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宣传统】
除了军事斗争外，文艺宣传战是我党军队中最具特色的制胜武器。
1937年11月7日聂荣臻奉命在河北阜平县成立晋察冀军区，12月便成立了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宣传队(即抗敌剧社)。不久后，晋察冀军区成立了四个军分区，而“战线”“七月”“冲锋”“火线”四个剧社也随即成立。晋西北各军分区也分别成立了战号剧团、民革剧团、黄河剧团等。
1938初，新四军刚刚在南昌成立，便组建了一个直属军部领导的战地服务团，专门负责新四军的文艺活动。随着敌后斗争的开展，各个部队都成立了自己专门从事文艺宣传的团体。如第115师成立了战士剧社，第120师成立战斗剧社，第129师成立先锋剧团。新四军方面，一师战地服务团、二师抗敌剧团、四师拂晓剧团、浙东纵队政工队等相继成立，专门在鄂豫皖苏及浙江地区开展活动。此外，在延安的留守兵团成立烽火剧社等文艺团体，为当地民众和国民党东北军等友军演出，号召团结抗战，鼓舞士气。随着抗战的进行，我军各旅、纵队的宣传队也进行了组建或改变，如第385旅成了战旗剧社、第115师教导第5旅成立迈进剧社等等。1941年，总政治部进一步要求，各部队以团为单位建立自己的剧团和宣传队。至抗战后期，我军各旅、团、纵队、支队的宣传队都纷纷建立起来。我军还很注重指导地方剧团的发展。比较大的有晋冀豫根据地的太行山剧团、渤海地区的大众剧团、鄂豫皖苏的新安旅行团等。此外，还有以抗大总校文工团和西北战地服务团为代表的从延安陆续来到华北敌后根据地的文艺团体、以部队或地方机关的在职工作人员组成的业余文艺组织、农村儿童剧团、从旧戏班改造而来的职业剧团等等，他们或属于军队建制，或接受我军领导和指导，也担负着敌后文艺宣传的重任。我党将日本反战人士集中起来，组成了日本士兵觉醒联盟，针对不同的日军部队开展宣传。觉醒联盟冀南支部书记长秋山良照曾编写一部话剧《活路》，在日军控制地区演出。看过演出的伪军家属纷纷写信给自己的家人，叫他们留个“退路”，不要光看眼前。
看现在美国许多富人和政客的做派，也是在留“退路”吧？在1981年的时候，曾经被日军悬赏通缉的秋山良照又来到了中国，当年在冀南地区他的八路军老领导宋任穷亲自接见了他，并予以盛情款待，以此表达当年秋山良照等日本友人和八路军并肩作战的感谢之情。秋山良照不知是何时返回日本定居。解放初期土改时期，他还在中国。【新安旅行团】 1929年，陶行知应安徽同乡吴俊卿的要求，派学生李友梅(中共地下党员)、吴廷荣等人，在淮安河下镇创办新安小学。1930年，受陶行知委托，从晓庄师范毕业的汪达之来到淮安，出任新安小学第二任校长。 1935年10月10日，由汪达之组织的新安旅行团第一批团员14人， news.xhby.net/index/202105/t
从淮安西门外古运河码头登上了南下的小轮船，正式踏上了抗日救亡的征途。 陶行知对新安旅行团给予了全力支持，他不但将母亲的500元人寿保险金全部赠送给“新旅”，还帮助“新旅”从上海购买了一架德发牌电影放映机、一台小型柴油发电机、电唱机和幻灯机，并为孩子们准备《一·二八淞沪抗战纪实》、《民族痛史》《抗战》等几部抗日影片和数十张抗日救亡歌曲唱片。在当时封闭落后的农村，“新安旅行团”每到一处，都会放映抗日影片，宣传抗日主张。四里八乡的民众们不管多远，都会赶过来观看。为了维持开销，“新旅”最初曾规定，每位观众看电影要付三个铜板。不久，汪达之看到很多人没有钱，只能远远观望，他做出决定，不管大人小孩，只要喊一句抗日口号，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万岁”等，就能免费进场看电影。这一做法得到民众的交口称赞，也吸引来数不清的民众观看抗战电影。用放映电影的形式宣传抗战，“新安旅行团”在中国抗战史以及中国电影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1936年5月，新安旅行团抵达上海。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当年的一批著名进步学者和艺术家前来给孩子们授课。洪深、张庚讲戏剧与导演；艾思奇讲哲学；孙冶方、骆耕漠讲政治经济学；冼星海、吕骥、孟波、麦新等讲声乐、音乐。冼星海当年的作品如《救国军歌》等，都是经过新安旅行团先行试唱后才修改发表的。曹维东回忆，团员们还参加了著名导演蔡楚生的儿童抗日电影《小五义》的拍摄，他在剧中担任第二主演。在上海，“新旅”深入工厂、学校。码头，走上街头，组织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并，担任了鲁迅先生出殡时挽歌队。曹维东、张早、左林等“新安旅行团”团员，参加了著名演员陈波儿率领的“上海妇女儿童绥远前线慰劳团”，赴归绥（今呼和浩特）、百灵庙，慰问傅作义将军率领的抗日将士。1941年“皖南事变” 爆发后，新安旅行团辗转经湛江、香港、上海抵达苏北盐城。刘少奇、陈毅接见了全体团员，赋予他们“组织十万儿童”的重任。“新旅”不负众望，他们排练文艺节目，编辑少儿刊物，设立了盐阜区儿童团总部，并在各县建起儿童团分部，先后组织起18万名儿童团员，劳军支前，站岗放哨。
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