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恩曾的中统（中央调查统计局）和戴笠的军统（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两大系统，网友们不熟悉的还有邓文仪的政训系统、谷正伦的宪兵系统、康泽的军委会别动队系统、毛庆祥的译电系统和唐纵的警察系统等（实际上，陈诚、孔祥熙、宋子文等派系也皆有自己的特工系统），而军令部第二厅，则是其中目标最明确、牌子最正规、触角最广泛、性质最中立的情报系统。

  在蒋介石统治大陆的22年间，各种警、宪、特机构名目繁多、派系复杂，网友们熟悉的是徐恩曾的中统（中央调查统计局）和戴笠的军统（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两大系统，网友们不熟悉的还有邓文仪的政训系统、谷正伦的宪兵系统、康泽的军委会别动队系统、毛庆祥的译电系统和唐纵的警察系统等（实际上，陈诚、孔祥熙、宋子文等派系也皆有自己的特工系统），而军令部第二厅，则是其中目标最明确、牌子最正规、触角最广泛、性质最中立的情报系统。   1938年2月，为适应抗战全面爆发，蒋介石改组军事委员会，实行军令、军政分开，军事委员会第一部与参谋本部合并改组为军令部。军令部内设三厅三室，即第一厅、第二厅、总务厅、高级参谋室、秘书室和高级副官室。第二厅初设4处（1943年4月改设5处），“掌理敌军谍报、各战场敌情和边区谍报；苏联欧美及与敌有关之情报搜集、研究、整理、判断；驻外武官的派遣、指导及外国驻华武官的招待；谍报计划及谍报人员的训练；外侨与各国驻华兵力的登记；防范间谍及汉奸的活动；在华外人及军备行动的调查整理；谍报教育、通讯与谍报技术的研究、计划事项。”

       军令部第二厅做为权威的军事情报部门，以敌军（抗战时期为日军）和外军为主要情报收集对象，是统帅部在该专业领域的主要参谋业务机构；在国军战斗序列下的各战区、方面军、集团军、军团司令部均设有第二（室），既为该级司令部的情报处（室），也为军令部第二厅的下属触角，陈诚等军内派系的特工系统在组织上均只能以第二处（室）的名义存在；此外，第二厅还直辖许多谍报组，派往国内和国外各战场，直接实施谍工行动。

       军令部第二厅的性质中立，在郑介民时代开始改变。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参仿美国军制，撤销军令部、军政部，成立国防部、参谋总部，军令部第二厅改称国防部第二厅。此时，戴笠坠机身亡，军统局改组为保密局，蒋介石升调军统局少将副局长郑介民任国防部第二厅中将厅长兼保密局局长。从此，第二厅逐步被纳入军统特工系统，其下属单位包括各“剿总”、各绥署、各兵团、各军、师、旅司令部的第二处（室），均路续成为军统的外勤单位。读过小说《红岩》的网友们都会记得，敌方主角徐鹏飞（原型为军统少将大特务徐远举）的职务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

       而在郑介民之前，从1938年到1945年的整整八年抗战期间，一直担任军令部第二厅厅长的中国谍报首脑，是鲜为人知的海军中将杨宣诚。

       与徐恩曾、戴笠、邓文仪、康泽、唐纵、毛庆祥、郑介民、毛人凤、袁守谦等北伐战争以后跃起的“小字辈”不同，杨宣诚是同盟会时期的“老革命”。

       同为情治单位首脑，杨宣诚与徐恩曾不同，他从未与戴笠争权夺利发生矛盾。蒋介石的统治权术历来是“分而治之”：党务系统先扶“丁家党”（丁惟汾），后扶“陈家党”（陈立夫、陈果夫兄弟），后来又另扶了一个朱家骅；政府系统既用政学系（张群、扬永泰），又用学者系（翁文灏）；财经系统分为孔祥熙、宋子文两系；军队系统分为黄埔教官（何应钦）和黄埔学生（胡宗南）两系，后见何应钦势力过大，又在黄埔教官中分立出陈诚、汤恩伯两系。在特务系统，也是分立中统、军统两局，分掌政、军两界。由于持续多年战争，军统势力太大，蒋介石又搞出了邓文仪的政训系、谷正伦的宪兵系、康泽的别动队系、毛庆祥的译电系、唐纵的警察系和军令部第二厅，以分其权。所有的派系都是蒋介石扶植的，所有的矛盾都是蒋介石制造的，互相争斗，互相牵制，谁也难成尾大，只能由他一统，皇基永固。做为非嫡系的杨宣诚，很明智地选择了与各派系、特别是与戴笠的和平共处，从未建立自己的二厅系。

       从性质上说，军统局是特务机构，军令部第二厅是军事谍报机构；从权限上说，军统局是谍报分工单位之一，军令部第二厅是汇总主管单位；从级别上说，戴笠是陆军少将，杨宣诚是海军中将。但杨宣诚深知军统势力之大与戴笠在蒋介石心目中份量之重，从不与之争锋。同样做为海军军官和军事情报官的梅乐斯一到重庆，首先去拜访的是杨宣诚，但杨宣诚在礼节性接待后，即带梅乐斯去戴笠的一个秘密住宅进行实质性会谈，据梅乐斯的副手麦克修上校回忆：“到了一个有点像迷宫的房子那里，杨将军就把美国人交给了军统的一个助手，然后识趣地离开了，这使梅乐斯感到意外，因为严格地说杨的军衔高于戴笠。”杨宣诚在与戴笠关系处理上的稳笃与明智，由此可见一斑。

       抗战结束后，杨宣诚调任军委会外事局局长。1945年9月2日偕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上将赴东京湾“密苏里”号巡洋舰上参加对日受降仪式，为中国代表团第二号人物。后任大连特别市市长，台湾省政府顾问。1962年3月23日逝世于台北，终年73岁。

       值此抗日战争七十周年之际，特撰此帖，纪念这位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老英雄。^[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