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湃在日本接受了农民运动的培训。
1919年的日本农民运动讲习所：早稻田大学的「建设者同盟盟」。 注意：照片里有大名鼎鼎的浅沼 稲次郎。彭湃：生死于理想的革命家
时间：2012-11-26 08:40:09 来源：《传记文学》 作者：孔方尘
2011年国庆期间，我应邀赴中国现代农民运动发源地、早期革命家彭湃的故里海陆丰（现已分为海丰、陆丰、陆河三个行政区）采访。从深圳机场出发，汽车沿着南海之滨疾驰。负责接待我们的老陈指着前方的青山说：“一会儿山腰上看到徐向前元帅写的‘奔向海陆丰’几个大字，就到彭湃的故乡了。”待到真有几个大字气势磅礴地扑入眼帘的时候，老陈却不再介绍，只自己嘟嚷着：怎么变了呢……山坡上，赫然立着的是八个大字：彭湃故里，商机澎湃。
好在彭湃故居和著名的“小红场”还是一尘不染，肃穆静谧下，反而更能感受到当年农民运动的风起云涌。看着烈士的遗物、手迹，听当地百姓讲着烈士的传说，真革命家彭湃短暂而传奇的人生画卷逐渐地舒展开来……
幼年早慧，四少爷屡有叛逆举
“被统辖的农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人。我的家庭男女老幼不上三十口，平均一人就有五十个农民做奴隶。”这是彭湃在《海丰农民运动》中对家庭情况的自述。彭湃的祖父彭藩是个工商业者兼地主，拥有铺面40余间，年收租1600余担谷，高利贷400多担谷。彭湃在同辈兄弟中排行第四，家中习称他为“四哥”。
身为“富三代”，衣食无忧的四哥不学无术、游手好闲都是可以理解的。可这位四少爷偏偏少而聪颖，宅心仁厚。彭湃母亲周凤在《湃的小史》中记述：“湃少聪颖，超群儿，7岁能背诵古文，一无遗字，善楷工书。”祖父对彭湃的出类拔萃欢喜中又有些担忧，他对儿媳周凤说：“此儿是我家的千里驹，需善教养，但我家以后的兴旺，完全和天泉（彭湃乳名）一人大有关系。”
彭湃日后的革命实践证明祖父对这位孙儿的观察和分析是非常精到的。“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幼年的彭湃在祖父所开的“彭名合”杂货店前遇到乞丐，都要请家人送上饭食，若家人无暇，他便亲自动手。5岁入读私塾，彭湃剪纸画画糊风筝，玩儿得不亦乐乎。但他可不是独乐乐，小伙伴们不论贫富，都是他的好朋友。孩子们聚在一起，最广泛的娱乐就是听老人讲故事。彭湃7岁从私塾转到林祖祠小学后，很快迷上了学校面前龙津河畔的“龙门阵”。在这里他听到了文天祥的故事，也听到了当地有名的起义英雄黄履恭、洪亚重的故事。别的小朋友听完之后呼啸而散，彭四少爷却缠着老人们一次次地再讲，并追问老人们：“黄履恭、洪亚重那么英勇，为什么会打败仗？”老人回答：“他们敌不过官兵。”彭湃再问：“他们为什么敌不过官兵？”老人们便语焉不详，顾左右而言他。回家问母亲，童养媳出身的母亲周凤讲不出什么道理来，只给他讲一些穷苦人家终年辛苦而愁吃愁穿的凄惨故事。小彭湃心里逐渐有了自己的判断，并在行动上体现了出来。彭湃母亲在《湃的小史》中回忆：“湃赋性刚强，不与人同，时常说起土霸劣绅贪官污吏的故事，便大声痛骂，甚至在县里的贵族门口，连经过也不喜欢的。”而在父亲眼里，此时的彭湃软弱多情，根本不像个准地主。一天，佃户挑着谷子到彭家交租，彭湃的父亲百般挑剔，硬逼着佃户们把谷子再用风车扬一遍。烈日当空，佃户们饥渴不堪。站在一旁的彭湃看到一个佃户想讨碗生水喝，不顾父亲的大声斥责，亲自倒了一碗热茶给佃户送上前去。
少年彭湃发出背叛自己阶级的第一声怒吼是在11岁。1907年，彭湃随长兄彭银到乡下收租。“镰刀挂起，米瓮无米”，农民连温饱都难以得到，长兄却凶狠地逼租，彭湃气郁于胸，终于爆发出一声炸雷般的呼喊：“不要交租了！”霎时世界凝固，四野寂静，佃户和长兄惊愕的目光都直直地盯着这个11岁的少年。
惊世之音三年后，彭湃又有了惊人之举。1910年春，海丰知县、贪官唐汝梅卸任。彭湃的祖父和当地地主豪绅为了感谢唐贪官对他们的“德政”，要给唐汝梅送万人伞。彭湃劝阻祖父不成，愤而拿起剪刀，把祖父写在万人伞上的名字剪了下来。一时举城皆惊，接着有青年效仿，把自己家人的名字从万人伞上剪掉。威风的功德伞瞬间变成了破败的引魂幡，贪官唐汝梅不敢久留，灰溜溜地离开了海丰。
1913年，彭湃升入县立海丰中学。这期间，他给同学们留下的印象是学习拔尖，画画一流，性格乐观爽快，擅长的演讲上妙语连珠，课堂上也时有狡黠的幽默。整个中学时代彭湃都痴迷于玩麻雀（麻将），老师点名时，彭湃不是答“到”，而是坏坏地应一声：“碰！”
海丰虽然经济文化落后，但因为毗邻香港，那时从水陆两路传来的新思想、新文化颇多。海丰中学是当地的最高学府，自然也是新旧思想交锋最激烈的地方。当地旧势力的代表是陈月波，此人有能力，却很霸道，仇视辛亥革命，竭力维护旧秩序。彭湃与陈月波的儿子陈祖贻是同班，两人学习成绩不相伯仲，作文经常并列榜首，但两人并非惺惺相惜，志同道合。陈祖贻思想紧随乃父，彭湃则坚决支持进步。为了阻断新文化的传播，陈月波利用自己的权势，把一些抱残守缺的老旧知识分子安排为中学教师。彭湃对此极为不满，和同学们一起发起了一个“择师运动”，公开抵制这些老朽，欢迎具有新学识，传播新思想的教师。
此后，民主革命思想在海丰中学得到进一步传播，师生们逐渐形成了学习新知识，追求进步，探索真理的风气。在进步教师林晋亭的支持下，彭湃和陈复、陈魁亚等进步学生组织了“群进会”，以互相切磋，共同进步为宗旨，传阅新书，讨论时事，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和社会政治学说。
东渡日本，热血儿渴求救国道
有感于地势的局限，眼界的狭窄，彭湃生出了去日本留学的愿望。但祖父时已80，不愿孙儿远离膝下。先是母亲周凤以“男儿不甘雌伏”游说，接着彭湃又搬动刚留日归来的好友陈其尤说情。陈其尤对彭湃祖父说：“家里有一个人在外读书，将来就可免受欺负。”这句话挠到了祖父的痛处－－彭家虽富，但陈月波有陈炯明撑腰，一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于是在1917年夏，彭湃东渡日本，寄寓于东京神田区神保町十番地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馆，此时方将原来的学名彭天育改为彭湃。
四个月后，彭湃进入早稻田大学，学习三年制的政治经济科。这个专业的选择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为将来就业打算，这也是祖父的心愿。另一方面则是彭湃自己负笈东洋的初衷。他说：“我选定此类专业，为的是将来研究我国的政治经济，与同道者一起，竭尽全力，秉志改革，方不负远涉重洋，到此求学之初愿。”
但当时的日本，正笼罩在军国主义的阴云之下。为配合吞并中国的政策企图，军国主义者有意在国内煽动偏激的爱国情绪。再加上近代以来中国在对日经济军事的弱势，在日的中国人很受歧视，被讥为“支那马鹿”（意为愚蠢的中国人）。在这样的背景下，留日青年的反日救国气氛日益浓厚。一向关心现实政治又赋性刚强的彭湃自然也无心于学业，而是积极投身于激进的学生运动中。同学李春涛回忆道：“他眼见日本人褊狭的爱国狂，亦就以为生做中国人的唯一责任是救国，当头的急务是排日。他自有了这种见解，一直到1918年末，完全是一位热烈的排日人物。”弟弟彭泽步四哥后尘留学，一到日本，彭湃不带他领略樱花的曼妙和富土山的雄奇，而是直接把他领到博物馆，指着在此陈列的从中国掠夺去的文物，说：“这些东西是我们中国的，你看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多大。”
1918年春，日本军国主义为进一步控制中国，由参谋次长田中义一和北京政府亲日公使章宗祥商谈中日军事行动问题。5月16日，双方签订密约，日本军队可以在中国境内所谓“军事行动区域”自由行动。消息传开，中国留日学生无不义愤填膺。彭湃素来就是排日的急先锋，此番不但踊跃参加抗议行动，还邀同学黄霖生、陆精治到照相馆合影“留念”。面对镜头，三人正襟危坐，虎目怒视。彭湃在照片上题词：“民七年中国军事亡国协定被迫签订之日，特摄此‘国丧纪念’照片，以示国仇之不忘。”
爱国抗议活动遭到日本当局的镇压，几十名学生救国团干事被捕。彭湃率大批留日学生赶到神田警署门外，强烈要求释放爱国学生，口号震天，自暮至旦。日警本就理亏，更被凛然正气所慑，终于无条件释放了被捕学生。事后，彭湃悲愤地说：“日本之自由、民主，何不忍吾辈之正当呼声，而动拳脚于白日，置华人与动物无异？！”
青衿学子，手无寸铁，日本当局又剥夺了中国留学生集会结社的自由。无奈愤慨之下，三千留日学生决定集体罢学回国，以示抗议。5月20日，彭湃回国，先后在上海、广州、海丰为反对中日密约的救国事业奔走。一天半夜12点，彭湃来到同学陆精治的住处，头发纷乱，满眼血丝，许久没洗过的学生装全是油污，散发着阵阵的汗臭。陆精治愕然地盯着这位不速之客，半晌方认出是彭湃。彭湃也来不及多做解释，直喊饿昏了，快拿吃的来。夜半时分，厨房里仅剩下些稀饭，彭湃顾不得加热，三碗冷稀饭瞬间便一扫而空。陆精治回忆说：“工作的欢乐，使这个不知劳累的年轻人感到内心的充实和自豪。”
但留日学生的行动并未得到北京政府的支持，教育部命令学生立即返日，否则取消留学资格。学生们眼见请愿无望，无奈之下陆续回到了日本。彭湃也于6月带着弟弟彭泽返校。
时隔不久，巴黎和会列强鱼肉中国的消息传来，留日学生中波澜再起。在获悉中国驻日公使、卖国贼章宗祥将要回国述职的情报后，彭湃约了一批同学，埋伏在车站月台。下午5时许，章宗祥大摇大摆地走来。彭湃猛地冲过来，挥拳直击卖国贼的后背。其他同学同时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口号：“打倒卖国贼！”“打倒章宗祥！”“还我山东权益！”……愤怒的学生们从怀中取出一支支写着痛斥卖国贼字句的小白旗，箭雨一般齐射向章宗祥。章宗祥也算是见过世面的老江湖，但事发突然，老贼先是呆若木鸡，接着面如死灰，浑身发抖。几欲逃离，但一抬腿，却软软地向下倒去。随员们上前将他扶起，半拖半拽地塞进了车厢。事后，彭湃发挥从小画画好的童子功，将章宗祥的这一狼狈相做成了漫画，同学们看了无不拍手称妙。
不久，北京爆发五四运动。三天后，是留日学生一向认为的国耻日，日本政府却选择这天为皇太子举行冠礼，且禁止中国学生租借会场集会。学生们愤慨难当，分成几个小队去各国驻日使馆递送宣言书，之后到日比谷公园集中。当学生们逐渐在公园聚齐后，警察突然发动袭击。多人受伤，7人后来被判徒刑。
彭湃也在此次集会中遭殴打受伤。回到宿舍后，他心潮起伏，难以平静，对着幽深的星空，心念灾难深重的祖国，彭湃振衣而起，扯过一块白布，咬破自己的食指，用殷红的鲜血写下了“毋忘国耻”四个大字。血书寄到海丰中学，师生为之沸腾。罢课游行，演出街头白话剧，并将搜集到的日本劣货付之一炬。中国的南海边，腾起了爱国主义的巨浪！
日本学者容应萸后来分析道：“1919年集会的重要意义在于彭湃又一次显示了他的爱国精神、反抗精神和组织群众运动的才能。而且，这次集会表明，彭湃对中日两国政府极其厌恶，这是他同情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最终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的重要因素。”
火烧地契，“假菩萨”原来真革命
1921年5月，彭湃挂念病重的祖母，毕业考试甫一结束便启程回国，结束了留日生涯。母亲周凤喜出望外，顿顿可口的饭菜，互诉不尽的衷肠。第二天，彭湃给母亲讲述在日期间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故事，周凤听得心跳不已。《湃的小史》记录：“儿曾一次，在学校放假的一天，携着马克思主义的书册，赴访友人李春涛。日本鬼子真厉害，即来检查我的行装。幸我灵活，即时丢掉携物，攀车逃逸，卒免于祸，倘若呆板，则今天怎得安然归国，母子团聚于一家。”彭湃在日本原本信仰基督教，1919年转向研究社会主义。五四运动后，彭湃加入早稻田大学激进学生组织“建设者同盟”。这一组织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都加以关注，尤重视对劳动人民的关怀。彭湃参加了1920年支持农民反对地主的一次法庭斗争，又参加了对一个县佃农纠纷的调查，对农民问题逐渐了解并开始关注。这一期间彭湃还加入了社会主义组织“劳动者同情会”和“戈斯摩俱乐部”，并与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组织了旨在学习俄国革命思想的“赤心社”。回国前夕，中国共产党日本小组代表施存统就入党问题与彭湃谈话，彭湃表示，中国是农民占多数，革命要依靠农民。施存统回忆，当时的彭湃对工人运动重视不够，但对农民运动的重视比任何人都早。因为这一差异，彭湃并没有加入留日共产党小组。
匆匆归国的彭湃还是没能赶上为祖母送终，在祖母灵前，他手绘墨像以寄哀思。随即，彭湃收起眼泪，开始在海丰传播社会主义思想。
六七月间，彭湃发起组织“社会主义研究社”；7月30日，发起组织“劳动者同情会”。8月，彭湃赴广州，其时颇有些海丰籍的要人巨公在穗，见这位留日“海归”英气勃发，都想结交。没想到彭湃借机向他们宣传起“共产”来，众官绅一下唯恐避之不及，纷纷摇头慨叹，这彭湃到日本留学一趟，“竞学坏了”。
10月1日，彭湃刚回到海丰，就接到了陈炯明的任命，就任县劝学所长。陈炯明盘踞广东多年，此番也想拉拢些新生势力。彭湃早前就有针对现行教育的檄文，这下正中下怀。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就令乡人侧目：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悬起了两幅自己画的巨像，一为马克思，一为无政府社会主义的宗师巴枯宁（一说为克鲁泡特金）。接着又先后聘请留日同道陈魁亚、郑志云、林俊材、杨嗣震、李春涛等到海丰驰援任教。心志已明，同志已到，彭所长要大干一番了。劝学所改为教育局，各重要教职皆以贤者居之；－切封建神产、公产都收为教育经费，公开招投承批。海丰的教育一时风起云涌。
彭局长还亲兼教职。当然，他一定不会一板一眼地照本宣科。他不让学生们起立行礼，也不让学生们唤他“先生”或“局长”，只让他们在“湃兄”、“老彭”中拣一个随便叫，最好是叫“同志”。图画课上，他在黑板上画个“7”叫学生猜，一个叫林道文的同学回答：这是拾猪粪的猪屎耙。湃兄笑着纠正他：这是“示特”（手杖），是贵族资产阶级拿着打我们劳苦大众的，这样的人，要打倒他。自然课上，讲《蝗虫与稻》，湃兄说：蝗虫就是剥削阶级，劳动人民就是稻，要使水稻繁茂生长，必须要有杀虫药来扑灭蝗虫。
“五一”国际劳动节，彭湃组织师生纪念。当天，大雨倾盆，但师生们兴致高昂。彭湃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身边的余汉存高擎写着“赤化”两字的大旗。彭湃亲自创作的《劳动节歌》声盖雷雨：
今日何日？
“五一”劳动节，
世界劳工同盟罢工纪念日。
劳动最神圣，
社会革命时机熟。
希望兄弟与姊妹，
“劳动”两字永牢记。
浑身精湿的师生们心热似火，偷偷观望的地主们却感到刺骨的寒凉，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在他们中间传播开来：彭湃这小子，真的要搞“共产”了！
一周后，流言蝇聚到了陈炯明的耳边，这土皇帝不堪烦扰，索性一纸命令，撤了彭湃的职。而此时的彭湃，也已对这个官位失望至极。他认识到仅靠一人之力从教育入手是断难根本改革社会的，于是“如释重负”，5天后就与李春涛等人创办了一种旨在唤醒民众的杂志《赤心周刊》，彭湃在上面发表了一首豪气干云的小诗《我》：
这是帝王乡，
谁敢高唱革命歌？
哦！
就是我！
正是这次办杂志的经历触动了彭湃的灵感，使他走出了瓶颈，豁然发现了农村这片广阔的天地。由于阻力重重，《赤心周刊》办到第六期就难以为继，而自命工农喉舌的同志们也没在身后发现半个支持或是追随的工农。失望加无奈，众人四散而去。彭湃在最后一期发表了一篇《告农民的话》，七弟在念诵这篇的时候恰被母亲听到，彭母当场痛哭失声：“祖宗无积德，就有败家儿。想着祖父艰难困苦经营乃有今日，倘若如此做法岂不是要破家荡产吗？”机灵的小妹赶快跑到门外去拦四哥。待彭湃回来，小妹劝他暂时不要进去，母亲正说要打死你哩！彭湃瞬间顿悟，母亲这般痛哭，农民看了该有多么高兴！劝慰好母亲，彭湃决定，到农村去！
初次进村，彭湃身着白色学生洋服，戴着白通帽。村口，一个农民正在堆粪，见到彭湃就问：先生来收戏捐么？再走又见到第二个农民，问：官差有何差遣呀？悻悻来到下一个村，除了一条狂吠的狗，一个活物都没有见着。回到家，家人像仇人一样冷眼看他，吃了一些剩汤，打开日记本记录一天的成绩，只是一个零字。
第二天，又是一个零。彭湃猛然想到自己的衣着和言语是与农民接近的一大障碍，便向母亲要了一身破旧的粗布衣，带了一顶斗笠，光着脚丫子，出门去了。在龙山庙前，彭湃果然与来往的农民攀谈成功，并且趁热打铁，把聊天变成了演讲，听众逐渐有三四十人之多。
找到了门道，彭湃的灵感也迸发出来。杂耍、魔术、唱片、方言歌谣……为了能吸引农民听讲，彭湃仿佛长出了三头六臂。地主们看到体瘦肤黑的彭湃也觉得好笑，纷纷传说此人得了神经病。而农民们却逐渐接受了这个年轻人，彭家的小洋楼开始出现来谈心的农友，彭湃的妻子四嫂（蔡素萍烈士，后来在海丰二区殉难）也习惯了为访客们烧茶……
1922年7月29日，是中国农民运动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晚上，彭湃与张妈安、林沛、林焕、李老四、李思贤组成“六人农会”，一粒星火终于燃成了一簇火把。当晚，彭湃的日记本上终于不再画零，而写下了这样一行：成功快到了。
经过初期的观望，当地农民逐渐认识到了团结的力量，加入农会者与日俱增。10月25日，赤山约农会成立，每日入会者平均十人；年底，参城、新围、仙草径、激石溪、黄牛寮、黄枝塘、硬土、黄塘……周边乡村陆续成立农会；1923年元旦，海丰县总农会成立，彭湃任会长，会员2000多户，10000多人。
不合理的捐税减免了，孩子们有免费的教育了，拿着会员证看病不要钱，药费只收一半……思想朴素的农民们打心眼里接受了这个当初的“怪人”，呼之为“彭菩萨”。彭湃此时已经和农民兄弟们完全打成了一片，很理解大家的感情，所以并没有简单地用唯物主义无神论来否定民间的信仰，而是用实际行动将自己请下了神坛。他要革自己的命，真正地以一个无产者的身份融入农民的大家庭中。
“六人农会”成立后三个月，几位兄长决定分家，免得将来被老四连累。1922年11月的一天，彭湃在龙舌埔广场召集万人农民大会。几台大戏演过，“彭菩萨”现身，他手举一大捆分家所得的田契铺约，大声演讲：我祖父遗下的产业是剥削而来的，耕者有其田，从此以后，彭家的租谷一升一合归农民兄弟享受，农友们不要担还给我。这些田是农民兄弟起三更睡半夜终年辛勤劳动的成果，这一切被不劳而获的地主强占去了，这是不合理的制度！说罢，彭湃举火将这些契约一张张烧掉。熊熊的火光中，台下的农民们眼睛发亮，心里更是通明一片，这把火，驱散了中国农民几千年来心头的阴霾！
农运狂飙，海陆丰飘起翻身旗
正值大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农民运动的火种一旦播下，燎原之势便不可阻遏。1923年7月，农运已扩展到惠阳、紫金、五华等县，遂改海丰总农会为“惠州农民联合会”。接着，揭阳、潮阳、普宁、惠来等县也组织起农会，又改惠州农民联合会为“广东省农会”，彭湃任省农会执行委员长，并起草了农会章程。
这年夏天，台风袭击海丰，农民损失惨重。彭湃号召农民“三成交租”，并决定在县城召开三万余人的誓师大会。当晚，县长王作新也召集豪绅们开会商讨对策，决定以武力摧毁农会。县警和当地驻军随即围攻总农会，捕去农会骨干杨其珊等25人，强行封闭农会，时称“七五”农潮。此时的陈炯明对彭湃及其领导的农会正处于矛盾的态度中，彭湃利用这一点亲自去找陈交涉申辩，陈炯明打了几把太极无效，无奈下令释放被捕农干。但王作新仗着曾是陈的座师，依然百般刁难，次年1月始将被捕同志释放，两个月后更是宣布取缔农会，迫使农会转入地下活动。这次受挫使彭湃认识到，散漫的个体斗争收效甚微，寄希望于陈炯明这样的顽固势力也是没用，要救自己于水火，农民除了团结起来，别无他途。1923年9月7日，彭湃以何海的笔名致信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负责人文亮（即施复亮、施存统），请假不能出席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信中讲述了“七五”农潮后自己的思想转变：“我从前是很深信无政府共产主义的，两年前才对马氏（马克思）发生信仰，年来的经验，马氏我益深信。”
1924年4月，彭湃由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同年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其时国共第一次合作，党安排他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在农民部的这段工作期间，彭湃的直率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6月间，部长彭素民病重，将一切部务委托彭湃和德国顾问法朗克“负责办理，规划一切”。一次参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谈到中山大学的经费问题，由于全省农运的展开，农民普遍要求减租，一向依靠农民收沙田附加捐作为经费来源的广东各大学深受影响。国民党右派元老张继、邹鲁在会上当面质问彭湃：“你们的农民运动竞动到政府头上来了。沙田附加捐绝不能减，以免影响教育经费。”彭湃当即反驳：“农民要求减租是正当的，政府应当带头作出榜样。至于经费可另设法筹措。”孙中山先生此时插话：“农民既然交租不起，何不另谋别业？”彭湃不假思索，直接顶了一句：“农民之依靠土地有如鱼之附水，水涸鱼枯，岂能另谋他窟！”孙中山闻言似有所感，便不再多问。会后，与彭湃同行的谭平山心有余悸，惴惴地说：“我们对总理发言从未敢似你如此直率地顶回去。”
根据彭湃提议，国民党中央决定在广州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从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在广州先后举办了6届农讲所，彭湃担任第1届、第5届主任，并在历届兼任教员，讲授《海丰及东江农运状况》等课程，系统传授开展农民运动的经验。经过几年的农运实践，彭湃撰写了《海丰农民运动》－书，系统地提出了许多关于农民运动以及土地斗争的思想主张。这部书由时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的陈延年审稿，周恩来题写书名，广东农民协会出版。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部关于农民运动的专著，它的发表和出版，对当时正在蓬勃开展的全国农民运动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1926年5月，毛泽东在广州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时，将彭湃撰写的《海丰农民运动》列入《农民问题丛刊》中，并在序言中指出：彭湃这篇著作及其他关于广东农民运动的材料，“乃本书最精粹部分”，“它给了我们做农民运动的方法”，“它又使我们懂得中国农民运动的性质”，因而规定为农讲所学员的必读教材。
在长期农民运动实践中，彭湃逐渐认识到建立农民武装的重要性。1924年10月，彭湃等领导成立广宁农民协会，并建立了县农民自卫军。之后指挥农民自卫军和孙中山大元帅府的铁甲车队取得了对地主武装斗争的胜利，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的减租运动。1925年国民革命军东征，彭湃随周恩来进军克复海丰，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周恩来和彭湃在欢迎会上演讲并宣布恢复农会，彭湃临危受命，担任海陆丰地委书记兼中共汕头市委书记。东征胜利使海陆丰农运形成高潮，会员占全县人口65％，实现“一切权力归农会”的首创局面，《少年先锋》报的记者来采访，深受感染，撰文称誉海丰为“小莫斯科”。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革命中心向北转移。1927年3月，中华全国农民协会在武汉成立，彭湃和毛泽东、方志敏等13人被选为执行委员，担负起领导全国农民运动的重任。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在革命处于危急关头的时刻，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彭湃参加了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后，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统治，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军于8月1日举行了南昌起义。彭湃是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参加了起义的领导工作，并在起义后成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担任委员兼农工委员会委员。在之后的中共八七会议上，彭湃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尔后，他随起义军南征广东，进入潮汕后，担任东江工农自卫军总指挥，负责组织农军收容伤员和转移武器。
10月30日，在中共东江特委的领导下，由南昌起义部队红二师支持配合，海陆丰农民武装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夺取了政权。11月8日，彭湃受派从香港回到海陆丰，兼任中共东江特委书记。11月13日和18日，陆丰和海丰先后召开工农代表大会，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海陆丰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彭湃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指导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工作。彭湃主持制定了《没收土地案》，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中最早的一个土地法规，苏维埃政权由此率先在海陆丰开展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土地革命。随后苏维埃政府公布《征兵条例》，颁发《妇女问题案》保护妇孺权益，并建立了“海陆丰劳动银行”，这个银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建设最早的银行，它发行的货币是红色政权通过自己的银行发行的第一种货币。
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引起反动派的恐惧和仇恨，他们纠集重兵围剿海陆丰。革命武装红二、四师及农军奋起反击，但敌我悬殊，陆丰县城和海丰县城相继于1928年2月29日和3月1日失陷。坚持了四个月之后，海陆丰红色政权被迫转移。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彭湃率领革命武装转移到潮阳、普宁、惠东交界的大南山，坚持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武装斗争一直坚持到1933年。
慷慨就义，有理想何惧生死场
1928年6月18日到7月II日，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彭湃正在戎马倥偬中，没能出席，但仍被大会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并在六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此时的彭湃，身处险绝之地，但乐观的情绪丝毫不减。一次主持召开中共东江特委会议时，没有吃的东西，只有一桶山多尼（当地一种野果）。彭湃笑着对大家说：“没有什么招待诸位，今日随便办个‘多尼’宴吧！”怕大家难以下咽，他还吹嘘这种山野果的价值：“这种山多尼，味道挺好，简直是一种山珍。”大家也打趣，说既然是难得的山珍宴，何不吟诗一首呢。彭湃便即席作山歌一首：
山多尼，红又甜，
革命战士最喜欢。
今日尝遍荒山果，
明朝迎来幸福天。
革命需要乐观，更需要理智，彭湃此时也在深刻地思考失利的原因。6月25日，中共东江特委向省委汇报惠来暴动胜利和失败的原因。不久，广东省委回信，提出要“禁止盲动”，并且据彭湃的报告批评他的“拼命精神”。提出要加强宣传，扩大工、农会，在群众对敌仇恨最高时发动各种小斗争。
10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彭湃与爱人许冰（彭湃夫人蔡素萍已于此前牺牲）、袁裕（袁国平，红四师政委）等离开战斗多时的大南山，转道香港，抵达上海。
在上海，彭湃以来沪商人王子安的身份进行活动，先是与邓颖超、蔡畅等人参与组织中央妇女委员会，后又担任中央农委书记，同时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这段工作时间，彭湃显然已经有了更为丰富的斗争经验。严谨，是同时期战友们对他的一个印象。他与房东都是地下党员，亲如兄弟，无话不谈，但遇有左邻右舍来串门，彭湃马上正襟危坐，不苟言笑，俨然是个木讷的房客。严格，是战友们对他的第二个印象。他领导下的一个党员白鑫，一次因为没遵守纪律被彭湃很严厉地批评。不想就此埋下祸根，没过多久，彭湃就因此人的告密被捕牺牲。
1929年的元旦，彭湃很奢侈地休息了几天。33岁的他并不知道，此时离他生命的终点只有210多天了。
1月24日，中共中央决定改组江苏省委，彭湃兼任江苏省委常委、省军委书记。此期间发表了《健强阶级主力向小资产阶级奋斗》、《反帝运动的危机》、《雇农工作大纲》、《斗争的转变与深入》等文章。可以看出，此时的彭湃已经告别了急躁与冲动，正处于一个睿智男人的成熟期，若能多假时日，一定会有更杰出的贡献。但天妒英才，7月彭湃奉调回中央农委，一个月后就发生了不幸。
8月24日，彭湃在沪西区新闸路经远里12号2楼主持中共江苏省委军委会议。这里是前“同志”白鑫的家，现在是叛徒白鑫的家。下午四时许，几辆红皮钢甲车开来，封锁了弄堂出口。帝国主义的武装巡捕与公安局的中国包探包围了小楼，破门而入，拿着预先得到的名单，将彭湃和与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军事部部长杨殷、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委员颜昌颐、中共江苏省委军委干部邢士贞、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副总指挥张际春等同志拘捕，对白鑫夫妇则视而不见。同时于屋内搜出《布尔什维克》、《红旗））等革命刊物，还有共产党的中央通告。人“赃”俱获，彭湃等人随即被押到新闸捕房。上海各媒体则被统一下令噤声。
两天后，法院开审。由于叛徒白鑫的全力配合，洋法官与土公安顺利演出双簧，将五人判引渡地方公安，由铁甲车武装押到城内公安局。当晚，公安即展开审讯，但一无所得。彭湃等五同志也没闲着，几乎同时展开了他们拿手的宣传工作，许多保安队员都为之感动。
27日，审问继续进行。问至彭湃时，有叛徒出庭指证。彭湃遂不再隐瞒，从海陆丰农民运动讲起，慷慨陈词一个多小时。在讲到惩办反革命时，彭湃怒目戟指，大声对审问官说：“似你们这班反革命党，我们在海陆丰不知杀了好多，你现在不必再问了，将我枪毙好了。”审问者皆为之动容。回看守所的路上，五同志齐声高唱《国际歌》，同仇敌忾的气势，极大地鼓舞了看守所里的其他同志。彭湃的不屈也激起了审问者的野蛮兽性，他们用尽酷刑，致使彭湃“晕去九次，手足俱折，身无完肤”。
1924年9月，周恩来从法国回国时，在广州迎接他的就是彭湃。二人一见如故，畅谈竟夜，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得知彭湃被捕，周恩来当晚即召集中共中央特科各负责人紧急开会，了解彭湃等人被捕原因并布置营救。会议决定由陈赓搬进西藏路南京路交界处的新世纪饭店，指挥这场斗争。陈赓设法接近了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驻沪办事处的资深特工鲍君甫，此人对共产党一直表示同情。他建议，彭湃这样的重要人物营救难度极大，最好的办法是在运送途中劫车。接着，鲍君甫两次以工作为名接近彭湃，暗示他做好准备。得知彭湃等五人8月28日一早要被押往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鲍君甫迅速通知特科的同志。27日，特科的同志们开始行动，买了许多东西回来，包括砸开镣铐的工具。由于人手不够，周恩来指示不要管分工，会使枪的都去，共有将近20人参与营救行动，特科负责人顾顺章也在其中。
28日一早，万事俱备，最要紧的“东风”却迟迟不来。负责送枪的是北四川路老靶子路开“三民照相馆”的同志，待他骑着机器脚踏车把枪送来的时候，才发现箱子里都是崭新的驳壳枪，枪膛里涂着厚厚的一层黄油，根本无法使用。等到买了煤油把枪洗好，已经过去了一个多小时。营救队上了一辆卡车，伪装成拍电影的队伍，飞速赶到必经的一个三岔路口准备伺机行动。烈日当空，人来车往，却始终不见押解的车经过。心急如焚的鲍君甫驱车去龙华警备司令部查询，才知道五人早已经押送到了。
28日当晚发生了蒋介石被刺事件，警备司令部内乱作一团，对嫌疑卫兵的审讯一刻未停，所以彭湃等五同志也难得地享受了生命中最后三天的“悠闲时光”。他们给士兵们和狱内的难友们讲马克思主义，讲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听者无不深受感染。讲至痛切处，竞有士兵捶胸落泪。彭湃等人顺势齐声高唱《国际歌》与《少年先锋歌》，一时间，愁云惨雾的监狱竟变成了没有硝烟的沙场！
30日晨，彭湃等五同志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汇报狱中斗争的情况。稍后又致信周恩来，嘱咐同志们不要因为他们的牺牲而悲痛：“我等此次被白害，已是无法挽救。张、梦、孟都公开承认并尽力扩大宣传。他们底下的丘及同狱的人大表同情。尤是丘等听我们话之后，竟大叹气而捶胸者。我们在此精神很好。兄弟们不要因为弟等牺牲而伤心。望保重身体为要。”同日彭湃又单独给爱人许冰写了一封信：“从此永别，望妹努力前进。兄谢你的爱！万望保重！余言不尽！”
午后，临时法院忽又传五人复审，形势已比前次大不同，不但有步兵一排，还有两挺机关枪随行。草草的过场走后，五人已知道这是最后的仪式了。回来的路上，颜昌颐同志举手高呼：“共产党万岁！”五人随即相视而笑。一小时后，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烈士踏上刑场。临刑前，彭湃将身上衣服脱下来赠给狱中的战友，对难友和身边的士兵做了最后的演讲，然后高唱《国际歌》，昂然前行。狱中霎时一片痛哭之声，士兵及看守所员都掩面而泣。
这不是一次合法的行刑，早在彭湃刚被捕时，与他同在国民革命军东征时的“战友”蒋介石就已下达了格杀令。为了避免被外界知晓，行刑地点就在警备司令部内。一个排的士兵举起非正义的枪，手不由自主地发抖，连续开了好几枪才完成了行刑过程。
噩耗传出，众多一起战斗过的同志们深表悲痛。周恩来亲自组建“打狗队”，在鲍君甫的情报支持下，于11月11日乱枪打死了叛徒白鑫。
彭湃牺牲后，党组织安排他的爱人许冰去莫斯科学习，但这位坚强的女性多次要求党组织派她回海陆丰参加一线战斗。当年，中共广东省委并不认同两人的爱情，在征求彭湃意见时，他淡淡地说：“她很好啊。”这份知己之情支持着许冰在他们曾经并肩战斗的大南山英勇杀敌，直至1932年壮烈牺牲。
新中国成立后，彭湃的同乡、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在回忆烈士时，称彭湃是“一个生死于理想的人”。钟敬文说：“一想起这位中国农民忠实的朋友和导师，我就感到理想的庄严，理想的尊贵。因为他是一个生死干理想的人。他靠理想活着、工作着，最后也为理想欣然死去。”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06期，摘自2011年第12期《传记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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