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孟恆何孟恆何孟恆的父親何毓材（秀峰）是篆刻家與印章收藏家，母親李佩貞（凌霜）來自 ... 因為何，汪兩家交情很好，何孟恆小時候就被邀到汪家去念「暑期古文班」，由屈向 ...
《陳克文日記》（下稱《日記》）是近年來較為引起學者關注的民國人物日記之一，被廣泛徵引，據為信史。惟我獲陳方正博士贈讀書籍與原稿後，卻甚為擔憂，只因其記載汪精衛（一八八三—一九四四）家族事與我認識的大相逕庭，《日記》多處牽涉我外祖父汪精衛，內容建基於陳克文與汪家的「親密關係」上，其中每每述先父先慈和其他家人對陳克文傾訴私密家事，可是我走訪了與汪家有親密來往的目擊者，一再仔細查閱我外祖父母的中英文傳記和有關史料，以及《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作者朱子家（金雄白的筆名）的一篇〈關於陳璧君獄居生活及其他〉。我的結論是：陳克文跟我家人的會面不但沒有發生，《日記》中幾乎所有提及汪精衛家人的大小事情，都是不實之詞。我更懷疑這套書是否真實的日記，抑或是以日記體例編成的創意寫作。
陳克文與汪家關係並不親密
先父何孟恆（一九一六─二○一六）與先慈汪文惺（一九一四─二○一五）從我小時候就經常提及與外祖父母一起工作的人員。我們與這些故人不但保持聯繫，也認識了他們的下一代。但是，在從未相識的陳方正（陳克文的公子）專意送給我台灣版的《日記》之前，我從未聽過陳克文的名字。
汪精衛在一九二八年六月發表了〈覆陳克文先生書〉，內容解釋寧漢合作個人的引咎原因，並一一答覆陳的疑問，可見他對陳的意見沒有忽略，更可見汪精衛藉這個機會公開向一般民眾闡釋自己的政治見解。我並不懷疑陳克文曾經與汪氏夫婦多次會面，但從他《日記》談及汪氏家庭成員時犯下的諸多錯誤中可見，陳克文與汪家的關係並非其所說的「親密」。
首先，陳克文連汪家的住處也弄不清楚。《日記》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九日條，陳寫道，他帶一些新年禮物去南京赤壁路四號送給「汪先生的小孩」，並且說該地址「汪夫人和汪先生都曾經住過不少時候，時常在那裏與我們見面的。」其實，住在赤壁路四號的是幾位沒受拘禁和釋放後的家人。我外祖父已去世，而外祖母陳璧君（一八九一—一九五九）從一九四○至一九四五年都住在廣州。試問陳克文與他們何來常在赤壁路四號見面呢？
《日記》中又說，我的舅舅汪文嬰（一九一三─二○一一）請求陳克文幫忙賣掉赤壁路四號的房子，但這房子是曹宗蔭的，汪文嬰如何能賣掉曹的房子？況且，法院宣判汪文嬰「全部財產除酌留家屬必須生活費外，沒收」，他根本沒有房子可賣。《日記》中不斷重複說，「頤和路三十四號」在一九三七年初就是「汪公館」。其實，汪氏一家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陵園新村的房子被日本空襲炸毀後，才借住頤和路褚民誼伉儷的房子。
《日記》中提到我家庭成員的語氣及態度都是一再貶低、蔑視。陳克文並且強調他是從真實的對話中獲得這些近況，讓人覺得是信史。可是，這些對話與會面根本沒有發生。
外祖母陳璧君注射針藥成癮？
《日記》中記載，我的家人對陳氏說了一個「難以令人相信的消息，但卻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就是說「陳璧君長期依賴某種安定神經的針藥，已經成癖，每日耗費多至數億元（指法幣），每日需注射多達二十至三十次，與吸白面嗎啡者完全無異。」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條，提到我舅舅汪文嬰該天早上從獄中假釋後即到訪陳氏，並談及我外祖母「注射針藥成癖」的事。同年九月二十八日，又記先慈到蘇州探望陳璧君後，對陳克文抱怨說她母親「非常憔悴，而且語無倫次，沒有一些感情，一見面即索錢。」他更指，先慈這次北上目的之一，是為了阻止她妹妹汪文恂在上海和一個有婦之夫的李醫生同居。
事實上，汪文嬰是七月三十一日獲釋的，不是七月二十一日。而先慈在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八日根本不在中國大陸。當年三月與先父先慈帶着我姐姐離開南京到香港之後，一直到二○○二年才和父親一起重訪大陸。初到香港，他們和我祖父母、兄弟姐妹、表親等十幾人同住。我就此事問過我的兩個姑姑，當時先慈是否有過這一次蘇州、上海、南京之行，她們一致說「絕無此事」，蓋當時姐姐尚在襁褓之中。在一九四八年末，大陸政權動盪，國府風雨飄搖之際，離開香港到上海、南京、蘇州去，對於形同驚弓之鳥的汪精衛長女來說，不僅費用無從籌措，乃至是否可以順利回港都是一大問題。況且，到港後數周先父的妹妹便過世，全家都在悲傷之中，先慈絕對不會在那時候離開。事實上，他們夫婦在一九四八年初先父獲釋之後，隨即到蘇州探望了陳璧君一次。父親在回憶錄《雲煙散憶》說：「自此之後，我們就再沒有見面了。」陳在《日記》中所說的與我父母一九四八年末的會面是不存在的事。
我的家人也否認了所謂「汪文恂與李姓香港醫生上海同居」這種流言。況且，當時文恂阿姨已經是二十六歲的成人，先慈當然不會隻身離開剛出獄的丈夫去上海干涉妹妹的私事。
至於我外祖母晚年注射用藥情況，以下補充一點實況。陳璧君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已開始患風濕病，入獄前多年已被肌肉疼痛折磨，經常需要傭人或兒輩幫她捶骨，以減輕痛楚。這些細節，一般與我們家關係不深者是未必知道的。正如金雄白所寫的那樣﹕「汪夫人於汪氏逝世之時，腿部忽患神經性痙攣，及後被囚，病尤劇發，經監獄當局由醫生診治，兼施針藥。」一九四八年十月十六日的《輿論導報》也有登載她「最近忽然中風，遍身麻木，不能動彈」，並說監獄醫生非長期打針不可，且申請准許保外就醫。「藥物注射」是因為陳璧君的病情治療需要，並且是經監獄當局醫生處理。
陳璧君變成了瘋婆子？
陳璧君在獄中的晚年生活，外間有新聞、目擊者、治療紀錄等報道，都多次提及她百病纏身和患肌肉痛症的情狀。但從未聽說如《日記》述她「變成一個瘋婆子」。在一九七二至一九七三年發表於《掌故》上三篇有關汪精衛的文章以來，其他有關陳璧君的文章（包括張靜星的《陳璧君傳記》）也沒有引用陳克文的這種「見聞」。
金雄白質疑說：「假如針藥含有毒素，能准其注射乎？」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日記》中說這筆注射款項達到每日數億元，並且是由家屬提供的。事實上，我們家根本無法支付這樣高昂的「注射費用」，只可以寄少量的錢北上去補充我外祖母的獄中生活。這些錢陳璧君也沒有花完，根本不需要向人索錢。
《日記》說我三姨汪文彬因為她母親陳璧君沒有戒去毒癮，便遠赴美國，做了修女。其實，她早在汪精衛逝世前已經篤信天主教，並且在青島當了修女（不是美國）。之後，正如一般出家人一樣，多年沒有與家人聯繫。這是她的宗教選擇，與陳璧君獄中情況無關。
一九四○年南京政權成立時，何孟恆受了汪精衛的委託，跟陳璧君到廣州以便隨侍照顧。直到一九四五年他們一同被拘禁的五年中，先父是最親近了解陳璧君的人。先父描述了他出監獄後，見到陳璧君最後一次的情形：「老人家鬢邊多添了白髮，而神氣不減當年，遇事更為沉着，事實上體質就大不如前了。同囚諸人對她十分敬重。平日讀書寫字，見面時送我一冊手抄的《雙照樓詩詞》。她說，這裏有敬蓮（陳璧君之侍女）照料，不必掛念，快些回到南方，盡一點人子之責吧。自此之後，我們就再沒有見面了。」
在獄中，陳璧君抄寫了多部汪精衛的《雙照樓詩詞》集，並且探索詩詞寫作與研究。她還邀請同囚的詞學家龍榆生編輯《天風集》和《明月集》的詩詞選數集，並鼓勵他在獄中創作了《倚聲學》一書，說明當時的陳璧君並非「瀕臨崩潰」的「瘋婦」。
金雄白並且質疑說：「如果（陳克文）真是為了提供史料，那麼既與汪氏遺屬等仍有親密的交誼，為什麼不問明事實而就率爾操觚，以自陷於謬誤？」提出疑問的不只金氏一人。方君璧（汪精衛親信曾仲鳴之妻）在《掌故》發表文章後，質問陳克文為何有此「不實的事」，但陳克文始終未能作出圓滿的答覆。當金雄白問汪精衛的兒女有關陳璧君在獄中藥癮的事，家屬都一致「肯定地說既無此事，也絕不曾為用五（陳克文的筆名）言之。」金雄白在問先慈這個傳言真實性時，先慈聞言，淒然淚下，而阿姨汪文恂的回答尤令金雄白動容：
為人女，而能有此憂國忘身之賢父，有父如此，深自慶幸。亦是平生最引為自慰者，我無憾焉。
《日記》是否經過編輯？
二○一六年我第一次在香港見到陳方正博士時，他也提到曾參與汪政權的何炳賢（一九○一─一九九九）讀了《掌故》上的文章後，非常惱火，並且與陳克文斷絕了來往。既然知道當事人有那麼強烈的質疑，而陳克文在四十多年前已自認「此等紀錄，有些得自傳聞或彼此尚有矛盾，未必完全可信」，《日記》編者為什麼沒有聯絡汪家後人證明事實？我就此問過陳博士，也沒得到回答。
金雄白又說《日記》「試問是傳聞、是矛盾、是未必完全可信，何以供之世人？且所增何事？所刪者又為何事？刪節尚可；事後一經增添，也就不成為真正的日記了。也可見其動機並非如開言所說：『對於史家撰述，或抗戰掌故者仍有參考價值。』」《日記》是否真的「日記」，還是小說，還是半真實半創作的合體？
另外，《日記》十二月二十一日對汪屺（汪精衛的姪兒）與陳克文對話的描述同樣不可信。
陳克文說汪屺該天約他見面，透露他曾跟隨汪精衛、曾仲鳴等人秘密飛往昆明。據汪屺推測，汪精衛這一次遠行是因共產黨問題與蔣介石意見不合，汪屺自己也並不了解箇中詳情，但叮囑陳克文為此事保密。然而先父在回憶錄《雲煙散憶》中提到，汪精衛去河內前召集了家中上下人等，解釋了自己即將離開重慶的決定和原因，並邀請「大家有話儘管說」。據當時在場的先父引述，汪屺覺得此舉雖然對國家有很大的幫助，但對汪精衛自己及家人會十分不利，勸他重新考慮。汪精衛答覆時，以「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一句話再解釋他「早在參加革命的時候就獻身國家了」的決定。先父再說，經過這一段對話，汪屺和上下人等皆沒話說，並決意追隨汪精衛。
汪屺不僅跟隨到了河內，還以介紹人身份出席了先父先慈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六日在河內僅邀請至親好友的小型婚禮，我有他當時拍的照片。一個月後曾仲鳴遇刺時，先父記載汪屺也在場。以當時的情形和汪屺的身份來看，由重慶頻密往返河內又需保密，在情理上幾乎不可能。因為他一旦出走，潛回重慶就要冒生命危險。況且，他不是一早就覺得脫離重慶會對自身不利嗎？
這是真正的日記？
當我第一次接觸到這冊《日記》並發現其中的謬誤時，我聯絡了陳方正博士並請求他讓我看看《日記》原稿以便校對細節。二○一七年五月他在香港會見了我並出示了部分《日記》手稿。
在我原來的想像中，這些原稿應該是一本日記冊，或許還有鎖鑰等等。可是不然，這些日記是幾冊線裝的「原稿紙」，是一種用於寫作的稿紙。原稿紙張乾淨整齊，沒有捲邊的、折角的，或常見日記的隨意和斷續書寫的特點。
另外，《日記》中出現了方君璧名字的時候，寫法是「曾仲鳴太太十一姑（方君璧）」此字樣，如果與汪氏有「親密」關係，曾仲鳴夫人應該是其非常熟悉的人物。如果這是一篇供自己閱讀備忘的日記，便不須這種寫法，除非作者是為方便以後的讀者而特意加上注釋。
也許這些並不是當時真正的「日記」，而是多年後寫成的文稿。這樣也可以解釋為什麼會出現如此多與事實不符的地方。正如金雄白說，以日記體寫文章可使事情顯得真實可信，是「高明而又巧妙」的寫作技巧。在一九七二與一九七三年間，當在《掌故》上發表了幾篇文章遭到汪氏家人和舊友強烈的反駁與質問後，陳克文可能因此不再繼續發表其日記體的文章，並且將之塵封。陳方正博士說他是在父親過世後，在一個鎖着的抽屜裏發現這些手稿的。
在一封信裏，陳克文曾責問汪精衛為何選擇離開蔣介石，自立政府，這只說明了他對汪氏的理念並不認同，也不理解，這也揭示了汪氏夫婦為什麼沒有將陳歸入核心朋友圈的範疇。汪離開重慶事前很少人知，也沒有通知陳克文，是否因此大為惱怒並且結怨？我不便揣測。
不求為汪平反 只求辨明真偽
作為汪精衛的外孫女，我也慣於世人對我外祖父的標籤、嘲諷、詆毀和無稽之談。所以《日記》中出現詆毀汪氏的內容，我並不覺得很新鮮，不過這部書在重要的學術出版社出版並且在學術圈中引起重視，很多學者研究並引用其中的史料，這是令人擔心的。我不是質疑整部《日記》的真實性，這是專業學者的事情。但弄清楚這究竟是一部加工過的「小說」還是真實的「日記」則是十分必要的。
我感謝陳博士無私地贈我書本和出示手稿，讓我研究《日記》中存在的問題，並且鼓勵我將這些疑問公諸於世。他也表示如果我能指出其中的錯誤，將來《日記》有機會重版時，將會一併刊出。
正如我父母一樣，對於為汪精衛「平反」不是我的追求，我始終為汪氏所留下的精神遺產所自豪。正如我的四姨所說，我為家族感到驕傲的心情不會改變。汪精衛與他的追隨者，包括我的外祖母等，他們認定所做的是為了國家和民族，不計毀譽，早已將身後名置諸腦後。汪精衛的精神乃建基於中國文化與哲學，在其許多論述中，都有闡明。若能透過紛雜的史料去分析，我相信讀者會逐漸明白。事實真相就在那裏，不是任何人能隨意臆造。
既然《日記》中有關我們家庭情況的述是如此真偽難辨，書中其他部分如何，相信嚴肅的歷史學家會有他們的判斷。
（作者何重嘉是汪精衛紀念託管會董事、汪精衛外孫女，梁基永是中山大學古典文獻學博士、廣東歷史人物研究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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