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山历史上的烟毒之害与彝族奴隶主的四出掳掠
2020-07-21今天闲暇无事，简单讲一讲凉山地区历史上的烟毒之害，也就是鸦片、枪支和人口掳掠，涉及到近代以来凉山地区奴隶制度的恶性扩张。
这里所说的凉山地区，是广义上的凉山地区，包括现在四川南部的彝族地区和云南西北部的彝族地区。这一地区，明清时期称之为“巴布凉山”或“建南”，之所以叫“建南”，是因为明朝在这里设立了建昌行都司（又叫四川行都司），现在一般称之为大小凉山地区。
四川和云南毗邻的大小凉山彝族地区，辛亥革命以后就普种鸦片，大大小小的奴隶主用鸦片换取枪支弹药和银锭，造成其武力和财力的极为雄厚，使奴隶制度得以恶性扩张，人口掳掠（抓娃子）和人口买卖成风，当时称之为“彝患”，又称之为“彝务问题”，极为严重。当时的凉山地区，坐拥百万两白银的彝族奴隶主不乏其人，而鸦片更是可以直接当做货币来使用。每年鸦片收获上市的季节，内地大量的汉族商人组成武装烟帮，用马驮着大量的银锭到凉山彝族地区来换取鸦片。当时西南各省和陕西从事鸦片贸易的商人是非常多的，我们伟大的文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的父亲也是从事鸦片贸易的，郭老在抗战时期的回忆录《少年时代》里专门讲过他父亲贩运鸦片的情节。郭沫若的家乡在四川大渡河流域的乐山沙湾，毗邻凉山彝族地区，他父亲的鸦片有一部分可能就来自凉山。
鸦片的零星种植，在凉山地区是清朝雍正年间就有的，烟种可能来自于印度，通过缅甸和云南输入的。但是在辛亥革命以前，凉山地区鸦片的种植面积还在不大，这是由于当时主政地方的清朝士大夫阶层对于烟毒的痛恨，有所约束，而彝族人对于鸦片的种植和收割技术也还在不大熟悉。
辛亥革命以后，南北纷争，四川沦为孙袁角力之主战场，军阀持续混战，截止1933年11月就已经打了467次（见钱穆《国史大纲》），社会秩序崩溃，大小凉山地区更是陷入了无政府状态。清朝末年驻防在凉山地区的巡防军和新练陆军六十六标共三万多人，民国以后纷纷调到四川内地去打内战。地方上的汉族士绅虽然组建有一些民团武装，却是不足以维护凉山秩序的，鸦片的种植面积在凉山迅速扩大，并且广泛蔓延到了彝族地区。特别是1917年，孙中山的侍卫长张煦（张午岚）出任川南镇守使兼宁远汉军统领后，为了帮助孙中山和北洋政府争地盘，在川南大肆扩军，为了筹措军饷，无所不用其极，乃至强迫川南各地普种鸦片，以抽取烟税，由此开启了地方军阀在凉山地区鼓励种植鸦片的历史。
1933年四川“二刘大战”之后，四川省政府主席、国民党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被其堂侄、四川善后督办刘湘联合四川各路军阀打败，退处西康边蛮之地，财政陷于困境，乃在凉山和雅安地区强迫人民种植鸦片，“以毒养军，以军护毒”，二十四军最精锐的警卫旅就长期负责鸦片的贩运。刘文辉并对二十四军高层作出内部指示：“烟为本军经济命脉”，西康烟土遂流毒全国。刘文辉的做法令他的一些部下也感到不满，西康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冷杰生在重庆的报纸上公开抨击刘文辉和二十四军危害国家、危害民族，结果1944年冷杰生在返回家乡大邑县的途中，就被刘文辉派人所枪杀。蒋介石震怒，发电报质问刘文辉，刘文辉公然回答说：“这是我的家务事，中央不必操心。”这个事情后来竟然不了了之。冷杰生的妻子黄稚荃，是四川著名才女，工诗书画，名重士林，曾任国史馆编修，解放后任四川省政协常委、中华诗词学会顾问。她有一个妹妹叫黄少荃，是先秦史专家，抗战时期经常在成都和钱穆豪饮，能独自尽饮成都大曲一瓶。顾颉刚曾想托钱穆为他说媒，娶黄少荃为妻，后来钱穆在《师友杂忆》一书中对姊妹二人都有回忆。
1947年的黄稚荃
黄稚荃书法
云南军阀龙云，也把四川凉山的金阳彝族地区划为他家的鸦片种植基地，龙云的亲妹妹龙志桢（彝名纳吉美吉）长期坐镇金阳，监督鸦片的生产和贸易。后来龙云的亲表弟、继任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也派人到金阳来种植鸦片。龙、卢两家为争烟利而大打出手，死了不少人，世袭统治金阳的末代沙马都督（另一封号为沙马宣抚司，为元初沙骂部酋长后裔）安学成不敢过问。龙云、卢汉后来失和，亦与此有关。
国民党中将穆瀛洲、旅长吕镇华等人，在抗日战争期间，先后率领被编遣退役的国民党官兵和家属四万多人来到雷、马、屏、峨，以垦荒开发边疆为名，大面积的种植鸦片和从事枪支弹药贸易，形成独立王国。国民党中央虽然派兵征剿，最后仍然未能彻底摧毁这一庞大的毒品种植和贩卖集团。穆瀛洲其人，早年在重庆就开设过吗啡提炼工厂。
盐边县的大军校巡城兵马土司诸葛绍武、诸葛荫堂父子，威震康滇藏边界，也拥有强大的武力，被奉为西南少数民族土司总代表。诸葛家为了独霸盐边，将西昌到盐边的大路挖断，外界要进入盐边只能走羊肠小道，一路上都有诸葛土司的少数民族头人扼险而守，俨然一个独立王国。他家的傈僳族家丁全是猎手，膀阔腰圆，肩荷外国步枪，腰挎驳壳枪，打枪百发百中。国民党中央和西康省当局的势力是不能进入盐边县的，当时曾有刘文辉部一个团开进盐边，被诸葛绍武下令全部缴械，并驱逐出境。诸葛家在盐边有几万亩的鸦片烟地，长期进行鸦片贸易，组成武装烟邦，把盐边出产的鸦片运到成都、重庆、武汉去销售，虽牟取暴利，但沿途打通层层关节也需要给国民党中央和西康省当局的要员行贿。
会理县的苏绍章继承父祖权势，官职虽只是营长，却能调动当地人枪数万，也进行大规模的鸦片和枪支弹药贸易，包收全县烟款。乃祖苏彦亭为前清武生，因组建团练镇压彝族叛乱受到会理州知州赏识而发迹，乃父苏海澄从小习武，官至川边军混成旅旅长，是一个小军阀，乃兄苏国忠为彝务指挥官，苏家称霸会理三代，“杀人不请旨，亲死不丁忧”，形同土司。
西康省袍哥总舵把子羊仁安，是辛亥革命时期四川都督尹昌衡的结拜兄弟，早年是惯匪出身，后来被清廷招安，委为地方团总，民国以后参加军阀混战，逐渐升任川边军混成旅旅长、川边军总司令、宁属清乡司令官、宁雅联防司令，他的家本来在大渡河北岸的汉源县富林镇，并不是凉山人，可也要跑到大渡河南岸的石棉县草科藏族地区来种植鸦片，又胁迫汉源县当地彝族头人为他种植鸦片烟，有一个叫李明凤的彝族头人不从，就被他杀死全家。凉山北部彝族地区的鸦片贸易也多被羊仁安所垄断，他能够节制当地的土司。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儿子到凉山来旅游，就住在羊仁安家里。
鸦片的种植和贸易，使凉山地区彝族奴隶主的实力得到空前的增强，大量的白银和枪支弹药涌入凉山以换取鸦片。西昌城内的晏家巷就是枪支贸易的集散地，城乡各地的茶馆中也挂着步枪在出售，农村里赶场的时候，到处都可以用鸦片换取枪支弹药。抗日战争时期的凉山，一般60两鸦片可以换取一支德国造的大花牌步枪，40两鸦片可以换取一支国产的中正式步枪，30两鸦片可以换取一支汉阳造步枪，都配20发子弹，川造改良步枪性能不好，打10发子弹枪管就要发热卡壳，只值20两鸦片。至于轻重机枪、美式冲锋枪、德国的快慢机，那就没有固定的价格了。另外在和凉山毗邻的云南昭通地区巧家县还有枪匠，能够仿造中正式步枪，售价20两鸦片，拿到西昌来就可以卖30两鸦片。这里说的鸦片都是指生鸦片，又叫生泥，经过加工煮熟以后的才是熟鸦片，熟鸦片比生鸦片贵，一两生鸦片当时在凉山可卖二两白银。1956年民主改革的时候，仅仅在凉山彝族地区收缴的各类枪支，就有九万八千多件，还有迫击炮若干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会理县的彝族土司龙吉伟为了和苏绍章家族争霸，就跑到昆明去采购了大量的轻重机枪和迫击炮、火箭筒。
鸦片烟也要分品级的，最好的鸦片产在印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当时称为“大土”，其次是产在云南的“云土”和产在伊朗的“红土”，然后就是产在川南凉山地区的“川土”，“川土”产量位居全国第一，贵州的“黔土”质量也不错，北方出产的鸦片质量就不大行了。鸦片不论是生烟还是熟烟，都具有非常浓烈的气味，一人吸食大烟，周围二三十米内都能闻到香气。鸦片烟的这个口感是和我们现在抽的这个纸烟完全不一样的，它完全没有刺喉的感觉，过去说吞云吐雾，是有点形象的，吸食鸦片以后人的精神和体力会呈现出一种亢奋状态，心情豁然开朗，忧郁和烦恼一扫而光，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容易导致人吸食上瘾，一旦成瘾，则会对人的身体和精神造成巨大伤害，所以千万不要因为好奇而去尝试。吸食毒品导致的家破人亡和妻离子散，我是有无数的亲见亲闻的。
由于鸦片种植规模的越来越大，乃导致凉山彝族地区出现劳动力短缺的情况，又促使彝族奴隶主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对外掳掠战争，大小凉山周边地区超过百万人被掠入山中为奴。这种掳掠战争的规模和破坏是相当惊人的，郭沫若在《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中都有提及，他的家乡也长期受到凉山彝族奴隶主武力的威胁。而受害者也不仅仅是汉族、周边的白族、纳西族、藏族、蒙古族、苗族、傈僳族都是受害者，当时被掠入山中为奴者，还有会唱《夜半歌声》的男女大学生。1947年，西昌籍国大代表刘芷汀在《倮区汉奴吁天录·序言》中披露：“乃有凶暴成性，违抗政令，不率教化之倮族，繁衍于川康滇省间，年年月月，燬人庐舍，劫人财物，伤人生命，掳掠汉族数十百万，辗转售卖……民元以来，军阀割据，罔顾边关，犹任其肆意猖狂，宁属（今四川凉山和攀枝花地区）各县无日不掳，无夜不抢，无一乡村不遭焚杀搂掠。如西昌小麻柳二十馀村堡，二三日间焚杀掳尽……盐源黄草坝，最繁盛之乡镇，无一户幸免，田土荒芜。盐边县大有田场，人民千馀户，民（国）十四年完全消灭……西昌县城外数里之北山东西两河，人民千馀户，多被捆杀……西昌北行，傍山大路，行人绝迹……外省客藉人，未曾身受，以为妄谈，且加非议，令群众痛心。幸有邓文富，字秀廷，爱护桑梓，一志雄心，深虑奋武，或殄灭渠魁，或驱之江外，四民安居，将近十年。”
1916年，彝族奴隶主武装攻陷昭觉县城，境内汉族全被掳掠为奴，县城荡为丘墟，自此汉人不敢入昭觉，昭觉县有名无实，昭觉县官寄居西昌大兴场，称为遥领县事。1918年，凉山彝族奴隶主武装进攻西昌大兴，杀汉人数千。1919年，彝族奴隶主武装焚掠雷波、马边各乡镇，攻陷三棱岗城，除十三人突围外，上千汉族军民全被掳入山中为奴。1924年，彝族奴隶主武装大举出巢，焚掠盐源、盐边全境，杀瓜别蒙古族土司纪镇藩全家，又攻陷和焚毁中所、前所、后所蒙古族土司衙门，掳盐源、盐边、宁蒗、华坪、永胜、德昌等县各族人民数万入山为奴，焚毁村堡场镇数百，又杀雷波县长罗冕南，扫荡金沙江两岸，震惊川滇两省，两盐摩梭人经此浩劫后一蹶不振。当时两盐士绅和土司曾派出代表到北京，向北洋政府泣血乞援兵，但当时的川南是孙中山靖国联军的势力范围，北洋政府鞭长莫及。后来越嶲县海棠（今凉山彝族自治州甘洛县海棠镇）汉人蒋如珍率北洋军系统的川边军一个团进入盐源，任两盐安抚司令，才将彝乱暂时敉平，又杀勾结彝族奴隶主作乱的盐边巨匪雷云飞，奠安两盐。当地人民奉蒋团长为神明，又是送万民伞，又是立功德碑，熟不知蒋团长居功自傲，称霸两盐，不可一世，在盐源奸淫估霸妇女上百人，为所欲为，恶贯满盈，后来才被邓秀廷骗到西昌去杀了（蒋与邓有亲戚关系，因此未设防，被邓所诱杀），这就是凉山历史上著名的“邓团杀蒋团”事件。1937年，国民党雷波县长吴均于赴任途中也被彝人掳走。抗战时期，甚至盛传有美国飞虎队成员被掠入彝区为奴，惊动国民党中央。以上所举，仅是其中较为重大者，至于彝人数十成群四出劫掠，则属常事，难以枚举。据四川省政府1942年的调查称：“因彝患之故，雷马峨屏自逊清以来，损失人口不下十万，宁属各县人口之损失，闻在百万以上（见《贵州民族研究》2011年第5期：《论民国时期四川“夷务”问题》）”。
刘文辉在主政西康以后也曾讲到当时凉山地区的情况是：“一般人最感焦虑的就是历代彝患使治安无办法。治安无办法，生命财产就没有保障，于是学者不肯到宁属来讲学，技术家不肯到宁属来工作，企业家不肯到宁属来投资。”
1935年4月中国西部科学院特刊第一号发表了常隆庆、施怀仁、俞德浚联合撰写的《四川省雷马峨屏调查记》，其中披露：“黑夷性喜劫掠汉人，沿凉山一带人民，备受其祸。其人也，不独取其财，掳其人。且栋梁窗扇，石磨铁锄，牛羊鸡鸭，甚至一钉之微，一缕之细，凡可移动者，亦皆席卷而去。通常称此种抢掳为洗劫，实吻合之至。方其将汉人掳到，即将衣服尽行褫去，痛打一顿，名为见面礼。若此汉人系多数夷人共擒得，则需备受诸夷之轮流毒打……设数人共囚一窖，则矢溺充斥，往往一宿即毙。又禁汉人私语，犯者痛责之，以为各汉人之戒。每用荆棘为鞭，令汉人自行毒打，晕厥后，则用椒末水喷其身，使痛苦极端，而不至死……故被掳之汉人，往往求死不得，备受惨毒，沦与畜类生活。天地间之至，莫过于此也。雷波之人，多买入昭觉，建昌（今四川西昌）之人，则卖入峨边。又不使同在一处，强令其父子夫妇，彼此分离，乡里乡党，莫由再见，以免同谋逃窜，阴蓄意谋也。其索价之标准，则如汉人之买牛马。身强力壮者，可得银百数十两，次者数十两，老者最贱，仅值数两。小儿极易死亡，价值仅由数两以至数钱，盖与一鸡之值相差无几。小儿不能行走者，可以由母抚育，稍大即须另卖。”
解放前，彝族土司岭邦正和岭光电统治的甘洛地区就有公开的人口买卖市场，当地彝族谚语说：“人卖甘洛，如石沉大海再难回”。冕宁县的马房沟也是一个重要的人口买卖市场，最多的时候，每天有上百名被掳掠来的青壮年男女在这里被贩卖。至于凉山各地零星的人口买卖，就不计其数了。
大小凉山地区社会秩序的混乱和彝族奴隶主的四出烧杀掳掠，在民国时期令人谈虎色变，当时不要说一般的汉人不敢深入凉山彝族腹心地区，甚至地方官员和外国探险家也不敢进去，凉山深处究竟是个什么情况也没有人知道，甚至凉山彝族地区的面积有多大、人口有多少，也没有人知道，当时的凉山彝族腹心地区在地图上完全是空白的。直到1941年，才由曾国藩的后人曾昭抡教授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川康科学考察团”，对凉山彝族腹心地区进行考察，横穿了整个大小凉山，后来写出《大凉山夷区考察记》，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之前的学者和外国探险家都只到过凉山彝族的边沿地区，唯一深入过凉山彝族腹心地区的是英国探险家布洛克，但是进去后就被阿侯家黑彝给杀了。著名人类学家马长寿在凉山彝族地区考察时，也差点儿被彝族人杀掉。直到1949年秋，副总统李宗仁的五弟李宗藩从凉山彝族边沿地区经过，都还要邓秀廷家族出兵护送。协助曾昭抡等人完成横穿大小凉山的，是国民党的一个中统特务王隆映，此人长期负责凉山彝族问题的调查，后来他个人又单独两次横穿过大小凉山。这个人解放初被枪毙了，他有一些珍贵的调查资料因此没有留传下来。
1939年，著名民主人士、教育家黄炎培先生和当时著名的藏族女政治家格桑雀珍（汉名冯云仙，西康人，宋美龄的结拜姊妹）组织国民参政会成员到凉山地区考察，发现“倮类（彝族）肆虐，随地放火掠人劫物。除县城外，千里长途，所见尽是颓垣坏壁。残馀老弱，栖息其中，壮年男女，则已被掠入山为白夷（奴隶）矣。”又看到凉山各地烟毒泛滥，黄炎培先生痛心疾首，写下了著名的《越嶲叹》、《西昌叹》、《德昌叹》这三首诗。其中《越嶲叹》云：“红红绿绿四望平，万花捧出越嶲城（今凉山彝族自治州越西县）；此花何名不忍名，家既倾兮国亦倾。”《西昌叹》云：“泸峰苍苍秀欲绝，倒影却映邛池月。烟花三月遍田陇，顿使湖山为减色。”又：“我行郊甸，我过村甸，车有载，载鸦片，仓有储，储鸦片。父老唏嘘问我曰：杀人哉，鸦片！青年痛哭而告我曰：亡国哉，鸦片！但愿他年吾辈重来都不见，勿忘敌骑骎骎已过湖湘线！”又：“既过铁匠房，东行即老碾。村落残破不成片，行人遥望泪如线，财物被掠人被践，行人无多言。虎在山前面，在区有虎，在山有虎，两虎食人同此土，哀哉吾民何太苦！”
黄炎培的这三首诗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以后，在国内引起很大震动，一时间万人传抄，洛阳纸贵。国民党当局承受了很大的政治压力，乃责成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和西昌行辕主任张笃伦厉行查禁鸦片，凉山汉族各地到处贴满标语“违反禁政，土田充公，人即正法”，此后交通沿线的汉族地区不敢再种鸦片，但彝族山区乃当时化外之地，并非国民党当局所能控制，照样普种鸦片，地方驻军虽然发动征剿，那也只是做做样子，寓禁于征，鸦片贸易在凉山从来没有断绝过。
来源：彝人视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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