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崔万秋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崔万秋(1904-1990)是被严重污名化的一位，其价值也因这种污名化而被长期漠视。1924年9月至1933年3月，崔万秋留学日本，就读于广岛高等师范学校(1930年升格为广岛文理科大学)。留日十年，他广交日本朋友，翻译日本文学作品，成为“日本通”。1933年3月回国之后，在上海《大晚报》任职，担任《大晚报》副刊《火炬》主编四年多。“七七事变”发生之后，他进入政府宣传部门，凭借自己熟练的日语和对日本的深入了解，为国家、为民族做出了特殊贡献。抗战结束后，1945年9月，他应国民党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邀请，到上海负责对日文化接收方面的工作，任少将高级参谋。1948年，他被民国政府派往东京担任驻日代表团商务代表，从此离开中国大陆，开始了二十余年的外交官生涯，直到1971年退休。1977年，73岁高龄的崔万秋居住在美国西部的奥克兰，闭门读书，不问世事，却因中国大陆审判“四人帮”，戏剧性地一夜之间成为名人——因为四十年前他在上海编《火炬》的时候发表过张春桥“攻击”鲁迅的文章《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并且“吹捧”过江青，因此被与“四人帮”捆绑在一起。对此，崔万秋感到冤屈与无奈，说：“我国有句俗话：‘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想不到竟应验到我身上。”① 本文主要讨论崔万秋与鲁迅的关系。二人的关系并不限于崔万秋发表过张春桥“攻击”鲁迅的文章，而是长期的、多方面的，涉及三十年代上海文坛上乃至现代中日文学关系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正是在揭批“四人帮”的高潮中，人民文学出版社十六卷本《鲁迅全集》在鲁迅诞辰100周年的1981年出版，因此，《鲁迅全集》注释中的相关条目同样对崔万秋进行了污名化处理。到了2005年，这套《鲁迅全集》出版修订版，关于崔万秋的注释有了很大进步，但依然存在明显错讹。现在，相关史实需要重新梳理，鲁迅与崔万秋的关系也需要重新认识。 一、崔万秋的生卒年与政治身份 鲁迅日记中十次写及崔万秋。第一次是在1928年7月10日，曰：“收崔万秋所寄赠《母与子》一本。”其余九次均在1933年。1933年3月共三次——19日日记记有“下午得崔万秋信片”，21日记记有“得崔万秋信”，22日记记有“复崔万秋信”。4月两次——日日记记有“得崔万秋留片并《申报月刊》一本”，27日日记记有“晚得崔万秋信并《セルパン》(五月分)一本”。6月19日日记记有“得崔万秋信”，7月31日日记记有“上午得崔万秋信，下午复”，8月1日日记记有“得崔万秋信”，12月13日日记记有“得崔万秋所寄《新路》一本”。鲁迅书信提及崔万秋仅一次，即在1933年7月8日写给黎烈文的信中。公开发表的文章涉及崔万秋的，是《伪自由书·后记》(写于1933年7月20日)。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十六卷本《鲁迅全集》(下文简称“旧版《鲁迅全集》”)第一次对崔万秋做注释，是在崔万秋出现于《伪自由书·后记》的时候，即这篇“后记”的第19条注释。曰： 崔万秋山东观城(今与河南范县等合并)人，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当时《大晚报》文艺副刊《火炬》主编。② 鲁迅致黎烈文信的相关注释沿用了上面这条注释，只改动了个别字词。③该注释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出生时间失注，二是“特务”身份可疑。崔万秋生于光绪三十年(甲辰)五月十六日，即西历1904年6月29日。崔去世后安葬于美国旧金山柯尔玛(Colma)，据墓地照片，墓碑上的出生日期写做1904年3月6日，这不符合崔万秋的自述。无论是阴历还是阳历，都不是3月6日。所谓“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在1980年前后的中国大陆是反动的政治身份，但这种判定根据不足。崔万秋本人矢口否认，崔的友人也给予批驳。据笔者所见，判定崔万秋为“复兴社特务”的根据有两个。一是沈醉1977年1月8日做的说明：“我于1932年冬参加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后，便在特务处上海特区当交通联络员，崔万秋当时已参加了特务处，是特务处上海特区领导的直属通讯员，每月薪金八十元”，等等。二是南京解放后，公安人员从国民党保密局遗留的档案中查出“情报人员”登记卡，其中有崔万秋的卡片。④但是，这两个根据都有可疑之处。沈醉(1914-1996)本人曾是国民党大特务，担任国民党军统局本部处长，历史复杂，解放后受特赦逃脱牢狱之灾、保全性命，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他对三十五年前的事情会有如此清晰的记忆吗？崔万秋1933年3月回国，1932年尚在广岛留学，当通讯员领薪金多有不便。沈醉有可能是在1977年这个时间点上，为了配合相关部门搜集“四人帮”罪证的工作，证实江青、张春桥的“历史罪恶”，不得已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作伪证、夸大其词。“情报人员”登记卡能够证明崔万秋的特殊身份，但是，仔细看这张卡的照片会发现，“制卡年月”栏写的是“三十6年4月”(阿拉伯数字为手写体)，即1947年4月，此时崔万秋离开《火炬》已经整整十年，在抗日战争中从事情报搜集和对日宣传工作，为国家做出了贡献。此时，他作为“情报人员”登记很正常、很光荣。 崔万秋是中国青年党党员，未曾加入国民党，大概很难做真正的“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尽管有可能参加外围组织、当“通讯员”之类。据其女儿崔志洁、女婿郑洪的悼念文章《悼念与追思》⑤所言，崔万秋不仅不是“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反而因其青年党党员身份受到国民党压制。1925年8、9月间，崔万秋在日本加入主张“国家主义之精神，民主政治之原则”、抵制共产主义的中国青年党，此后一直是坚定的青年党员。他在广岛成立了青年党支部，翌年作为留日学生代表到上海参加第一届中国青年党全国代表大会。1946年中国青年党在上海创办《中华时报》，他出任副社长兼总编辑。1988年11月25日，青年党第十五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台北召开，时年八十四岁高龄的崔万秋，依然作为旧金山华人代表前往参加。在其青年党同志刘子鹏看来，崔万秋对抗日战争贡献很大却未能正常升职(仅做到“大使馆”参赞)，原因即在于国民党排挤党外人士。⑥事实上，如下文将会涉及的，1933年，崔万秋甚至因其国家主义立场和青年党党员身份被曾今可告发。所以，如果介绍1930年代初崔万秋的政治身份，应当是中国青年党党员，而非“国民党复兴社特务”。
《大晚报》屁股编辑崔万秋自日回国，即住在愚园坊六十八号左舜生家，旋即由左与王造时介绍于《大晚报》工作。近为国家主义及广东方面宣传极力，夜则流连于舞场或八仙桥庄上云。 有罪案，有住址，逮捕起来是很容易的。而同时又诊出了一点小毛病，是这位词人曾经用了崔万秋的名字，自己大做了一通自己的诗的序，而在自己所做的序里又大称赞了一通自己的诗。 这样，鲁迅再次强调了崔万秋的被利用与被陷害，同时确认了自己与崔万秋同处于曾今可的对立面。 《伪自由书·后记》写于1933年7月20日，十二天前的7月8日，鲁迅在写给黎烈文的信中，同样提及崔万秋及“害人”问题，说： 惠函收到。向来不看《时事新报》，今晨才去搜得一看，又见有汤增敭启事，亦在攻击曾某，此辈之中，似有一小风波，连崔万秋在内，但非局外人所知耳。 我与中国新文人相周旋者十余年，颇觉得以古怪者为多，而漂聚于上海者，实尤为古怪，造谣生事，害人卖友，几乎视若当然，而最可怕的是动辄要你生命。(15) 将这段文字与《伪自由书·后记》中有关崔万秋的部分结合起来，可以更清楚地看出，鲁迅视崔万秋为受害者，憎恶“害人卖友”的行径。 《伪自由书·后记》涉及崔万秋的另一件事，就是《火炬》发表了“攻击”鲁迅的小说。鲁迅在“后记”临近结束的部分，完整引录了6月17日《火炬》刊载的章回小说《新儒林外史》第一回“揭旗扎空营兴师布迷阵”，然后说： 第二天就收到一封编辑者的信，大意说：兹署名有柳丝者(“先生读其文之内容或不难想像其为何人”)，投一滑稽文稿，题为《新儒林外史》，但并无伤及个人名誉之事，业已决定为之发表，倘有反驳文章，亦可登载云云。使刊物暂时化为战场，热闹一通，是办报人的一种极普通办法，近来我更加“世故”，天气又这么热，当然不会去流汗同翻筋斗的。况且“反驳”滑稽文章，也是一种少有的奇事，即使“伤及个人名誉事”，我也没有办法，除非我也作一部《旧儒林外史》，来辨明“卡尔和伊理基”的话的真假。(16) 这段文字开头的“编辑者”即崔万秋——鲁迅6月19日日记记有“得崔万秋信”。在“崔万秋”这个名字已经多次出现于“后记”中的情况下，鲁迅用“编辑者”代之，可见他在意与崔万秋的关系，对崔有所体谅。而且，从这段文字来看，崔万秋对鲁迅有足够的尊重。此时他刚刚接手《火炬》的编辑工作，需要刊发文章打开局面，尽管如此，他在发表杨邨人小说的时候，一是检查文章是否“伤及个人名誉”，二是及时向鲁迅通报情况，三是愿意为鲁迅反驳提供版面。而且，《新儒林外史》刊载了第一回便终止，显然也是主编《火炬》的崔万秋决定的。鲁迅虽然当时没有“去流汗同翻筋斗”，但在一个月之后撰写的《伪自由书·后记》中讽刺、揭露杨邨人，这也与崔万秋的建议相一致。 总体看来，在《伪自由书·后记》中，鲁迅对崔万秋的态度是同情、友善的，崔万秋是作为受害者和“编辑者”存在的。必须注意，鲁迅写《伪自由书·后记》是在与《大晚报》的笔战刚刚结束的时候，《伪自由书》收录了多篇打击《大晚报》的杂文。鲁迅在“后记”开头说的明白：“只要一看就知道，在我的发表短评时中，攻击得最烈的是《大晚报》。这也并非和我前生有仇，是因为我引用了它的文字。但我也并非和它前生有仇，是因为我所看的只有《申报》和《大晚报》两种，而后者的文字往往颇觉新奇，值得引用，以消愁释闷。”(17)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对于身为《大晚报》副刊《火炬》主编的崔万秋能够持同情、友善的态度，很不容易。 但是，两种版本的《鲁迅全集》在对鲁迅6月19日日记中“得崔万秋信”的记录做注释的时候，都把崔万秋描述成杨邨人的同谋。旧版《鲁迅全集》的注释是这样的： 杨邨人化名柳丝在六月十七日《大晚报·火炬》上发表《新儒林外史》攻击鲁迅后，该刊编者崔万秋即寄信给鲁迅表示如有反驳也可登载。鲁迅未予理睬。后在《伪自由书·后记》及与友人通信中揭露了他们的伎俩。(18) 新版《鲁迅全集》几乎沿用了旧版的这条注释，只改动个别无关紧要的字。(19)实际上，《新儒林外史》第一回对鲁迅的描写根本谈不上“攻击”，至多是“滑稽”，而且包含着作者辩解、求饶的内容——小说中的“老将鲁迅”神通广大、法力无边，杨邨人忙于打拱、解释，所以鲁迅在《伪自由书·后记》中甚至说杨“将自己写成了这么一副形容了。”(20)杨邨人曾参加太阳社、左联，在《新儒林外史》第一回中也是和“老将鲁迅”同处“左翼防区”，与回国仅三个多月、刚刚接手《火炬》主编工作的崔万秋没有多深的关系，所以“他们的伎俩”并不存在。 三、崔万秋谈鲁迅与《大晚报》的笔战 崔万秋身为《大晚报》副刊《火炬》的主编，对鲁迅与《大晚报》的笔战不可能等闲视之。晚年，他在接受采访时谈及此事，说： 鲁迅和大晚报的笔战结束之后，我曾经和鲁迅见面(在我进大晚报前一年，曾在上海日本开的“内山书店”拜访过他，早已认识。)，我对他说： “先生，往事如流水，你过去和《大晚报》的恩怨一笔勾销了罢。我编的《火炬》开放门户、接纳各方不同的意见。欢迎你赐稿。”鲁迅的答复是：“我是一个党同伐异，不‘忘’旧恶的人；大晚报曾经骂过我，我不能替大晚报写稿。” 我听见他这一番言语，深感此公心胸之窄狭，这那[哪]是领导文坛的祭酒!钱杏村[邨]骂他抛不开“我的成分”、“始终是个人主义者”，没有冤枉他。
我不能像他那样没有风度，我心平气和地对他说： “俗话说：冤仇宜解不宜结，希望先生不要把笔战的小事怀恨在心头。”(21) 崔万秋作为《大晚报》方面的人去与鲁迅和解是一厢情愿，视鲁迅的拒绝投稿为“心胸狭窄”也将问题简单化了。因为鲁迅与《大晚报》的关系绝非简单的一位作者与一家报纸的关系。崔万秋对于鲁迅与《大晚报》笔战的原因，后来有深入的认识。他在被卷入“四人帮”案之后撰写的《是谁“指使”围攻鲁迅？》一文中，谈及鲁迅与《大晚报》笔战的原因，引用了鲁迅在《伪自由书·后记》中的解释(上文所引“消愁释闷”一段)，然后说： 但事实上并非那么轻松。鲁迅对大晚报怀有成见，可能由于下列两种理由： 第一、“左联”成立后三个月，民国十九年六月，为对抗“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一批反共文艺作家联名发表了一篇《中国民族文艺运动宣言》，大晚报同人中有两人署名：汪倜然、黄震遐。汪是大晚报的总编辑，黄原是大晚报的战地记者，淞沪战停战后改任编辑。刘绶松在《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中嘲笑“这些提倡‘民族主义文学’的，却是一些无文的‘文人’们”；但黄震遐是有“文”的文人。他在民族文学派的机关杂志《前锋》上发表《陇海线上》和《黄人之血》，曾受过鲁迅苛酷的批评(按：详见鲁迅《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一文。 第二、大晚报前任副刊编辑张若谷，曾于一九三二年在大晚报连载长篇小说《婆汉迷》，题材取用文化界人士的故事，故用一英文字Bohemian的音译为标题在小说中以罗无心影射鲁迅，以郭得富影射郁达夫等，引起鲁迅的反感。在《文学上的折扣》一文中，鲁迅说：“有一种无聊小报，以登载诬蔑一部分人的小说自鸣得意，连姓名也都给以影射的，忽然对于投稿，说是‘如含攻讦个人或团体性质者，恕不揭载’了。”就是暗指张若谷。因为“如含攻讦个人或团体性质者恕不揭载”云云，是张若谷主编大晚报副刊《辣椒与橄榄》征稿启事的文句。(22) 这种解释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伪自由书》中的杂文。《伪自由书》中，《对于战争的祈祷——读书心得》《止哭文学》等文对黄震遐《大上海的毁灭》进行了揭露与批判，《文人无文》则辛辣地讽刺了张若谷。同时，这种解释也证明鲁迅拒绝投稿决非简单的“心胸狭窄”。 关于张若谷，新版《鲁迅全集》注为：“张若谷(1905-1960)，江苏南汇(今属上海)人，常为《大晚报》、《申报》的副刊撰稿。”(23)但是，按照崔万秋的说法，张若谷是《大晚报》副刊《辣椒与橄榄》的主编，而非普通撰稿人。《辣椒与橄榄》改名《火炬》之后，崔万秋做主编，故其记述可信。 四、关于“指使张春桥围攻鲁迅” 1977年4月间大陆媒体宣传“崔万秋指使张春桥反对鲁迅”一事，崔本人是通过香港《中国人》月刊1980年6、7、8月号对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行(材料之二)》的连载得以全面了解的。《张春桥的历史罪证》共四条，第一条共五项，五项中的第三项为“张春桥一九三五年到上海，在复兴社特务崔万秋的指使下，从事文化特务活动”，并有具体说明： 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张春桥化名狄克，在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发表《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的反动文章，恶毒攻击鲁迅为《八月的乡村》这部小说作序言。鲁迅在同年四月十六日写了《三月的租界》一文，深刻揭露了张春桥的反革命嘴脸。张春桥于四月下旬又给鲁迅写黑信，进行猖狂反扑。他写这一黑信时的通信地址是“大晚报火炬星期文坛编辑部”，这是张春桥以反动的《大晚报》副刊《火炬》编辑部为据点，在崔万秋的指使下，围攻鲁迅，从事文化特务活动的证据。 这段文字是笔者从崔万秋《是谁“指使”围攻鲁迅？》一文中转录的。同一时期中国大陆的相关宣传资料中，确实不乏此类内容。1977年4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一文说：“一九三五年五月，张春桥到上海，在国民当复兴社特务崔万秋的指使下，从事拥蒋反共活动，疯狂反对鲁迅，积极参加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5月17日《光明日报》发表的《老反革命张春桥的本来面目》一文说：“张春桥到了上海，在国民当复兴社特务崔万秋的指使下，从事拥蒋反共活动。”(24)这显然是从《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一文中抄来的。 在今天看来，上述“历史罪证”多有荒谬之处。其一，当年十九岁的文学青年张春桥到上海闯荡不久，在杂志社做校对员谋生，没有那么大的能量。政治方面，他在1936年4月加入了“共产党”，因吸收其入党的组织不合法，1938年初到延安之后于当年8月再次入党。其二，张春桥“攻击”鲁迅之前，已经“攻击”了老舍、施蛰存、臧克家等成名作家。这位急于出名的文学青年，走的是“骂名人以出名”的路线。其三，《我们要执行自我表批判》一文无论是对鲁迅还是对萧军都没有“恶毒攻击”，文章是在承认《八月的乡村》为“史诗”的前提下，指出小说的不足，强调批评家不应只说好话。而且，文章谈的是《雷雨》《生死场》《八月的乡村》等多部作品以及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只有约四分之一是专谈《八月的乡村》。这篇文章的缺点，在于看不到作为“奴隶丛书”出版且遭查禁的《八月的乡村》背后复杂的阶级、政治问题，而是简单地谈论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因此流于浅薄。鲁迅发表反驳文章《三月的租界》之后，张春桥惊恐不安，给鲁迅写信做解释，态度谦卑，没有“猖狂反扑”。他在信中说二萧“从那血腥的世界跑到这个血腥的世界里来了”，表明他已经认同鲁迅的观点。这种认识显然是他后来加入共产党的思想基础。其四，崔万秋年长张春桥十三岁，当时已经是上海文坛的名流，掌握着包括杨邨人、施蛰存、“四条汉子”(田汉、阳翰笙、夏衍、周扬)、廖沫沙、洪深、欧阳予倩等知名作者，何必去“指使”张春桥这种“文坛恶少”？按照崔万秋自己的说明，张春桥到上海之后，是经文学研究会元老王统照介绍去拜访他，三人同为山东同乡。上面这种“历史罪证”，是产生在“文革”刚刚结束的特殊政治环境中。
关于张春桥及其《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崔万秋说：“总观狄克这篇批评的用意，是希望作者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批评者奖掖后进，亦应适可而止，勿助长青年作者的骄气，并无恶意于其间。只是有的地方，不免冒犯‘文坛老将’鲁迅，想在文坛上出头的狄克，难免惹上麻烦，但初生之犊不怕虎，也正是年轻人的可爱之处。让无名的作家有机会发表文章，也是我编辑方针之一”。(25)言之有理。毛德传在《崔万秋不是文化特务》一文中则说得更深刻： 抗战前在上海租界，崔已是社会名流，张春桥只是小文人，崔张并不熟识。1936年3月15日，《大晚报》副刊《火炬》发表张春桥(笔名狄克)文《我们要执行自我表批判》，只是崔主编所编发千百篇文稿之一。那时，对鲁迅先生尚未神化，将鲁迅作为文艺思想战线尊神。鲁迅的文章，篇篇是真理。鲁迅的话一句顶几百句。文革十年中，所有报纸杂志文章，批判斗争大会发言，不厌其烦引用鲁迅语录仅次于毛泽东语录。荒唐的推断，谁批评过鲁迅必然是反革命，而被鲁迅点过名的如夏衍、阳翰笙当然是反革命，为鲁迅在文中指为“昏蛋”，“以文坛皇帝”自居的徐懋庸，鲁迅斥为“洋场恶少”的施蛰存，解放后都受尽苦难。 崔万秋只是认为狄克文可以发表见报，并签发二元几角稿费而已。而鲁迅于次月即4月16日发表《三月的租界》予狄克(张春桥)驳辩斥责。这在今天学术探讨，任何一名大中学生都会认定正常不过。(26) 不过，旧版《鲁迅全集》中《三月的租界》一文的第4条注释，明显受到了“罪行材料”的影响。注释是这样的： 狄克张春桥的化名。张春桥，山东巨野人。当时混进上海左翼文艺界进行破坏活动。七十年代是“四人帮”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他的攻击《八月的乡村》和攻击鲁迅的文章《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的《大晚报·火炬》。(27) 这种政治性的注释拔高了十九岁的文学青年张春桥，有违史实。将笔名说成“化名”，便将正常的文学评论活动“阴谋化”了。比较而言，新版《鲁迅全集》的注释进步很大： 狄克张春桥的笔名。张春桥(1917-2005)，山东巨野人。当时上海的一个文学青年。他指责《八月的乡村》的文章《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发表于1936年3月15日的《大晚报·火炬》。(28) 这条注释恢复了“狄克”的笔名性质，不再提四十年后的“四人帮”问题，也不再说张春桥“攻击鲁迅”。不过，“指责”一词改为“批评”更恰当。 张春桥对鲁迅、对《八月的乡村》的真实态度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必须注意，那就是崔万秋与《八月的乡村》的关系。对于萧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崔万秋会给以特别关注。《八月的乡村》是描写“九一八”之后满洲“成千上万不甘心作奴隶的民众们”的抗日斗争生活，而同类题材崔万秋两年前在长篇小说《新路》中也处理过。《新路》描写“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后身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的生活，多名留学生因“九一八事变”发生而投身反日斗争，最后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小说的女主角之一梅如玉，是从旅顺到日本留学，因为从小接受日本的殖民主义教育(日本在日俄战争之后占有旅顺)，没有国家意识，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也看不起中国人，贪图享乐，被日本间谍收买，最后死于未婚夫之手。《新路》充分表现了崔万秋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想，与《八月的乡村》具有主题与题材的共通性。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后者则处于前者的延长线上。即使在这个意义上，崔万秋也不会指使张春桥攻击《八月的乡村》与为《八月的乡村》写序的鲁迅。《新路》1933年11月由上海的四社出版部出版，鲁迅12月13日的日记中即有“得崔万秋所寄《新路》一本”的记载，可见小说出版之后崔万秋是在第一时间寄给鲁迅的。而且，《新路》内封上的“新路”二字是鲁迅好友蔡元培题写，这会增加鲁迅对崔万秋的好感。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崔万秋为发起人之一。1942年12月在重庆，他又完成了长篇抗战小说《女兵的故事》。在中国抗战文学史上，崔万秋有自己的位置。 五、未见于鲁迅日记记载的会面 崔万秋不接受“指使张春桥攻击鲁迅”的指控，但因这种指控阐明了自己与鲁迅的关系。他说： 我和鲁迅虽无深交，也从未奉他为神明，但对他在新文学的贡献，则怀有相当敬意。周氏兄弟——周树人(鲁迅本名)、周作人，都爱好武者小路实笃的作品，两人都翻译过武者的作品；鲁迅曾译《一个青年的梦》；周作人对武者的“新村”运动，介绍尤详。我初次接触武者的作品，就是透过周氏兄弟的翻译。后来我到日本读书，翻译了几部武者的作品如《母与子》、《忠厚老实人》、《孤独之魂》、《武者小路实笃戏曲集》等，并结识了武者，以师礼事之。每次我翻译的书出版，我就寄一册给周作人，请其指教，他每次均复信鼓励。后来，我又翻译夏目漱石的《草枕》，周作人尤其欣赏。周作人往游东京，和《改造》杂志社长山本实彦对谈时，关于日本文学之译介，曾举出我翻译的《草枕》为例。但鲁迅自南下厦门、广州之后，辗转播迁，我在海外无从寻得其确实通信处，所以没有赠书或通信的机会。但当我在上海内山书店初次遇见时，他说我翻译的《母与子》、《草枕》，他都看过；我和周作人常通信，他也知道，所以谈话很投机。民国二十五年四月底，武者往游欧洲，路过上海，我曾陪武者往访鲁迅，并同进午餐，内山书店老板作陪，这是后话。(29)
这段自述中有不确之处，但基本符合事实，提供了现代中国日本文学译介史的资料。1920年前后鲁迅翻译武者小路实笃《一个青年的梦》、周作人宣传实笃的新村运动的时候，崔万秋正在济南山东省立第六中学读书。他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1924年夏高中毕业后，甚至去上海拜访已经有通信联系的田汉、杨贤江，并经田汉介绍认识了左舜生、张闻天等人。左舜生(1893-1969)为中国青年党要人，与左相识成为崔万秋后来加入中国青年党的契机。崔万秋翻译的《母与子》实际上寄给了鲁迅，如前所引，鲁迅1928年7月10日的日记中有“收崔万秋所寄赠《母与子》一本”的记录。1928年是鲁迅从广州到上海的第二年，居所不定，崔万秋能把译著寄到鲁迅手里，显然是费了周折，“怀有相当敬意”并非虚言。鲁迅1933年3月至12月的日记中有九次与崔万秋通信、寄赠杂志的记载，表明崔万秋回国之初积极与鲁迅联系。崔万秋1933年3月10日前后回到上海，当月就给鲁迅写了两次信，4月又两次给鲁迅寄杂志。上面这段自述提到的1936年陪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访鲁迅，是崔万秋与鲁迅最重要的一次见面。不过，见面时间不是他说的4月底，而是5月5日。“同进午餐”的记述亦有误，因为见面是在下午，见面之后鲁迅又去见另一位朋友章雪村。结合实笃的相关记述来看，崔万秋说的“午餐”应为午餐与晚餐之间的“軽食”(けぃしょく)。内山完造准备了寿司、点心之类。那是日本人的待客方式。 1936年4月底，武者小路实笃从日本乘船前往欧洲。5月初船到上海暂停，他上岸访友，5月5日与鲁迅会面。半年后鲁迅即去世，因此这次会面是二人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具有历史性。鲁迅10月19日去世，8月31日还“托内山君修函并寄《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一本往在柏林之武者小路实笃氏，托其转致作者”(当天日记的记载)。关于这次会面，鲁迅日记的记载仅有“午后往内山书店见武者小路实笃氏”一句，但武者小路实笃八十六岁那年完成的回忆录《一个男人》的记载较为详细。实笃写道：“关于鲁迅，名字本来早就知道，而且并不仅仅是知道名字。为我建立北京新村支部的周作人是鲁迅的弟弟，由周作人介绍，鲁迅曾经向我提出翻译《一个青年的梦》的要求，希望我能同意。我还曾经得到那本书的中文译本”，“所以见到鲁迅并没有陌生人的感觉，而是愉快地一边吃寿司一边聊天儿。”“鲁迅说现在中国依然有人在读《一个青年的梦》，我说在日本人们已经忘记我曾经写过那样的书，鲁迅说那可能是因为你又写了其他许多书”。(30)实笃不懂汉语，在上海活动是崔万秋陪同。船到上海他上岸的时候，崔万秋就到码头迎接。他在《一个男人》中写道：“船到上海，看到岸上崔万秋君的身影，我很高兴。有崔君在，我就放心了。在崔君的冈山学生时代我们就认识，还曾经一起去过新村。不言而喻，他的日语很熟练。”(31)所以才有崔万秋“陪武者往访鲁迅”的事。 尽管是“陪武者往访鲁迅”，但崔万秋与鲁迅的这次见面同样具有历史性。他们都曾受到武者小路实笃人类主义、和平主义思想的影响，这次见面也正是实笃的来访促成的。而且，他们的会面是“明治留日生”与“昭和留日生”的相会。在中国新文学作家中，周氏兄弟与实笃的关系广为人知，但实际上，崔万秋与实笃的关系更长久、更密切。他以实笃为导师，翻译过多部实笃作品，直到1960代前期在日本做“外交官”的时候，依然与实笃保持密切联系，关心新村运动，(32)还曾领渡台作家陈纪滢拜访实笃。(33)1936年5月5日下午，鲁迅与崔万秋在内山书店里，应当会谈起共有的留日生涯、实笃的创作、日本文学的翻译等等，“谈话很投机”是自然的。从代际关系来看，鲁迅比崔万秋年长23岁，各自是不同时代留日中国人的代表。近代以来，由于日本社会变化剧烈，这种变化影响到中日关系的走向，因此不同时代留日中国人的际遇、使命、精神状态有明显差异。如果将周氏兄弟作为“明治留日生”的代表，将郭沫若、郁达夫等人作为“大正留日生”的代表，那么，崔万秋无疑是“昭和留日生”的代表之一。崔万秋在大正末年(1924年即大正十三年)留学日本，但留学生活主要是在昭和时代(始于1926年)度过的，其生活、职业、命运均与昭和日本直接相关，其长篇小说《新路》则代表了近代以来中国留日生文学的最高成就。鲁迅与崔万秋、武者小路实笃、内山完造四人坐在上海的内山书店里，构成了一幅具有符号性、象征性的图景，展示着近代以来中日两国多层面的历史、文化关系。 5月5日的会面大概是崔万秋与鲁迅最后一次相见。不足半年之后，10月19日鲁迅去世。鲁迅去世二十天之后的11月9日，《大晚报》副刊《火炬》发表了张春桥的悼念文章《鲁迅先生片段——我的悼念》。这是文学青年张春桥的悼念，也是崔万秋的悼念。这种悼念是真实的，不应因四十年之后的政治斗争被解释为“从唱白脸一下转为唱红脸”“两面派手法已经颇为到家了”(34)之类。 鲁迅是社会与历史的产物。只有将鲁迅置于真实的社会环境之中，才能真实地、科学地认识鲁迅。如果基于多年之后政治斗争或大批判的需要歪曲当年的社会环境、人际关系，则将导致对鲁迅本身的歪曲。如果将鲁迅用作迫害他人的工具，则走到了鲁迅精神的反面。1936年前后，《火炬》主编崔万秋在帮助山东同乡张春桥、蓝苹(后改名“江青”)的时候，大概不会想到这两位年轻人三十年后能在中国政坛呼风唤雨，更不会想到他们的倒台会牵连到远在地球另一边的自己，甚至影响到人们对于他与鲁迅之关系的解释。他与鲁迅的关系本来正常，却因多重政治斗争而被曲解，他为国家、为现代文学所做的贡献也被漠视。1989年上海书店影印出版的《新路》，大概是1949年之后崔万秋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唯一一部作品。
注释： ①(22)(25)(29)崔万秋：《是谁“指使”围攻鲁迅？》，崔张君惠：《崔万秋先生纪念集》，剑桥出版社(CT&CO)：1993年版(下同)，第77、89-90、97、67-68页。 ②鲁迅：《伪自由书·后记》，《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4页。 ③鲁迅：《书信·330708致黎烈文》，《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95页第4条注释。 ④见叶永烈：《“四人帮”兴亡》，第一部《初起》的第四章《张春桥之初》中的“崔万秋的真面目”一节，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下同)。 ⑤崔志洁、郑洪：《悼念与追思》，《崔万秋先生纪念集》，第11-14页。 ⑥刘子鹏：《悼念亦师亦友的万秋志兄》，收入《崔万秋先生纪念集》，第170-173页。 ⑦(15)鲁迅：《书信·330708致黎烈文》，《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6、415页。 ⑧相关问题参阅笔者在《“国民作家”的立场——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研究》第3章《婚姻·生殖·亚洲共同体——佐藤春夫〈亚细亚之子〉的周边》中的论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出版。 ⑨郭沫若：《再谈郁达夫》，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9页。郭沫若称电影文学剧本“小说”，不确。 ⑩参阅吴永平：《胡风在“国际宣传处”任职情况考》，《江汉论坛》2009年第9期。 (11)(13)(14)(16)(17)(20)鲁迅：《伪自由书·后记》，《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1、180、185、189-190、162、190页。 (12)杂文《曲的解放》讽刺了曾今可。相关问题可参阅巫小黎：《鲁迅与曾今可及其他》，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3期。 (18)鲁迅：《日记廿二[一九三三年]六月》，《鲁迅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7页。 (19)鲁迅：《日记二十二[一九三三年]六月》，《鲁迅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5页。 (21)崔万秋口述，杨锦郁整理：《我和副刊有缘》，原载1989年2月19日台湾《联合报》。收入《崔万秋先生纪念集》，第73-74页。 (23)鲁迅：《伪自由书·文人无文》，《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0页。 (24)《老反革命张春桥的本来面目》，《光明日报》1977年5月17日。 (26)毛德传：《崔万秋不是文化特务》，《炎黄春秋》2011年第7期。 (27)鲁迅：《且介亭杂文集·三月的租界》，《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6页。 (28)鲁迅：《且介亭杂文集·三月的租界》，《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5页。 (30)(31)[日]武者小路实笃：《一个男人》第114节，《武者小路实笃全集》第17卷，东京小学馆1990年版，第195、195页。 (32)笔者1996年4月初访新村的时候，在村内生活多年的渡边贯二(1910-2006)就谈起崔万秋，说战后崔万秋多次随武者小路实笃到新村。 (33)陈纪滢：《齐如山、林语堂、武者小路实笃》，台北重光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第110页。 (34)叶永烈：《“四人帮”兴亡》第一部《初起》，第228、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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