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覽群書 以史為鑒：毛澤東評點大明王朝 | ||
| ○胡長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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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有將近３００年的歷史，興衰治亂的軌跡在《明史》中歷歷可見。在明朝前期，朱元璋、朱棣父子勵精圖治，奠定了大明王朝數百年的基業。之后有所謂“仁宣之治”，實則在守成中漸漸消磨了進取的斗志。到嘉靖當政，初期尚有振作之象，不久便朝政紊亂，亂象環生。萬歷初期張居正改革猶如回光返照，過后就江河日下，病入膏肓。明朝有許多昏庸的皇帝，如醉心修道的明世宗朱厚熜、幾十年不見朝臣的明神宗朱翊鈞、熱衷於干木匠活的明熹宗朱由校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檢在內憂外患中走投無路，最后吊死煤山。他死前以發覆面，以示“無面目見祖宗”。一代王朝就此淒然謝幕。 酷愛歷史的毛澤東通讀過“二十四史”，對歷朝歷代的興衰治亂、文治武功皆有研究和體悟。但毛澤東讀史又並非平均用力，而是將通讀與精讀、博覽與深研相結合。在“二十四史”當中，《明史》是毛澤東圈點最多、體悟最深的史書之一。除了《明史》，毛澤東還廣泛涉獵過與明朝有關的大量史料，如《明史紀事本末》、《明實錄》、《明詩綜》、《明詩別裁集》、《明人百家小說》，以及各種有趣的野史稗乘、筆記小說。豐富的知識儲備，使他在評點明史時可以信手拈來，涉筆成趣。 在對明史的研讀過程中，毛澤東從資政育人、傳承文化的角度，發表過許多評論。筆者注意到，這些評論帶有相當突出的個人風格，不少是發前人之所未發，補前人之所未逮，展示了一位政治家和文學家不同尋常的歷史洞察力和藝術鑒賞水平。 毛澤東對朱元璋研究得比較仔細 １９６４年５月，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說：“《明史》我看了最生氣。明朝除了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不識字的兩個皇帝搞得比較好，明武宗、明英宗還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盡做壞事。”這段話可視為毛澤東對明史的整體印象和基本評價。 一生壯懷激烈的毛澤東研究各朝歷史，喜歡興旺發達的上升時段，而厭惡曲倦燈殘的沒落歲月，尤其是鏗鏘激越的開場鑼鼓，更是令他“神往”。至於歷史的轉折點，他也頗為留意。研究明史也是這樣。他特別推崇朱元璋、朱棣父子縱橫四海、開疆拓土的崢嶸氣象，琢磨起來興味無窮。 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是一個具有傳奇色彩的人物。他曾是一個落魄的和尚，處在社會的最底層。在元末農民大起義中，他乘時而起，后來居上，逐步剪滅群雄，十五載而成帝業，是繼劉邦之后又一個出身微細、起自草莽的平民皇帝。朱元璋和劉邦、成吉思汗一樣，都屬於不識字或識字不多的“大老粗”，但卻創造了許多知識分子望塵莫及的巨大功業，而歷史上許多飽讀詩書、才情婉轉的人物如陳后主、隋煬帝、李后主、宋徽宗等即便子繼父業而登上皇位，也都在身名俱辱中淒涼收場，顯得極不稱職。毛澤東對這種現象深有感觸，他通過對比，得出了不要小看“大老粗”，“老粗出人物”的結論。 朱元璋大字不識一個，卻善於從戰爭中學習戰爭，見事快，得計早，多謀而又善斷，比起漢末袁紹等多端寡要的人物不知要高出多少倍。《明史》贊譽朱元璋“當其肇造之初，能沉幾觀變，次第經略，綽有成算”，實非虛詞。毛澤東對朱元璋卓越的軍事才能給予過很高的評價，曾說“自古能軍無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則朱元璋耳”。李世民創造了許多以弱勝強的經典戰例，最符合毛澤東的軍事思維，而朱元璋之所以能緊隨李世民之后排名第二，是因為他宏觀的軍事分析和運籌能力深得毛澤東的贊許。要明白這一點，隻要看看朱元璋與陳友諒的戰事便可豁然開朗。朱元璋在北定中原之前，在江南主要面對兩股勢力，一是陳友諒，一是張士誠。本來張士誠尤為逼近朱元璋的地盤，所以有人建議他先打張士誠。但朱元璋經過分析對比，卻先置張士誠於不顧，而首先解決陳友諒。其理由是陳友諒素性驕傲，而張士誠器量狹小，兩相比較，“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先攻友諒”。果然，朱元璋與陳友諒在鄱陽湖決戰時，張士誠徘徊觀望，“卒不能出姑蘇一步以為之援”。陳友諒既滅，張士誠頓成累卵，不久便為朱元璋所敗。朱元璋后來回憶說，如果先打張士誠，“浙西負固堅守，友諒必空國而來，吾腹背受敵矣”。這就是兩種不同的戰略安排所帶來的截然不同的效果。在北定中原的過程中，朱元璋又採取先山東、次河洛、后秦隴的作戰方針，如願以償地達到了他的戰略目的。 在中國現代戰爭史上，毛澤東指揮的諸多戰事，在新的思維制高點上吸納並綜合了李世民“以弱勝強”、朱元璋“次第經略”的思想，形成“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戰略原則。人類的智慧和想象力是在繼承中逐步提升的。朱元璋的成功經驗，讓毛澤東領略到在不同戰略階段分清主次、逐步拓展的極端重要性，其“不要四面出擊”、“不打無把握之仗”等思想，均有深厚的歷史淵源。 朱元璋與劉邦、成吉思汗等“大老粗”心雄萬夫，膽氣超群，在亂世中敢於出頭，勇於任事，不像知識分子那樣做事瞻前顧后，放不開手腳。但是，單憑這一點也並不足以成大事。朱元璋得劉邦之心法，善於將知識分子的謀略、智慧為其所用。劉伯溫、宋濂、朱升、章溢、葉琛等一批飽學之士聚集在他的周圍以備顧問，使之左右逢源，如虎添翼。文武雄才極一時之盛，共襄盛舉，方才成就了朱元璋奄有宇內的夢想。 １９５３年２月，毛澤東與陳毅同游南京紫金山，共發思古之幽情。陳毅興致勃勃地講了當地關於朱元璋的一些傳說故事，毛澤東接著說：“朱洪武是個放牛娃出身，人倒也不蠢。他有個謀士叫朱升，很有見識。朱洪武聽了朱升的話‘廣積糧、高筑牆、緩稱王’，最后取得了民心，得了天下。”這裡所謂的“高筑牆”，大概是指加固加高城牆，以增強防衛能力的措施。朱棣等承其遺志，更將長城的土牆加固成磚牆，並增設了許多烽火台。眾所周知，在２０世紀７０年代，毛澤東提出過“深挖洞、廣集糧、不稱霸”以及“備戰、備荒、為人民”兩個基本口號，顯然是從朱元璋的策略中發展而來的。朱元璋打天下時十分注重知識分子的作用，毛澤東更是這樣。他在延安時期撰寫的《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等重要文章，其著眼點也是文武兩手並用。 毛澤東對朱元璋懷有一種特別的感情，對如何評價這位歷史人物也有自己的定見。１９４８年１１月，明史專家吳?輾轉來到河北省平山縣的西柏坡，將他在當年８月份寫完准備再版的《朱元璋傳》的修改稿送請毛澤東閱正。正在指揮解放戰爭的毛澤東擠出時間仔細閱讀了書稿，還約請吳?深談了兩次。隔了幾天，毛澤東在退還《朱元璋傳》原稿時，還特地給吳?寫了信。信中說：“兩次晤談，甚快。大著閱畢，茲奉還。此書用功甚勤，掘發甚廣，給我啟發不少，深為感謝。有些不成熟的意見，僅供參考，業已面告。此外尚有一點，即在方法問題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觀察歷史的方法論。倘若先生於這方面加力用一番工夫，將來成就不可限量。” 此信對吳?苦心為朱元璋立傳稱道有加，但又指出吳?“似尚未完全接受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觀察歷史的方法論”。從中不難看出，毛澤東和吳?在對朱元璋的評價問題上存在一定差異。在毛澤東眼中，唯物史觀亦可稱作“奴隸史觀”，是底層人民在創造歷史，歷史上的農民起義都程度不同地推動了歷史的進步。朱元璋作為農民起義的首領，亦當作如是觀。而吳?的《朱元璋傳》卻以朱元璋影射蔣介石，顯然沒有貫徹唯物史觀的階級觀點。新中國成立后，吳?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從１９５４年開始用了整整一年的時間重新寫了《朱元璋傳》。１９５５年春，油印出１００多份，再次呈送毛澤東以博指教。毛澤東又認真通讀了一遍，在書中多處用鉛筆畫了直線、曲線等符號和著重號。如今在中南海毛澤東故居書房裡，還保存著這本吳?寫有“送毛主席，請予指正”的上、下兩冊十六開油印書稿。毛澤東對吳?的修改表示滿意，同時指出：“朱元璋是農民起義領袖，是應該肯定的，應該寫得好點，不要寫得那麼壞（指朱元璋的晚年）。”１９６４年，吳?根據征集來的各方意見，利用病休時間再一次對書稿作了修改，並於１９６５年正式出版。在該版序言中，吳?對自己寫這本書歷時二十載、四易其稿過程中的思想變化作了交代，其中坦稱原稿“給歷史上較為突出的封建帝王朱元璋以過分的斥責”。 朱元璋是一個復雜的歷史人物。其晚年以猛治國，用嚴刑峻法懲治貪污，澄清吏治，結果倒使人人自危。這反映出他雖身居九五之尊，但原來身處草根階層的無奈和怨苦仍在其心中刻下了磨滅不去的烙印。比起那些窮奢極欲、風流成性的皇帝來，朱元璋還算儉約自持。朱元璋晚年猜忌日甚，錯殺了許多人，這一點特別為后來人所詬病。毛澤東並不是認為朱元璋沒有過錯，隻是認為對朱元璋這位農民起義的領袖應採取基本肯定的態度，“應該寫得好點，不要寫得那麼壞”。 毛澤東對朱元璋的經歷研究得相當仔細，甚至一些具體的歷史環節也不放過。比如，元至正二十四年（１３６４年）春，朱元璋在即吳王位后親自率兵征伐武昌，一舉蕩平漢、沔、荊、岳等地區。毛澤東讀到《明史》涉及此事的時候批道：“不令諸子孫統兵作戰，失策。”在他看來，朱元璋應該讓諸子孫在槍林彈雨中經受鍛煉，不能讓他們坐享其成。 毛澤東稱朱棣“搞得比較好” 明成祖朱棣系朱元璋的第四子，初封燕王。因太子朱標早逝，朱元璋死后即由長孫朱允炆繼位，是為建文帝。朱允炆採納大臣齊泰、黃子澄等的建議而削藩，以免重蹈西漢“七國之亂”、西晉“八王之亂”的覆轍。在此背景下，燕王朱棣身處危殆，於是以“靖難”、“清君側”為名起兵造反，在建文四年（１４０２年）攻破南京，隨后即皇帝位，殺齊泰、黃子澄、方孝孺等所謂奸臣，並滅其族。 毛澤東在讀清人谷應泰所撰《明史紀事本末》時，仔細揣摩了朱棣造反奪取皇位的過程，並多有評論。朱棣在與南京對峙的過程中出生入死，打過許多漂亮的勝仗，特別是建文二年（１４００年）的白溝河戰役（戰場在今河北雄縣），朱棣將李景隆等率領的勤王之師打得大敗，使其“委棄器械輜重山積，斬首及溺死者十余萬”。但在隨后的東昌戰役中，朱棣驕傲輕敵，結果被盛庸等擊敗，被擒斬萬余人，“燕兵大敗，遂北奔”。當時朱棣身處重圍，左沖右突，奮力死戰才得以逃脫。毛澤東在對比了兩次戰役之后評論道：“白溝河大勝之后，宜有此敗。”這就是說，朱棣被勝利沖昏了頭腦，注定會有閃失。我們知道，毛澤東曾多次告誡軍事將領不要“犯大勝之后驕傲的錯誤”，想必是從中得到過啟發。 朱棣后來重整旗鼓，千裡奔襲，竟然兵臨南京城下。建文帝多次派人前往朱棣大營，許以割地求和。但朱棣不為所動，口口聲聲要捉拿“奸臣”，顯出咄咄逼人的架勢。毛澤東讀至此寫道：“始終以索戰犯為詞，使南京無法答允。”言下之意，朱棣是有意將矛盾尖銳化，以遂其奪取天下之志。朱棣兵臨南京城下，實際上是孤軍深入，帶有相當的冒險性。這時如果朱允炆棄城而走，作戰略轉移，不見得沒有東山再起的機會。可是方孝孺等人竟無半策匡時艱，“唯剩一死報君王”。方孝孺以名節自勵，一心想以死留名千載，實際上形同愚人。朱棣令其草即位詔不果，威脅道：“你不怕滅了你的九族嗎？”哪知方孝孺說：“滅十族又何妨！”結果陪方孝孺去死的親戚、學生竟達８００多人。毛澤東對這位智謀不足、呆滯有余的書生沒有什麼好印象。據陳伯達回憶，他有次向毛澤東推薦方孝孺寫的《深慮論》，毛澤東說：“他自己的命運怎麼樣？他自己的命運都慮不到，還談什麼深慮？” 朱棣登上皇位后不久遷都北京，並屢次北征。在其治下，幅員之廣超越漢唐，受朝命而入貢者幾達三十國，可謂武功赫赫，威震殊俗。特別是他遷都北京更是明智之舉。南京這座城市，曾有東吳、東晉、宋、齊、梁、陳、南唐等王朝在此建都，最長的東晉也不過１０３年，其他都屬短命王朝。朱棣遷都北京奠定了明朝近３００年的基業，其雄武之略不減其父，所以毛澤東稱贊朱元璋、朱棣父子在位“搞得比較好”，同屬於有作為的皇帝。 （《黨史博覽》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發布，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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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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