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子卿[編輯]
程子卿（1882年3月3日－1961年9月27日），江蘇鎮江人。上海法租界巡捕房高級警官，曾闖入中共一大會場。[1] 並與多位居住在法租界內的國民政府要員關係密切。
生平[編輯]
程子卿初中畢業，後來因為家庭貧困，在鎮江米店當學徒。在1900年之前，程子卿來到上海，在十六鋪碼頭當搬運工。在此，他結識了幫會首領兼「包打聽」黃金榮、丁順華，三人結拜為青幫兄弟，人稱「黃老大」（黃金榮）、「丁老二」（丁順華）、「程老三」（程子卿）。程子卿皮膚黑，綽號「黑皮子卿」，屬青幫「悟」字輩人物。在上海，程子卿曾入法書齋堂學習。[1]
1908年，程子卿經黃金榮（黃金榮1892年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任職）介紹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當巡捕，後升任刑事科政治組探長。政治組負責上海法租界的政治性案件，政治組組長為法國警官薩而禮。辛亥革命前後，黃金榮結識了一度住在上海法租界的孫中山，此後程子卿也隨黃金榮結識了孫中山。程子卿不僅保護孫中山的安全，還在上海經「孫總理代辦」加入了國民黨。程子卿「利用探長的身份，與居住在法租界內的國民黨各派人物都有聯繫，更有楊虎、陳群，同為青幫人物，引為好友。因此消息十分靈通，深得薩而禮的倚重。」[1]
1921年4月，荷蘭革命家馬林在奧地利維也納領取赴中華民國的簽證時被捕，獲釋後為各國警方關注，其來華途經科倫坡、巴東、新加坡、香港時皆受嚴密監視和檢查。同年6月3日，馬林抵達上海後，隨即到荷蘭駐上海總領事館登記（以避免被驅逐），並以《地方經濟學家》雜誌駐上海記者的身份活動。當時上海法租界警方已經提前獲知共產黨要在上海開會的消息，早在6月底，日本警視廳就獲知相關消息，7月23日晚，馬林來到李書城公館時引起了法租界警方的關注。7月30日，上海法租界警方出台了《取締集會條例》，規定8月1日後，集會須在48小時以前取得上海法租界警察局局長許可，秘密集會或未申明集會目的者將受處罰。程子卿發現馬林正在用外語發言，遂闖入中共一大會場探查，並返回霞飛路葛羅路口捕房匯報，派遣巡捕前來搜查。受此影響，中共一大此後轉移到嘉興繼續召開[1]。
1927年初，程子卿通過對情報的分析，預測國共不久將會決裂，並向政治組組長薩而禮、警務總監費沃利和法國駐滬總領事那齊雅匯報。3月26日，程子卿至高昌廟迎接乘楚同艦抵達上海的蔣介石，並為其準備好特別通行證進入法租界，陪同其拜訪已從捕房退職的黃金榮。四一二事變中，黃金榮、張嘯林、杜月笙的中華共進會衝鋒陷陣，程子卿也出了力，事後經楊虎保舉，獲南京國民政府頒發青天白日三等勳章。胡漢民、汪精衛各贈其手書字軸一軸[1]。
當時上海法租界的政治性事件逐漸增加，政治組乃於1929年升格為政事治安處（俗稱政治處），薩而禮任處長，程子卿受薩而禮重用，在1930年代歷任政事治安處主任、督察長。後來，程子卿將巡捕房的新一代薛耕莘介紹給黃金榮，1939年薛耕莘升任督察長後，也跟程子卿一樣經常同黃金榮來往。[1]
1920年代末，程子卿同楊景德結婚。他們夫婦二人均皈依了天主教，日後育有一子二女。1934年，他們的第二個女兒誕生，同年他們遷居薛華立路和平里（今建國中路173弄），程子卿在此一直居住到去世。[1]
1930年代，程子卿也曾為中國國民黨左派以及中國共產黨做工作。他參加了宋慶齡領導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活動，並加保護。他接受宋慶齡等人的疏通，使一些被捕的中國共產黨黨員獲釋。他還參與偵破了國民黨特務暗殺楊杏佛案。國民黨特務在上海法租界綁架鄧演達，被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破獲，此後程子卿托宋慶齡轉告鄧演達稱，「切戒一人隨便外出，最好通知捕房派人保護，以防不測。」程子卿還曾說，「我現在也是教徒，願追隨真理做人和做事。」國民黨右派對他甚為不滿，1931年至1936年間，程子卿先後七次收到匿名警告信，而且最後兩次附子彈。程子卿曾經在徐家匯路打浦橋附近遇刺，但沒有受傷。此後，程子卿上下班皆有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派員保護，這樣一直保護了半年，直到抗日戰爭爆發。[1]
抗日戰爭爆發後，上海租界淪為孤島。程子卿與薛耕莘二人成為上海法租界巡捕房與日本軍方的交涉代表。頒發於1943年的程子卿警察證（CARTE DE POLICE）上顯示，其法文名字為Zeng Cse King，工作單位為法國領事警察局（POLICE CONSULAIRE FRANCAIS，即法租界巡捕房），警號631，職級是偵探督察長（Inspecteur Principal délective），編號501。[1]。。
1943年，汪精衛的南京國民政府收回了上海法租界。此後，1943年8月6日，程子卿任上海市政府督察處處長，1944年4月2日改為簡任三等警監，同年8月17日改任上海市政府督察處第二督察區主任督察長，同年12月1日轉任第六督察區主任督察員，任至1945年2月12日退休。[1]
抗日戰爭勝利後，據薛耕莘回憶稱，程子卿在斜徐路華美菸草公司拿乾薪，另外在淞滬警備司令部掛「上校督察」職，非正式軍官，未拿薪水。[1]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程子卿留在上海，因為歷史問題受到人民政府審查。程子卿認為自己可能被逮捕，於是向宋慶齡尋求幫助。經宋慶齡向有關部門進行說明，程子卿未被捕，一直在家閒居，生活不錯。[1]
1961年9月27日，程子卿在上海建國中路家中病逝，享年79歲。 [1]
參考文獻[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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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那个冲进中共一大会场的“无名特务”，后来怎么样了？
一名密探闯入会场，使一大最后一天会议由李公馆更改至嘉兴游船，无疑是所有建党历史故事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
现在正值七一前夕，我对这个“神秘的闯入者”，又提起了好奇。这位差点破坏中国近现代史最重要历史事件的到底是谁，他是以怎样的方式度过一生的？
首先来回顾一下，他出场于历史舞台聚光灯下的那短短一幕，据多方人员回忆，当时的场景是这样的：
7月30日夜幕降临之后，作为会场的李公馆餐厅又聚集了众人。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来了。周佛海忽然腹泻，独在离此不远的代表的住处博文女校休息。
8点多，代表们刚在大餐桌坐定，马林正准备讲话。这时，虚掩的后门忽然进来一个陌生面孔、穿灰布长衫的中年男子，闯入餐厅，朝屋里环视了一周。
陈公博说，他是一个“面目可疑的人”
陈潭秋说，这是“一个獐头鼠目的穿长衫的人”。
李汉俊问道：“你找谁？”“我找社联的王主席。”那人随口答道。
“这儿哪有社联的？哪有什么王主席?”李汉俊颇为诧异。“对不起，找错了地方。”那人一边哈了哈腰，一边匆匆退出。
在欧洲东南亚进行斗争多年的老江湖马林，射出警惕的目光，用英语询问李汉俊刚才是怎么回事，李汉俊简要答复。
“砰”的一声，马林手掌猛击餐桌，当机立断：“一定是包打听！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代表们一听，马上站了起来，李汉俊领着大家分别从前门走出李公馆。
“包打听”是什么？
“包打听”是旧时上海的一个俗语，指的是为巡捕房工作的便衣密探或线人。他们经常出没于茶馆、街市、酒楼等人群聚集之地，留意别人闲谈中的信息，多引人憎恶。
这种密探、线人，基本是底层的小喽啰，属于无名之辈，难以寻找。诚如此，他在名为“中国近代史”的这幕大戏中甚至“还有一句台词”，就显得更为有趣了（笑）。
事实上对“穿灰布长衫，找社联王主席的人”的追寻，六七十年间一直无果。
但是，在1990年，转机却意外出现了。上海作家叶永烈为撰写《红色的起点》，多方搜集资料。有一个友人向他推荐，让他找曾经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的薛畊莘聊聊。
这一聊却问出了结果，原来，贸然闯入历史聚光灯下的这位密探并非泛泛之辈，说大不大，说小却也不小。
他正是薛畊莘的老上司程子卿。
薛畊莘回忆，这是程子卿本人对他说过的。
程子卿在上海近代史中的地位，即使达不到“举重若轻”，却也是其中的重要参与者。因为，他的身份是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主要官员，而且长期担任主管租借内政治性事件的政治部主任
他出生于1882年，镇江人，十八岁赴上海做码头工人谋生，并成为了漕工社团组织青帮悟字辈成员，结实了对他一生履历影响极大的结拜大哥黄金荣。在结拜兄弟中，程子卿排行第三，时人有“黄老大”（黄金荣）、“丁老二”（丁顺华）、“程老三”（程子卿）之称。又因为长得黝黑，绰号“黑皮子卿”。
1905年，经身在法租界巡捕房的大哥照顾，程子卿当了巡捕，因为念过初中，为人机敏，后来升为刑事科的政治组探长。这个政治组专门处理法租界的政治性事件，随着法租界政治性事件不断增多，这个政治组后来扩大为政治部，程子卿担任政治部主任。
程子卿的妻子，名叫杨景德，两人都是天主教徒，育有两女一子。他与孙中山宋庆龄夫妇，也有着私人交往，还被发展为国民党党员。
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在主管法租界政治事件的几十年，程子卿一直是以一个左翼同情者的立场行事的！他与宋庆龄交往甚好，通过自己的职权，曾协力掩护大量上海的红色人士。为此，还曾经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警觉与憎恨，引来杀身之祸。
1931年至1936年，程子卿曾先后收到七次匿名恐吓信，最后两次附有一颗子弹。
1936年，国民党反动派的恐吓上升到刺杀。程子卿在上海徐家汇路打浦桥附近遇刺，幸而未中弹。此后，上下班时，只能由法租界巡捕房派员护送，前后达半年之久，直到抗战爆发。
薛畊莘的回忆，还为我们补充了一个历史谜案的答案，中共一大的会址是如何暴露的？
原来，作为共产国际的要人，马林早就被一路上的各国势力盯上了，其行踪也早日通报给了北洋政府与法租界。法租界早就获悉共产党将在此集会的消息，因为来头不小，所以身为探长的程子卿亲自出马，果然摸查到了马林的踪迹，跟踪几天后，便是开头那一幕。
就生活习惯来说，程子卿终年身穿旧式长褂，夏天是棉布长衫，冬天则在里面衬上双层棉夹袄。
薛畊莘回忆的另一部分，结合之后程子卿的政治倾向，颇为引人深思。
程子卿是有意放跑的共产党人。程子卿闯入会场，等于通风报信。跟踪马林已经不是一天两天，如果程子卿想将开会的人一网打尽，他用不着打草惊蛇，直接通知巡捕房开警车捉人就是，与会者一个都逃不掉。那样的话，中国历史就可能被改写了。15分钟时间，足够让与会者从容撤离并且让程子卿对巡捕房有所交代。
上海解放后，程子卿曾受到审查。蒙宋庆龄先生力保佐证，没有遭到任何冲击与处理，说明当时对他进行过甄别。1961年（一说1956年）9月27日，程子卿病逝于建国中路家中，终年79岁，可谓善始善终了。
程子卿的“搅局”或者说“报信”，在《1921》中会如何表现呢，我还有点小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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