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家長制”作風與建黨初期多人退黨的考察

○散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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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和上海共產主義小組說起

　　１９２０年５月，陳獨秀在上海組織了一個同仁團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隨即，經李大釗介紹南下的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建議陳獨秀醞釀組織中國共產黨。於是，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遂成為不久后成立的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前身，其主要成員大多是當時在上海從事新文化運動和馬克思主義宣傳的進步文化人和知識分子。當時，他們主要活動於“三社二團”（即星期評論社、民國日報社、新青年社、上海工讀互助團、滬濱工讀互助團）之內。

　　以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和“三社二團”為核心，構成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淵源。其中，除了陳獨秀主持的《新青年》外，《星期評論》、《民國日報》的副刊《覺悟》也都是當時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著名報刊。以浙江籍激進民主主義知識分子（有戴季陶、沈玄廬、沈仲九、劉大白、陳望道、施存統、俞秀鬆、丁寶林等）為主的《星期評論》（沈玄廬主編）設在上海法租界附近。據稱，《星期評論》是五四時期全國近４００多種刊物中“較有唯物觀點”、“比較好的”。當時，由邵力子主編的五四時期著名的“四大副刊”之一的《覺悟》，也是致力於宣傳新思潮的一個重要陣地。至於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它的宗旨更是“專以研究馬克思底學說”。上述人員都加入了這一團體。此外，還包括了當時在商務印書館工作的沈雁冰（即茅盾）等。之后成立的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其發起人中除了陳獨秀，還有李漢俊、李達、沈玄廬、陳望道、施存統、俞秀鬆、邵力子、沈雁冰和沈澤民兄弟等。

　　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機關刊物是《共產黨》，主編是李達。中共一大召開后，時任中共中央宣傳主任的李達還和陳獨秀創辦了一所旨在培養婦女干部的平民女校，也由李達任校長，在大約３０人的學生當中，有蔣冰之（丁玲）、王一知（當時施存統的夫人）、王劍虹（當時瞿秋白的夫人）、張琴秋（當時沈澤民的夫人）、傅戎凡、傅一星、王醒銳等，李達夫人王會悟、陳獨秀夫人高君曼則是該校高級班的旁聽生兼初級班教員。

　　此外，原東南高等師范更名為上海大學，由國民黨元老於右任出任校長，不久也成為培養國共兩黨干部的一所學校，並實際由邵力子、鄧中夏、瞿秋白、陳望道等主持校務，而沈雁冰、沈澤民、蔣光慈、侯紹裘等中共黨員也都是該校的教員。

　　集合在“三社二團”、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共產主義小組之中的上述一批進步文化人和知識分子，在中共成立前后，在他們中間發生了急遽的思想和組織分化。其主要標志，則是“二李一陳”（李漢俊、李達、陳望道）的先后退黨。

　　李漢俊：與陳獨秀在建黨原則及經費問題上發生矛盾和分歧而退黨

　　李漢俊是湖北人，此前曾在日本留學，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學成回國后在上海從事寫作和翻譯工作，傳播新文化及馬克思主義。他曾與陳獨秀共同發起和組織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和共產主義小組，並創辦有《勞動界》周刊。此外，他還參與籌建了武漢共產主義小組。李漢俊是中共第三屆中央候補委員，后因與陳獨秀發生意見分歧，脫黨而去。

　　早在中共創立伊始，圍繞討論黨的組織原則，李漢俊就和陳獨秀等產生了嚴重的分歧。１９２１年２月，陳獨秀起草了一份黨的章程，擬採取中央集權制。李漢俊不悅，也起草了一份黨章，主張地方分權，而中央隻是一個有職無權的機關。后來李達回憶說：“陳獨秀看了李漢俊這個草案，大發雷霆，從廣州來信責備我一頓，說上海的黨員反對他，其實我當時並不知道這件事。從此以后，陳獨秀和李漢俊二人之間的裂痕愈來愈深。我覺得黨剛發起就鬧起分裂來，太不像話，隻得調停於二者之間，要大家加強團結。但李漢俊態度堅決，不肯接受調停，並連書記也不做了，《新青年》也停刊不編了，他就把黨的名冊和一些文件移交於我，要我擔任書記，我為了黨的團結，隻好接受了。”

　　可見，當時雙方的分歧，主要是陳獨秀主張要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來建黨，李漢俊等表示反對，李還指責陳獨秀有獨裁的念頭。后來蔡和森在撰寫黨史時寫道：一大時李漢俊沒有被選入中央，因此就消極地回家當教員去了。至中共二大召開時，“召集漢俊，他未到，隻寫一封意見書，內容是反對集權制、鐵的紀律”。

　　陳獨秀和李漢俊的分歧，還有一條導火索。據李達后來的《中國共產黨的發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會經過的回憶》記述：中共建黨初期，“當時黨的工作經費，每月僅需大洋二百元，大家卻無力負擔，因為當時在上海的黨員大都沒有職業、不能掙錢，搞工人運動沒有錢不成。新青年社在法租界大馬路開了一家‘新青年書社’，生意很好。李漢俊向陳獨秀寫信提議由‘新青年書社’按月支二百元做黨的經費，陳獨秀沒有答應。還有陳獨秀臨去廣州時，曾對李漢俊約定，《新青年》每編出一期，即付編輯費一百元，后來李漢俊未能按月編出，該社即不給編輯費。因此，李漢俊認定陳獨秀私有欲太重，大不滿意。這是他們兩人之間的沖突的起源。這時候黨的經費是由在上海的黨員賣文章維持的，往后因為經費困難，《共產黨》月刊出至第二期就中止了”。

　　這又涉及經費的使用和派發問題。毋庸置疑，政黨的活動是需要經費的。而當年中共的成立及其早期的活動都與鄰國蘇俄和共產國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這不僅表現在對方幫助了中共建黨，而且還有經費和資金的支持。根據有關資料，中共從創建到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其經費的９０％來源於蘇俄的幫助。陳獨秀也曾在中共三大上說：“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從共產國際領來的。”不過，在中共創建之初，由於活動的限制，這筆經費是相當有限的。也就是說，到了１９２２年以后，即隨著工農運動的展開，經費來源才逐漸有了著落。因此，在陳獨秀和李漢俊等人中間發生經費之爭，也就不難理解了。

　　這裡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盡管當時外援是至關重要的，但當時中共總書記陳獨秀卻非常注意自己的獨立，他不想由於中國革命需要外援而被敵對者誣蔑是“盧布黨”。當然，事實上也因為要接受援助，就得隻好受其左右，想獨立也獨立不起來。陳獨秀為此曾與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大吵過。陳獨秀還曾說：“每月隻拿他們２０００多元，事事要受支配，令人難受。中國一國也可以革命，何必一定要與國際發生關系？”這在后來就被視為是搞“獨立性”了。因此，后來陳獨秀被開除出黨，除了是因中國革命的失敗為斯大林和共產國際“背黑鍋”，這也不失為其中一個原因。所以，陳獨秀堅決主張不要別人的錢，他說拿人家錢就要跟人家走，我們一定要獨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制於人。當然，這隻能是一句空話。李漢俊等人因此說陳獨秀大搞所謂“家長制”，說“陳獨秀是家長作風”。“當時是有一點，但以后就不行了，主要是聽第三國際的，他想當家長也不行了。”

　　以上是李漢俊因與陳獨秀在建黨原則及經費問題上發生矛盾和分歧而最終退黨的背景。顯然，陳獨秀的責任並不突出。

　　李達：自己總結認為小資產階級意識過於濃重，以致思想與實踐脫節——這是當年離開黨組織的總的原因

　　李達是湖南人，曾參與發起成立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共產主義小組，並一度擔任代書記。李達曾主編《共產黨》月刊，並參加《新青年》的編輯。在中共一大上，他當選為中央局宣傳主任，后又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委員，並參與創辦中共第一個出版機構——人民出版社。后來也是因與陳獨秀發生矛盾而退黨的。

　　關於李達的曾經退黨，后來他在寫回憶時特別強調是因為陳獨秀的“家長制”作風所致。如在《中國共產黨的發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會經過的回憶》一文中，李達回憶說：“陳獨秀也是官僚地主家庭出身，在當時雖相信馬克思主義，卻完全帶著惡霸作風，領袖欲極強。每逢同志們和他辯論的時候，他動輒拍桌子，摔茶碗，發作起來。記得當時派赴鄭州做鐵路工人運動的李震瀛寄來了一個詳細報告，他看了最初幾行，就大發牛性，接連摔破了兩個茶碗。我勸他把報告看完了再說，他才勉強看下去，看完之后才覺得適才的動作是過火了，他就是這麼樣的人。”在另一篇《中國共產黨成立時期的思想斗爭情況》中，李達又說：“陳獨秀是個資產階級左派，他不研究馬列主義，隻是文筆好，文章寫得流利，又懂得很多古文，所以一些老古董很怕他，胡適也推崇他，青年人很崇拜他。他的威望很高，黨內叫他老頭子，中國的列寧。他的領袖欲很強，惡霸作風，動輒拍桌子罵人。那時候我搞宣傳工作，下邊的文件都集中到我這裡。我自己租了一間房，陳獨秀不跟我一起住，他的住處根本不許我們去，他弄了個女人在那裡。有一次，他到我那裡去，看到一個同志來信談工作困難問題，一看就大罵，一下子把個茶碗拿起摔碎，等信看完了又冷靜下來。當時我說：‘你這個家伙要有了權，一定先殺了人以后，再認錯。’”

　　李達夫人王會悟也有類似內容的回憶，那是她從李達口中得知的：“陳獨秀家長作風嚴重，常拍桌子罵人，對各省支部來信所提的建議很少採納。如兩人為了國共合作的問題，李達主張實行‘黨外合作’，‘為了這問題，陳獨秀和李達爭吵起來，陳大發雷霆，摔茶碗，拍桌子，罵李達說：‘你違反黨的主張，我有權開除你！’李達也倔強地說：‘為保住無產者的革命政黨，被開除不要緊，原則性決不讓步，我也並不重視你這個草莽英雄！’從此李達就不和中央往來了，他也未參加不久召開的第三次代表大會。”王會悟還稱：陳獨秀的“家長作風”發展到極點時，“獨斷專行竟演變到有意避開不見第三國際的人”，而“這時李達已不能忍受陳獨秀的惡劣作風，曾多次對我說：‘這草莽英雄怎可領導中國革命的大事業？’”

　　以上作為親歷者的回憶，由於是當事人的親身見聞和經歷，讀者一般會認為可信度較高，所以李達夫婦的回憶文章在后來頗有影響。不過，李達這裡過於強調甚至是夸大了陳獨秀的個性色彩（如“惡霸作風”等），又把陳獨秀“家長制”的問題人為提前到中共建黨初期，而且又將之與其家庭出身聯系起來（所謂“階級根源”），並且稱其隻是一位“資產階級左派”，不能不說有失實和牽強的痕跡。又如王會悟的回憶，稱李達和陳獨秀為了第一次國共合作是否可以採取“黨外合作”的方式而發生爭吵，事實上當時陳獨秀也堅持不應為了與國民黨合作而混淆中共的獨立面目（他在“西湖會議”上的主張）。后來到了中共三大，中共最終接受了共產國際和蘇俄的建議，並在由陳獨秀起草的《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案》中規定：中共須與國民黨合作，共產黨應加入國民黨。會議的記錄顯示，這一決議是以２１票贊成、１６票反對、３票棄權而通過的，盡管當時會議上有種種爭論，甚至是“吵吵嚷嚷”，這卻充分體現了當時黨內民主的氣氛。至於后來傳統黨史稱陳獨秀實行了所謂“右傾投降主義”，揆諸史實，卻是當時的共產國際及其駐華代表、俄共（布）中央及其來華顧問的決策所致，陳獨秀自己倒是始終與共產國際、蘇俄的“瞎指揮”一直有著不同意見和看法的。

　　顯然，上述李達等人的回憶，則有著比較明顯的來自后來已有定論因素的痕跡，也就難稱是確鑿之論了。

　　此外，相對於陳獨秀的性格，李達也是一個個性極強的人，他既有學者秉性直率的氣質，也有湖南人身上常見的傲勁，所以，當他憤慨於陳獨秀的脾氣時，他自己也缺乏克制的定力。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李達在重新入黨時曾在自傳中檢查了自己當年“脫離組織的動機”。他說：原因之一“是不滿意於陳獨秀的魯莽暴烈的草寇式作風”，以及認為陳獨秀對於馬克思主義並無研究，即陳在黨的二大前發表的文章“隻是當時一個新聞記者的水平”。如在與張東蓀的論戰中，陳反駁張東蓀目前中國隻能發展資本主義，即中國的發展首先要有資本，陳說：“我們反對的是資本家，不是反對資本。”李達認為：“說這樣話的人配做共產黨的領袖嗎？”此外，李達還檢討自己當年退黨的原因，有“不願意參加示威行列”、“不願意做國民黨員”、“要專心於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不願分心於他務”、“自己當時患有肺病”、“小資產階級的生活負擔頗重”、“在主觀上，自以為專做理論的研究與傳播，即算是對黨的貢獻，在黨與否，仍是一樣”等。最后，李達自己也總結認為：“小資產階級意識過於濃重，以致思想與實踐脫節——這是當年離開黨組織的總的原因。”這一結論是切中肯綮的。

　　陳望道：對黨的工作缺乏信心

　　陳望道是浙江人，此前也曾留學日本，學成回國后在浙江第一師范學校任教，后又返回故鄉翻譯《共產黨宣言》。１９２０年５月，他前往上海，任《新青年》編輯，又與陳獨秀、李漢俊、李達等醞釀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中共成立后，他出任中共上海地方委員會書記，后因與陳獨秀發生矛盾而退黨。此后，他在復旦大學任教，是著名的語言學家和教育家。１９４９年后，陳望道歷任全國人大常委、全國政協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等職。

　　陳望道最為世人稱道的，是他早在１９１９年便翻譯了《共產黨宣言》，並於翌年將之交由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印行，影響頗廣。但這樣一位在中共正式成立之前即投身於中國馬克思主義運動的元老，卻沒有參加不久后召開的中共一大，可以說是與“開天辟地”失之交臂了。據后來許多相關的文章所說，那是陳望道“由於對陳獨秀家長制領導作風不滿，以及憤於陳獨秀根據不確鑿的事實作出有損於其名譽的行為，故而脫離了黨組織”。中共成立后，盡管他還擔任過中共上海地委書記，但不久后又提出了辭呈。１９２３年，中共上海地委兼區執委召開大會，毛澤東代表中央與會並負責指導，當時曾建議對欲退黨的陳望道、邵力子、沈玄廬三人加以勸阻，“以緩和的態度對待之”，並建議將之編入小組活動。當時邵力子、沈玄廬、陳望道之所以要退黨，據說也都是因不滿陳獨秀的“家長制”作風。事后，沈雁冰奉命去做這三個人的工作，勸他們不要退黨。結果除了邵力子之外，陳望道、沈玄廬都沒有能被勸過來。沈雁冰后來還憶及陳望道當時對他講了這樣一番話：“你和我多年交情，你知道我的為人，我既是反對陳獨秀的家長作風而要退黨，現在陳獨秀的家長作風依然如故，我如何又取消退黨呢？我信仰共產主義終身不變，願為共產主義事業貢獻我的力量。我在黨外為黨效勞也許比黨內更方便。”

　　如果說陳獨秀的脾氣不好，而陳望道當時也有一個綽號叫“紅頭火柴”，也是一個有著暴烈脾氣的人。人們認為陳望道“在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中，因不願受陳獨秀的家長式統治和背后的造謠誣蔑，終於與他鬧翻，拂袖而去”。這所謂“拂袖而去”，正是指陳望道在中共召開三大之際，因脾氣發作而終於正式地脫離了中國共產黨。對陳望道的“拂袖而去”，周維強在《太白之風——陳望道傳》一書中說：“在共產主義小組成員籌備黨的一大時，陳獨秀和李漢俊為審批組織活動經費一事，發生了爭執。當時必須經過書記陳獨秀的簽字，才可領取黨內活動經費。但陳獨秀並不知道組織中還有多少經費可用，不清楚經費的收支情況，他隻管簽字。於是常發生領取人拿了陳獨秀批的條子，而李漢俊這兒已無錢可支的事。李漢俊意見很大，讓陳獨秀不要亂批條子。陳獨秀為此大發脾氣，說李漢俊要奪他的權。《李達自傳》裡說‘李漢俊寫信給陳獨秀，要他囑咐新青年社墊點經費出來，他復信沒有答應，因此，李漢俊和陳獨秀鬧起意見來’。這事涉及陳望道。陳獨秀寫信散發說李漢俊和陳望道要奪他的權，想當書記。那時留學日本的施存統接到陳獨秀的信后，很生氣，給李漢俊寫了一封信，措詞嚴厲地批評李漢俊、陳望道他們，說中國共產黨尚未正式成立，你們就先在那兒爭奪起書記來了。施存統是陳望道在浙江一師的學生，受陳望道的影響，參與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籌建，后受陳獨秀委派留學日本，在東京負責創建了共產主義小組。陳望道看了施存統的信，大怒，他堅決要求陳獨秀出來澄清事實，並作公開道歉。但陳獨秀一向‘大家長’做慣了，不肯道歉。陳望道一氣之下就提出了脫離組織的要求，這樣，他就沒有能夠參加中共一大的會議——雖然此前他已被推選為上海地區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中共一大召開之后，１９２１年１１月間，遵照中國共產黨中央局的指示，上海成立了中共上海地方委員會，陳望道為第一任書記。但到１９２２年５月，陳望道就正式提出了辭呈。陳望道要退黨的原因，一是陳獨秀在黨內的家長制領導作風，一是組織內一些年輕黨員不明真相而向陳望道表示了偏激的指責，與陳望道產生對立情緒。當時要求退黨的還有邵力子、沈玄廬等人。”

　　這裡，關於陳望道的退黨，其原因一是陳獨秀的“家長制領導作風”，一是所謂“不明真相”者如施存統對他的“偏激指責”，卻一點也沒有從陳望道自身尋找一下原因。

　　陳望道的浙江同鄉、也是中共元老的徐梅坤（曾任中共上海地方委員會書記兼中共江浙區委書記，后為國務院參事）曾在《九旬憶舊》中回憶說：“我第一次參加黨的會議時，上海地方委員會的書記是陳望道，到會的還有陳獨秀、沈雁冰、楊明齋、李達等七八個人。會開得很簡單，首先由陳獨秀向大家介紹了我的斗爭經歷，接著大家談了黨的性質和目的，最后我向大家表示：堅決跟著黨干革命，永不變心。第二次開會時，又有張國燾、李啟漢參加。記得在會議上我曾提出：‘每一個黨員要有具體的工作活動，並把每次活動情況，在會上作簡要報告。不然，黨是很難有進展的。’這個意見被大家接受了，多數人主張黨要積極開展活動，多發展工人入黨，否則，黨就沒有存在的必要。會上隻有陳望道反對這個意見，他聽了很不高興。陳望道是個知識分子，很有學問，翻譯過《共產黨宣言》，但他偏重於搞宣傳教育，而忽視開展實際活動。我們准備在平民女校買些舊機器，織襪子，他也不贊成。后來他對黨的工作缺乏信心，變得非常消沉，甚至連黨的會議都不參加了。所以，上海黨的組織曾一度陷於半癱瘓狀態。為了勸他出來繼續抓工作，我幾次到陳望道家裡找他談。可是，他說什麼也不干。他的愛人吳庶吾也是早期共產黨員，當時和陳望道持同樣的態度。為了這件事，我曾找陳獨秀談過兩三次，我說：上海工作沒人抓不行。陳獨秀說：先找張太雷商量一下。大約在黨的二大前不久，陳望道辭去了黨的書記職務，上海黨的工作暫由張太雷負責。”

　　顯然，徐梅坤的回憶對陳望道何以最終退黨，有了更加接近於“現場”的揭示和分析。當年曾與陳望道等有過親密接觸的自由主義報人、浙江同鄉曹聚仁回憶說：陳望道這個人，處事持重，但優柔寡斷，“還脫不了羅亭型的性格，這正是我們不敢和現實政治太接近的主要原因”。他分析說：當年他們“都是屬於‘口的巨人，手的侏儒’羅亭型的人，有戰斗的氣氛而缺乏戰斗勇氣的人”。具體到陳望道，雖說是“參加了漁陽裡的社會主義研究會，翻譯了《共產黨宣言》，和瞿秋白、陳獨秀諸先生往還甚密，而且擔任了上海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結果依然不是共產黨的革命戰士”。曹聚仁認為：所有這些，“在我們看來，這是一種沒有實踐決心的半知識分子”，也即他們是時代和革命急遽轉型時期一些具有“羅亭型”性格的中國進步知識分子，他們在時代和革命急遽轉型的初期，在思想啟蒙運動中發揮過重要的作用，但是當時代和革命轉至政治運動的具體操作時，卻往往身不由己地退了出來。

　　曹聚仁的現身說法和分析，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對中共早期一些知識分子黨員退黨現象的分析

　　在中國資產階級激進的民主運動通往馬克思主義的實踐運動中，由於斗爭對象的相同，它的同盟者是非常廣泛的，但最終，卻因為思想信仰和斗爭方法的分歧而趨於分化。這在中共正式成立之前的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中就看得非常清楚。這也正如蔡和森在《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中所說：“黨內大的傾向的不同，不是開始就有很大的傾向，而是由小的不清楚、不明顯的漸漸地擴大了的。”

　　五四運動后，中國“知識分子的政治運動可以大體上分為三派：民主主義運動﹔基爾特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運動”。這裡的所謂“知識分子”，就是指中國資產階級激進民主主義的知識分子。在中共創建之前，其中一些人，“他們以馬克思主義來反對舊禮教、舊制度、舊思想，作為攻擊舊文化和提倡新文化的工具，是有相當意義的”。與此同時，當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成為中國思想界的主流時，許多人會不由自主地被思潮卷入，甚至參加進有這種色彩的組織中來。而由於當時中國的特殊國情和條件，與之對應的，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無產階級革命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等，在某種程度上還不是可以鮮明地劃分出來的，即它們有著邊界模糊或交叉的特點。於是，這些參加者中的一些人，在思想和行為上就表現得非常曖昧。特別是在中共創建之初，由於勢單力薄，必須要有廣大的同盟者。既然當時還看不上孫中山的國民黨，那麼，能夠成為同盟者的，就是在思想上有共同點的無政府主義、“合法的馬克思主義派”（所謂“李漢俊主義”）乃至“戴季陶主義”了。這正如蔡和森在《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中所回憶的：“我們開始工作時，在上海、廣東、北京，不與無政府主義者合作是不行的。”在五四運動之后，“其時又以國內思潮洶涌，倡無政府者最多，反對孔孟及舊禮教者亦甚多，反對軍閥者亦極努力，故由獨秀與季陶等決定約集施存統、沈玄廬、陳望道、李漢俊、金家鳳、袁振英、俞秀鬆、葉天底等各個社會主義者，在戴宅密商組織辦法”。但隨后，即中共成立前后，圍繞“階級斗爭”、“集權制”、“無產階級專政”等，雙方的分歧漸大，如沈仲九，“即以主義根本不同，不能合作，而不爭斗地消極退出去了”。此外，在論戰中更實行了雙方公開的破裂，其中一些“先進分子都被馬克思主義化了，而成為我們的同志”。

　　不同於共產黨人的階級自覺，那些同盟者或同路者，當時，“他們把無產階級看作是很無知的、貧窮而又軟弱的階級，因而可以利用他們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這種思想意識上的隔閡，再加上中國工人運動客觀上已經“走到政治斗爭必須有政黨的領導”的階段，於是，“暫時的同盟者”就會被急遽演進的時代大潮所拋出。這又如蔡和森在總結建黨經驗時所分析的：原來作為合作者的無政府主義者，在與共產黨宗旨的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專政、集權制等方面的齟齬加深，這在北京、廣州的小組中反映得很清楚。但“在上海無政府主義者的勢力較弱”，隻有沈仲九、劉大白等人，他們也就沒有被小組所接納。顯然，中共成立之后，作為一個政黨，它必須要有自己的黨綱以及黨員的責任和義務等的約束，何況中國共產黨還是中國工人階級先鋒隊的組織，並且直接在共產國際指導下開展活動。由於歷史的條件，中國共產黨的創立是一些激進的民主主義知識分子最先活動和組織起來的，因此，在中共創立之后，隨之必然會發生分化，同時也會更加向無產階級政黨的方向發展下去。如邵力子的回憶：建黨之后不久，“我們一面覺得隻做宣傳、研究工作是不夠的，有學習布爾什維克黨的作風，建立嚴密的組織的必要，同時也看到時機已經成熟，青年中接受馬克思主義思想的人也不少，應該組織起來”。這樣一來，當時各地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即共產主義小組）中就有了分歧，既有贊成者，也有反對者，有的雖“贊成成立有嚴密組織的團體，但自己不能積極參加組織生活”，這比如陳望道。又如上述星期評論社的“二沈”。其中，沈仲九是“思想接近社會主義”，又有無政府主義思想，更“不願過嚴密的組織生活”，加上愛情受挫，於是消沉下去﹔沈玄廬也是無政府主義者，但據陳望道、邵力子等人的回憶，他是僅有“傾向”而“並不相信”的，再加上此公又有“個人英雄主義”，“不大接受領導”，即“個人英雄主義較強，不大接受領導（在國民黨時也不大接受孫中山先生的領導），沒有參加”。也就是說他難以認同中共的政治主張，也就不可能被黨組織所接納了。

　　至於當時所謂的“合法的馬克思主義派”，如戴季陶、李漢俊等，公正地說，“他們以馬克思主義來反對舊禮教、舊制度、舊思想，作為攻擊舊文化和提倡新文化的工具，是有相當意義的”。比如戴季陶，“他一面介紹了許多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一面也讀過了許多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可是他對馬克思主義真正的了解，對階級斗爭與無產階級專政，終是懷疑的”，於是最后便離開了共產主義小組。對此戴季陶說是“有不方便處”，其實是指他一直覺得對不起孫中山，“從道德、心裡都過不去”，同時又反對國共兩黨實行“黨內合作”，進而遂成為“戴季陶主義”。

　　獨立思想的品性、“宗派主義”也是一些人的退黨原因

　　對中共早期一些知識分子黨員發生退黨的現象，后來沈雁冰曾反思和自白道：“我對大革命失敗后的形勢感到迷惘，我需要時間思考、觀察和分析。自從離開家庭進入社會以來，我逐漸養成了這樣一種習慣，遇事好尋根究底，好獨立思考，不願意隨聲附和。這種習慣，其實在我那一輩人中間也是很平常的，它的好處，大家都明白，我也不多講了﹔但是這個習慣在我的身上也有副作用，這就是當形勢突變時，我往往要停下來思考，而不像有些人那樣緊緊跟上。１９２７年大革命的失敗，使我痛心，也使我悲觀，它迫使我停下來思索：革命究竟往何處去？共產主義的理論我深信不疑，蘇聯的榜樣也無可非議，但是中國革命的道路該怎樣走？在以前我自以為已經清楚了，然而，在１９２７年的夏季，我發現自己並沒有弄清楚！在大革命中我看到了敵人的種種表演——從偽裝極左面貌到對革命人民的血腥屠殺﹔也看到了自己陣營內的形形色色——右的從動搖、妥協到逃跑，左的從幼稚、狂熱到盲動。在革命的核心我看到和聽到的是無休止的爭論，以及國際代表的權威——我既欽佩他們對馬列主義理論的熟悉，一開口就滔滔不絕，也懷疑他們對中國這樣復雜的社會真能了如指掌。我震驚於聲勢浩大的兩湖農民運動竟如此輕易地被白色恐怖所摧毀，也為南昌暴動的迅速失敗而失望。在經歷了如此激蕩的生活之后，我需要停下來獨自思考一番。”

　　可見，“獨自思考”即獨立思想的品性，也是當年一些知識分子黨員選擇退黨的一個原因。其實，一旦五四新文化運動進入實際的政治操作，文人習氣的知識分子勢必會與實際的現實政治發生隔膜，如李漢俊就反對“專門”做工人運動。他認為“我們應辦學校，看書籍，宣傳學生，而不應作組織工作”，並視學生（即知識分子）是“黨的基本勢力”，進而反對單純的“政治運動和宣傳”，更“反對有政治機關報”、“反對中央集權制”、“反對領薪水”等。李漢俊、陳望道等當年“都反對黨的宣傳和傳單，他們對於這種工作是很害怕的、不高興的，而且認為能夠損害他們地位的”，他們習慣堅守在傳統的“文人論政”的范圍之內。當然，這其中也不乏他們的民主主義立場和他們對任何形式的獨斷專制的警惕，如他們“反對黨的宣傳和傳單”（認為這樣會容易暴露自己並不強大的勢力），“漠視”思想啟蒙刊物成為“政治機關報”，尤其是對從蘇俄帶進來的黨的集權制的反感，預感到政治運作的中央集權會導致“個人專制”，並可能會“使一二野心家利用作惡”。於是，一旦他們發現了這種苗頭，他們就會本能地掉頭離去。

　　這不僅在上海，在其他地區也是同樣存在著的。如北京共產主義小組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著這些現象。朱務善回憶說：“在我們黨初組織的時候，在我們黨員中不少的常常表現出很幼稚的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和行動，那時我們很少懂得黨的紀律，一切偏重於感情。我記得鄧中夏和幾位同志在工作上發生不同的意見，因此就引起對鄧中夏同志個人的不滿，他很生氣、消極，並且要求退黨，他說：‘我不對，ＤＩＳＭＩＳＳＭＥ（即開除我）。’”當時對張申府、劉清揚、劉仁靜等，趙世炎等對他們表現出來的“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和浪漫生活深為不滿”，“他常常強調地對我說：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參加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在某種條件下他是積極的，但遇著艱苦困難，則有不少的人首先動搖不定，甚而至於脫黨叛黨”。

　　張國燾曾在《我的回憶》中憶及張申府：“他是研究羅素哲學的，對馬克思學說也曾公開表示贊成。”后來張申府赴歐洲留學，李大釗等曾計劃讓他在歐洲的中國留學生中開展活動，“可是學者氣味很重的張申府並不是勇於實行的人，他到達英國即放棄了他那發起人的責任，后來連黨員的名義也因此消失了”。

　　廖煥星也回憶說：張申府是因為“個人宗派主義”而受到旅歐中共黨組織處分的。

　　至於說到“宗派主義”，這也是一些知識分子黨員退黨的一個原因。由於中國異常復雜的國情，資本主義因素和城鄉中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大量存在，使得中共成立之后隊伍中的非無產階級意識非常容易傳播，並且影響到黨的生活中來，如宗派主義等，就曾在黨的歷史上造成過相當大的危害。據包惠僧的回憶：就在中共一大召開之際，由於“南陳北李”（陳獨秀、李大釗）都沒有與會，以張國燾為首的北京代表（由北京大學學生所組成）不久即形成了“以北大同學為基礎”的“一個黨內的小組織”，其成員還有羅章龍、高君宇、劉仁靜、鄧中夏等。“這個組織在北京、上海發展得很快，武漢也很厲害”，其中關鍵人物是張國燾，他“作風不正”，“專橫跋扈”。於是，一些知識分子黨員的退黨也與此有關，如“當時李漢俊、李達被開除黨籍，我被排擠，多半是小組織的作用”。而李漢俊、李達、包惠僧，顯然都是有湖北人背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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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