甘晉 省委書記 , 交通部 副部長, 計劃委員會 副主任, 河北省革命委員會 副主任等職。 生平 [ 編輯 ] 生於南通 余西鎮 中醫世家。小學就讀於通州師範第一附小。1922年考入江蘇省立第七中學。1926年,讀完高二後考入 清華大學 經濟系。1927年4月經同室同學 余冠英 介紹加入共產黨。 四一二事件 後,出任清華大學黨支部書記。1927年10月任北平西郊區委書記。1928年初任北平市臨時工委書記。 [1] 1928年在南通被捕。1930年4月釋放。1930年7月前往上海與江蘇省委取得聯繫。1931年7月調團中央工作,任團中央宣傳部秘書兼團中央訓練班教員、 中央文委 中國左翼社會科學家聯盟 黨團成員。 九一八事變 後,代表團中央出任上海市反日救國會領導工作。1932年2月與5月,兩次去廈門和福州巡視。1932年7月任共青團江蘇團省委組織部長。1934年3月調河北省委( 北方局 )工作,任省委組織部長、代理省委書記。 1935年3月 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 孔原 通知朱理治去陝北工作。朱理治5月初動身,7月初到達陝北 永坪鎮 。不久,接到 北方局 來信,要他以北方局代表的名義工作。 上海中央局 的 聶鴻鈞 到陝北後,成立中央局和北方局代表團,朱理治任代表團書記。1935年9月中旬, 紅二十五軍 長徵到達陝北。1935年9月21日, 中共陝甘晉省委 在陝北永坪鎮成立,朱理治任省委書記。 西安事變 前後,任中共中央駐東北軍特派員。抗戰爆發後,先後任河南省委書記, 中原局 代理書記,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政委。在陝甘寧邊區遭受經濟封鎖時,1941年3月5日任弼時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名朱理治任 陝甘寧邊區銀行 行長並獲得通過,至1943年1月15日(西北局高幹會議結束的次日)被正式免職;實際到1942年9月就已經被免職,此後至1943年3月輔助 黃亞光 工作。1943年3月調 中央黨校 學習。 在國民黨大舉進攻東北解放區時,他任 東北局 駐北朝鮮全權代表。 遼瀋戰役 前夕,他任 東北軍區 後勤部副部長。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擔任過 中財委 物資局長, 中央交通部 副部長, 中央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