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敌当前被枪决，王公度百思不解，死后多年李宗仁回应：一桩冤案
一
1937年，抗战爆发。
蒋介石和广西的桂军握手言和，至此，“蒋桂”结束了将近十年的公开对抗，正式携手“共赴国难”。
8月4日，桂系的第二号人物白崇禧应蒋介石之邀，赴南京就任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
不久，桂系的领头老大——李宗仁被南京政府任命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接受任命后，马上在广西进行了全省军民抗日总动员。
9月14日，就在广西军民上下热火朝天备战之际，李宗仁下达了一道秘密处决令，将心腹爱将王公度及其他5人执行枪决。
身为主掌生死大权的一方统帅，下令处决几名手下，原本也不值得大惊小怪。
但是这位王公度，可不是一般人，他是桂系里曾权倾一时的“红人”， 深得李宗仁宠信，地位仅次于广西省主席黄旭初。他一手创立了桂系的第一个秘密特工组织“革命同志会”。
李宗仁的机要秘书兼高级助手程思远后来说，桂系在中原大战中战败后，“李、白局促南宁一隅，何其险也！幸赖有这个秘密组织（革命同志会）才能渡过难关”。
由此可以看出，“革命同志会”对桂系，对李宗仁何等举足轻重！
图 | 王公度
按说王公度作为“革命同志会”的创始人之一，为桂系立下汗马功劳，李宗仁应该对他青睐有加才是，并且适逢全国抗日，正是需要用人之际，又怎么会杀掉忠臣良将呢？
素以忠厚著称的李宗仁在回忆录里，曾提到当年刚从六万大山兴兵起家时，曾在玉林处决过一名士兵。这名士兵是他的小同乡，被怀疑偷盗百姓衣物，为了严肃军纪，李宗仁下令将其枪毙。
事后李宗仁觉得这个同乡罪不至死，甚为愧疚，多年以来一直耿耿于怀。
对于一名普通士兵的死亡，李宗仁尚且久久不能释怀，那么对于曾位列桂系第四号人物——王公度的死呢，李宗仁又是如何看的呢？
遗憾的是，王公度之死，李宗仁在回忆录里只字未提。
1966年，已归国的李宗仁和程思远及刘仲容（打入桂系的地下党员）在北戴河避暑时，刘仲容曾问李宗仁：“当年德公为什么要杀王公度？”
李宗仁沉默不语。
虽然，李宗仁刻意不提，但对于王公度的死，当年可是在广西闹得满城风雨，人心惶惶。
那么李宗仁为何要对亲信王公度痛下杀手呢？
王公度，广西永福人，曾在广西法专读书。他和李宗仁的三弟李宗义过从慎密，因此结识李宗仁。
1926年，两广统一后，为了培养人才，李宗仁资助王公度与其弟弟李宗义一起去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深造。
王公度在苏联留学期间，对苏联的克格勃组织非常感兴趣，还对此进行了专门的研究。这为他以后回到广西建立秘密特工组织埋下了伏笔。
1929年，王公度学成归国回到广西，被任命为李宗仁的机要秘书，此时恰逢蒋桂反目，广西时局动荡。
1930年，桂系的二号人物黄绍竑离桂投蒋，人心动荡，外部蒋介石的大军又虎视眈眈，顿时内忧外患一起袭来。
桂系面临崩盘的风险。
李宗仁和白崇禧痛定思痛，开始反思桂系失败的原因。
图 | 李宗仁、白崇禧
足智多谋的王公度就向李、白提出，桂军在北伐中骁勇善战，从镇南关打到山海关，为何在与蒋介石交战中一触击败，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桂系没有自己的情报组织，但蒋介石却有自己的一套特务系统。
蒋介石就是利用特务组织打入桂系内部，利诱、收买桂系军官，从内部就先瓦解了桂系。因此要想避免重蹈覆辙，广西必须建立一套自己的情报组织。
王公度的提议正好说到了李、白的心坎里。
于是，经过一番筹备，桂系的第一个秘密政治组织——“护党救国青年军团”应运而生，后来，虽名字几经变迁，先后改为“三民主义革命同志会”、“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但王公度始终都是该组织的实权人物。
他不仅是“革命同志会”的组织训练委员主任，还身兼第四集团军（广西与蒋介石对持时，桂军恢复北伐时期的部队番号）总政训处处长、广西省政府委员、广西党政研究所训育主任、广西童军训练所教育长等职，可谓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位高权重，显赫一时。
从这也可以看出，李宗仁和白崇禧对他何等信任!
“革命同志会”的主要目标有两条，第一，就是视蒋介石为头号敌人；第二，树立李宗仁和白崇禧在桂系的绝对领袖地位，所有人都要效忠李、白。
围绕这两个目标，王公度将他的情报工作分对外和对内两个方面进行。
他在上海，香港等地设立情报机构，刺探南京政府的军政情报，培养了一批精明强干的特工，挫败了蒋介石对桂系的一次又一次颠覆阴谋。
王公度确实厉害，蒋介石的特务组织蓝衣社，都被他渗透了，蓝衣社组织的文件、名单之类，广西这边很快就知道了。
而在广西内部，王公度则仿效苏联克格勃组织经验，在“革命同志会”外围发展读书会，同乡会等，发展培养会员骨干。
待时机成熟，他就把这些会员派到广西全省的党政军机关和部队里，建立秘密网络，对党政军长官实行监控。这些秘密组织全部直接对王公度负责，听从他的指挥。
王公度把这些搜集来的情报直接上报给李、白，因此深得李、白欢心。
不仅如此，王公度在担任“革命同志会”的组工委员会主任时，还主管全省军政干部的培养和任命考核，可谓权力之大，仅次于李、白。
他很注重培养干部的对李、白的“向心力”，建议李、白定期举行军政会议，联络感情，有针对性地与干部进行单独谈话。
此外，王公度还注重发动舆论战，他重用一批留苏归来的学生，推荐他们到政治机关和文化团体工作，并且还鼓励他们在报纸上大量发表“建设广西，复兴中国”之类的宣传文章，为李宗仁和白崇禧装点门面，扩大桂系的影响力。
当时人称“广西是李、白的天下，王公度的党了”。
但是，走上人生巅峰的王公度，却不知危险已向自己袭来。
图 | 新桂系将领
二
1933年，一天，白崇禧突然对程思远说：“王公度主管单位太多，他精神兼顾不过来。你去对他说，他今后只能做军校政治工作，将总部政训处处长一职让给潘宜之担任。”
潘宜之是白崇禧的保定军校同学，北伐时担任东路军秘书长，武汉市长。
等到程思远把此意见转达给王公度时，王公度却不同意：“我亲自去见白老总”。
第二天，王公度对程思远说，白老总已同意他继续担任总政训处处长。显然，王公度没有自知之明，不知进退。这为他以后的悲剧命运埋下了祸根。
虽然，他不想大权旁落，但是，一切已经不由他掌控了。
从1934年开始，根据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安排，王公度的一些职位陆续由他人担任，到了1935年，迫于李、白的压力，他终于辞去恋恋不舍的政训处处长一职，由潘宜之接任。辞职后，他又不愿意配合潘宜之做交接工作，说是要领袖发话才行。为此，招致潘宜之的忌恨。
然后到了1936年，他就剩下“革命同志会”组训主任和军校政训主任两个职位。
很明显，李、白对他的信任已发生动摇，王公度已渐渐失势了。
那么，王公度为什么会失宠呢？
王公度刚回国时，只是李宗仁的一个机要秘书，他能平步青云，全赖于他建立的特工组织。
特工组织使他建功立勋，获得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宠信，但也使他树敌太多。
因为，王公度的秘密情报网络深入党政军各个角落，触犯了多方的利益。没有谁会愿意自己的身边随时有双眼睛在盯着。
桂系有人曾评价说，王公度“开罪军人是他被杀的远因”。
桂军的军长廖磊、夏威尤其恨王公度入骨。有几次，王公度把廖磊、夏威部队的一些问题反映给白崇禧，使这两位军长被白崇禧批评，极为难堪。
而廖磊和夏威这些都是跟随李宗仁和白崇禧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立下赫赫战功的军人。他们又怎么会把这个文弱书生放在眼里？
还有现任的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在原广西省主席黄绍竑离桂后，他则成为广西仅次于李、白之后的第三号人物。但是随着王公度的到来，使他地位受到了挑战。
图 | 广西主席黄旭初
彼时，《广西日报》刊发关于桂系高层领导的一些行踪动态，关于王公度的标题报道，经常是排在李、白之后，黄旭初之前。
不仅如此，在“革命同志会”创立之初，为了消除黄绍竑脱离桂系造成的负面影响，李、白授意王公度要把黄绍竑的人排除在外。王公度在排查黄绍竑的人时，也和黄旭初结下私仇。
如此种种，都使黄旭初欲除掉这个绊脚石。
还有桂系的总参谋长李品仙也是和王公度水火不容，王公度有事直接报告李、白，根本不通过他这个总参谋长，无形之中把李品仙架空。
于是，这些对王公度不满的人就时常在李、白二人面前说王公度的坏话。
“王公度心胸狭隘，阻碍接纳各方人士”，“王公度兼职过多，工作搞不好”，“王公度搞秘密小组，别有用心……”
三人成虎，众口铄金。
另外，白崇禧的心腹张定璠推荐6个人到广西做宣传工作。白崇禧就把这6个人交给王公度调遣任用。但是王公度一直没有予以安置，使这6个人长期赋闲居住在中国饭店。这也难免使白崇禧对王公度有想法。
最终，白崇禧也心思动摇了。他曾经说过“公度太狭隘了”之类的话。
那时，李宗仁为了稳定广东陈济棠的反蒋立场，长期带家眷在广州居住，负责桂系的对外联络，而广西内务主要由白崇禧负责。
所以，这才有白崇禧要王公度减少一些工作职位的提议。
图 | 白崇禧
三
王公度虽然权力被消减，但工作热情不减。
1937年5月至7月间，周恩来派张云逸到广西联络李、白商讨抗日民族统一阵线。张云逸和广西的联系是通过桂系负责对外联络的刘仲容建立的。
刘仲容和王公度是留苏同学。因此刘仲容和李、白的联络都是通过王公度来进行的。
王公度对共产党和桂系的联络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忱，张云逸到广西访问时，沿途的接待和安全保卫工作都是由王公度亲自安排负责的。
张云逸到梧州访问前，为了确保中共代表团的安全万无一失，王公度特地让在南宁军校做教官的留苏同学李一尘，到梧州担任公安局长的工作。
王公度在和中共联络过程中，受到共产党抗日思想的影响，逐渐形成了他联共抗日的思想主张。这也使他与桂系内部顽固派产生了激烈冲突。
以潘宜之和黄旭初为首的反对派攻击王公度“前方争取地位，后方联络中共”，认为他的“左倾思想是危及桂系内部团结的歧见，会动摇干部对李、白的忠诚”。
所有这些针对王公度的不满叠加起来，最终聚焦成一支利箭，射向他！王公度是非除掉不可了！
于是，“反王派”们就炮制了“杨陶增案”来构陷王公度。
1937年7月，一天，有人揭发，南宁高中学校一个叫杨陶增的教员在学校搞“托派”活动，发展秘密组织，反对抗日。
经过审讯，杨陶增说他是受命于王公度，王公度就是广西“托派”领袖。这个案件捅到了白崇禧那里，白崇禧又报告给李宗仁。李宗仁指示设立调查组查案。
其实，这个杨陶增是被专门收买来陷害王公度的。多年以后，杨陶增自己承认说，他是被人指使这样说的。
潘宜之又收买了王公度的秘书，偏偏这个秘书又是贪生怕死之人，经不起潘宜之的一番威逼利诱，就写了一个供词，说王公度利用秘密组织和省外“托派”勾结，欲夺取政权。
除了桂系内部费尽心思要搞掉王公度，还有外部蒋介石方面，也在想方设法除掉他。
图 | 蒋介石与新桂系白崇禧
因为王公度出色的工作能力，他负责的情报组织，杀死了许多蒋介石的特务，因此招致南京政府的仇恨。曾做过军统特工的王新衡说：“中央特工人员一直把他当做眼中钉，要去之而后快。”
军统特务曾数次派人刺杀王公度，只是没有成功，这就使南京方面欲借桂系内部除掉他。
1937年6月，因蒋桂和好，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来广西谈判收购广西货币，潘宜之代表李、白负责谈判。宋子文十分大方，最终以“二比一的比价收购桂钞”。
程思远在回忆录里提到此事时，质疑这次谈判有黑幕，应该有相应的政治附加条件。因为国民政府不会突然发善心做亏本买卖，并且此事过后，潘宜之对除掉王公度表现得异乎寻常的热心。
到了8月初，白崇禧到南京就任副参谋总长时，蒋介石拿出关于王公度与日本间谍往来的信件交给他说：“你们广西有这样的人与日本间谍勾结，不清除这样的人，怎能抗日？”
于是在内外夹击包围下，李宗仁和白崇禧也被蒙蔽了。
不久，白崇禧就召在庐山训练团就训的黄旭初和夏威到南京来，同时通知在香港的王公度来南京。
王公度毫无防备，出于对白崇禧的信任，马上赶来南京，结果一到南京，就被软禁起来，然后交由黄旭初和夏威押回广西。
王公度被押回桂林后，李宗仁并没有下令逮捕他，只是对他进行监视居住，限制自由。
图 | 王公度
然而，到了8月30日，事情急转直下。
李宗仁召集成立一个审判委员会，审判王公度案，会上喊杀之声不断。参加审判的委员几乎都是王公度的死敌，王公度必死无疑了。
最终会议审定王公度及“同党”共13人死刑，报请李宗仁批准执行。
但是，李宗仁迟迟不批死刑，使那些“反王派”十分恐慌。因为李宗仁已被任命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很快就要带兵北上抗日，若留下王公度，恐后患无穷。
于是他们联合向李宗仁游说，施加压力。尤以新任命的21集团军总司令廖磊最决绝，他说：“公度不死，即顿兵不前。”就是说，不杀王公度，他就不会带兵北上。
面对此种情景，李宗仁妥协了。
最终，9月14日，李宗仁在那个13人名单上，去掉了7人，对剩下的王公度等6人签发了死刑执行令。
9月15日凌晨，王公度等6人分别在桂林、南宁两地被秘密执行死刑。临刑前，王公度大叫：“李宗仁竟要杀我！”
他可能怎么也想不通，在桂系里他和李宗仁关系最近，李宗仁也对他十分器重，他对李宗仁可谓赤胆忠心，殚精竭虑。
然而最终，李宗仁却下达了他的死刑执行令。
王公度被处决后，李宗仁派人给其家属送去了1000元收殓费，以示安抚。
1939年，李宗仁在重庆时，彻底搞清楚了王公度案，完全就是潘宜之等炮制的一个冤案，所谓“托派”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李宗仁十分悔恨，大骂潘宜之等人祸害广西人才。
当初下令把王公度抓起来的白崇禧也十分惋惜，连连骂人，觉得“王公度案搞得过火了，抓起来关几个月就行了，谁知竟杀了那么多人”。
只是，王公度听不到这些了。
纵观历史，从古到今，政治斗争历来都是残酷无情的，对主子忠心耿耿，最后却不一定有好下场的人，不少，个中缘由，值得世人深思、警醒!
文 | 南国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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