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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涤宙:一位长征功臣湮没之谜

 

何涤宙:一位长征功臣湮没之谜
刘明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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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纪念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一本尘封了近70年的长征亲历者撰写的回忆录——《红军长征记》公之于众,立即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书中有篇署名何涤宙的《遵义日记》更是引起读者浓厚的兴趣。许多人希望了解:何涤宙何许人也?他在长征中有哪些作为?这个人后来怎么突然消失了?

  《遵义日记》

  1936年8月5日,毛泽东、杨尚昆在陕北发出撰写《长征记》的征稿启示。在中央号召下,大家的积极性很高。董必武、李富春、张云逸、徐特立等领导同志带头写回忆录;作政治工作的陆定一、肖华、王首道等也身体力行。在保安的红军大学第一科学习的学员都是红军的高级干部,他们中不少人积极响应号召,拿枪杆子的人也拿起了笔杆子。

  红军总政治部成立了编辑委员会,由徐梦秋、丁玲、成仿吾等组成。编辑工作至1937年2月22日完成。编者精选出100篇文章、近40万字,取名为《二万五千里》。该书编好后,手稿存于总政治部宣传部,仅供借阅。

  《二万五千里》成书之际适逢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时期。毛泽东为了照顾统一战线的大局,避免刺激国民党,指示暂缓出版,等到以后适当时机再说。这样,一拖就拖到了1942年底,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趁印刷厂工作较空的机会,把它印出来,更名为《红军长征记》。

  这是长征亲历者留下的关于长征的文字记载,一部关于长征的最早、最真实、最珍贵的记录。正如该书的前言所说:富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珍贵的历史价值。

  《红军长征记》,看点多多。署名“何涤宙”的《遵义日记》就是极为精彩的一篇。日记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在遵义的“一段特殊生活”:

  我记不清那一个月那一日,只因为遵义十天的生活,是在长征的行军生活中划分出来的,所以到现在还是深刻地记忆着。这十天中没有行军的事,没有打仗的事,享受着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是一年零一个月的长征生活中一段特殊生活。

  第一天,进遵义。——下午一点钟我们才开始向遵义前进,到遵义已经将近黄昏了。萧队长说:我们乘这个机会带学生逛街,省得明天学生借故请假出来逛街。谁不想看看遵义全城情形,忘记了腿酸,忘记了疲倦,整起队伍,齐着步伐,从新城到老城,从大街到小巷,将遵义走个遍。遵义确实不坏,大街上的铺子一间挨一间,只是比较大的铺子,家家门口挂了“溃兵抢劫暂停营业”的牌子,从被刨坏的门板里,还看见柜台里凌乱狼籍的模样,似乎要我们替他向王家烈算账的神气。

  第二天,进街上馆子。早起无事,学生们正在拭枪洗衣服,就约同萧、苏、冯三同志去逛街,买了一些应用的东西以后,大家不约而同地找东西吃,问了老百姓,知道有川黔饭店,规模最大。到川黔饭店,因为过早未开张,同掌柜商量,掌柜很客气,让我们上楼到雅座,代我们点了他们的拿手菜辣子鸡丁,醋溜鱼,血花汤等六七个菜,一边同我们谈着王家烈的苛捐杂税,弄得商人没法做买卖,我们也告诉他红军的主张,不一时菜来了,一盆辣子鸡丁,堆得满出来,味道确不坏,大家都很满意,吃完算账,三元多,我们惟一的土豪S·T同志没有来,在座几个人谁也当不了这阔“主席”,于是大家凑钱,伙计看了很诧异。

  第三天,在土豪家: ……今天我们搬到一个蒋师长的蒋公馆去住,在遵义算得数一数二的漂亮洋房子……“红军之友社”满街贴了标语,欢迎朱毛,街上很热闹……我住在楼上,可以了望全个遵义,算是蒋公馆里最好的房间。晚间坐在洋房子里,烧着白炭,靠在摇椅上,看着土豪家拿来的画报,我是布尔乔亚了。 

  第四天,欢迎朱毛:早起街上闹哄哄的,挤满着人,知道是欢迎朱毛的……丁字路上人挤不动了,都是想看朱毛是怎样三头六臂的群众……十一点多钟,队伍都来了,都是风尘仆仆的,一列一列过着,“朱毛来了没有?”群众问着,谁知我们的毛主席,朱总司令,正在前面经过,只怪我们的毛主席朱总司令,为什么不坐四人轿,不穿哔叽军衣,使群众当面错过…… 第五天:……又到川黔饭馆去吃辣子鸡丁,竟有一半是白菜,未免欺人,向伙计理论,他说明天一定做好…… 

  第六天,群众大会篮球比赛:今天开群众大会,成立遵义革命委员会……大会场在中学校的操场,人挤满了偌大的一个足球场。委员会产生了,一个红军里的遵义小同志也当了选,接着是朱毛的演说,群众今天才真正看见朱毛的庐山真面,“毛泽东原来是个白面书生”。有的群众说,原来他以为朱毛一定是国民党所画的那样青面獠牙的…… 

  大会结束,台上宣布遵义学生与红军比赛篮球,并传知要我出席参加比赛……篮球场已挤满看客,穿着高领细袖裹身长衫的遵义学生队已一条一条如鱼一般地在场上往来练球。自然双方都是一时之选,初次比赛,谁也不肯示弱,我们还是以前在中央苏区打熟的一队,球艺彼此知道,传球连络,素称不差,银笛一响,双方开始正式比赛。红军打仗是百战百胜,只打得学生队只有招架之工,没有还手之力,W的远射更使遵义队无法应付,W·T矫捷,更使丈二和尚摸不到头绪,两场终结,十二与三十之比,红军胜利了。大概是W·T在场上英文说得太多了,当我们出球场时,听得学生们纷纷地私议说:“他们都是大学生呀!”

  第七天:上午讲了两堂课,下午同S·T去裁缝铺取大衣,小得不能穿,问他为什么不照量的尺码裁,裁缝说皮子不够,真是岂有此理!一件长袍子,改做大衣,袖子没有皮,长只到膝盖,岂有不够的道理,至少赚了一件背心的皮子去。貂皮的一件背心也抵得很多钱,但是未免太过分了呀!剥削得我大衣穿不成,同他争论,又无证据,只得在胁下两条加做棉的,裁缝愿意赔布…… 

  回来又同S·T到川黔饭店吃辣子鸡丁,太不成话,少得连盘子底都铺不满,并且大部分是猪肉,大概认为“红军先生”可欺,同S·T决定以后不来吃了,伙计看我们有点像发脾气,又来赔不是…… 

  第八天,同乐晚会女学生跳舞:今天大家都兴高采烈,因为我们晚上开同乐晚会,并且又有女学生跳舞。学生们忙于布置会场,我们的政治教员Y同志特别起劲,跳进跳出,指挥着学生布置……五点钟,晚会开始……照例的魔术双簧过去以后,最精彩的女学生跳舞出台了,穿着红绿舞衣的女学生,从幕后走出来,一阵鼓掌,“可怜的秋香……”就开始了……跳不像跳,舞不像舞,比起我们中央苏区的S家姊妹,差得太远了……我们还是热烈地鼓掌,因为听说这两位,还是遵义有名的舞星……我们大家要求萧队长来一手……莫斯科带来的高加索舞,虽然个子大些,但是舞起来竟非常轻巧,这才是艺术的跳舞,女学生算是今天开了洋晕…… 

  第九天,准备行动:……

  第十天,别矣遵义:半夜来的命令,拂晓就出动,天没有亮,就起来收拾行装,土豪家搬来的东西,完全送给了群众,依旧是十天前进遵义时的装束,穿上遵义的纪念品“大衣”,在八点钟走上去桐梓的马路,又开始我们的长途了。

  “遵义十日”,正是“遵义会议”展开紧张地决定党的命运的“路线斗争”的时候,但普通的红军官兵当时并不知道上层发生的事情,倒是在那里享受了一段难得的“小资”生活。何涤宙逐日记述了在遵义十天的活动,没有详写群众大会和毛泽东讲话等重大题材,只是记载一些文体活动及琐碎小事,但至今读罢仍感到情趣盎然,而且从中感受到了红军秋毫无犯进遵义和群众箪食壶浆迎义军的气氛。而全文从容而平静的结尾:“在八点走上去桐梓的马路,又开始我们的长途了”,则预示着更加激烈的战斗和更加艰难的跋涉的即将开始。

  工兵专家

  从《遵义日记》中看,日记的作者是红军学校的一名教员,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懂外文,爱打球,也会享受,有着一种与工农出身的红军战士格格不入的小资产阶级情调。

  那么,何涤宙何许人也?

  最早在文章中提及此人的是李德。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一个有着特别身份的人物。他的瞎指挥直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迫使红军进行战略转移。李德后来写了本回忆录《中国纪事》。在这本书中,李德提到,在红军大学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位教官,“一个年青的工兵少校”,这位少校后来参加了长征,在很多军事行动中立有战功,而且还入了党。

  李德不记得这位“年青的工兵少校”的名字,但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查询的线索:红军大学的一位教官。

  循着这个线索,本人查到《张宗逊回忆录》。张宗逊长征之前担任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从这部书中果然找到有关何涤宙的文字。张写到:一九三四年六月,原红大校长兼政委周昆调前线工作。由我接任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钟纬剑任参谋长,徐梦秋任政治部主任。当时,红军大学有一百多名学员,每期学习时间为三个月,分为高级班和上级班。高级班的学员是团以上干部,学员有蔡会文、邓华、姚吉吉等。上级班的学员主要是营以上干部,记得优秀学员中有韦国清、张爱萍等。军事训练的主要内容是学习苏军的战斗条令和野战条令,政治课的主要内容是学习列宁主义和政治工作方面的材料。高级班的主要军事教员有:何笛宙(原国民党第五十二师工兵营少校营长,黄埔军校第二期学生)讲苏军条令,李德讲“短促突击”,陈时骥(原国民党第五十九师师长)讲地形学、射击原理等技术课。政治课由政治部主任徐梦秋和校外联系,邀请校外的同志来讲课,瞿秋白同志曾来红军大学高级班讲过一次列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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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江架桥创奇迹(上)——记红军长征途中架桥专家、临海何涤宙的跌宕人生

作者:何达兴 陈开北   来源:临海新闻网   时间:2015年02月05日 21:52:13 

    2005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亲历记》(简称《亲历记》)。此书,是一部长征的亲历者写长征人,记长征事,颂长征精神的史书。
    长征路上的红军干部、战士,他们不但要随时准备消灭敌人的围剿,而且要克服各种艰难险阻——雪山、草地、江河。通过阅读《亲历记》使我们感到遇雪山可以爬过去,逢草地可以踩过去,唯独碰上江河,若没有桥,千军万马就难以过河。为在乌江上架一座浮桥,竟让叶剑英等红军将领们万分焦急。
    在《亲历记》中,萧劲光、陈赓、耿飚等红军将领们,对红军架桥专家何涤宙智架乌江浮桥的事作了多次记述。此书面世后,临海的朱汝略先生倾心搜寻和整理何涤宙的史料,仅网上就发表了题为《何涤宙,“红埔”头号教育家》《何涤宙将军百年祭》等文章。
    为进一步丰富何涤宙的生平史料,最近,我们通过多种渠道查阅了1984年《杨尚昆同志在全军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临海市括苍镇山头何村的《覃溪何氏宗谱》,同时,访问了何涤宙的有关亲人、邻居,这样,我们从中收集了何涤宙的祖居地、逝世地以及其父亲何肖山、哥哥何涤宇有关史料。

祖籍:临海山头何村
    山头何村,四面环山,风光秀丽,一条常年不息的小河穿村而过。全村200多户,800余人,大多数姓何。村西北的一座小山里蕴藏着鱼类和桧柏茎段、苔藓类等化石。1938年,我国著名生物学家朱洗回乡办学时,曾率领回浦学生去山头何采化石。1951年他们将化石样品邮寄北京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杨钟健,杨教授回信说,经鉴定,这些是白垩纪下白垩世地质年代的后鲚鱼化石,成石时距今五千万年以上。从此,临海城西(今括苍镇)山头何村在外界颇有影响。
    据山头何村民国《覃溪何氏宗谱》记载,何涤宙祖辈生活在山头何村。何涤宙和其父何肖山已入何氏宗谱。自清乾隆年间起迁入临海城关,其祖坟做在临海山宫一带。
    何肖山,曾用名何则鸣,出生年月不详,中等身材,会武术。从小念过书,有一定文化。青年时,外出谋生,官至少将旅长(注:何涤宙大女儿何经豪加入共青团前,临海师范党组织于1956年11月曾对她的家庭社会关系作过政审,结论中指出,她的祖父系“伪少将、旅长”,解放以后曾任过“上海政协委员”。并说“该同学对此情况是实际不了解的”。后经共青团临海县委审批,同意何经豪入团。)何肖山的妻子苏州滚绣坊人,家底殷实,育有二子一女,即何涤宇、何涤宙、何玉梅。据邻居反映,何肖山小时起就住在临海城关旧仓头何家里。此处原建有一座三间木结构二层楼,坐西朝东,正屋的北边建有一座两层楼附屋和生活用房。后来,三间正屋易主,并在原址上移建成坐南朝北,保持原来的规模和格调。何肖山家的附屋和生活用房部分仍保持原样不变。解放以后何肖山在家养老,后在台州医院病故。

长征:红军架桥专家
    何涤宙,原名何兆昌,谱名潮昌,1908年出生,17岁入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后参加东征。后返回黄埔军校任第四期教官、区队长,为林彪教官。红军到陕北后,中央军委任命何涤宙为红军大学训练处副处长(此时,刘亚楼任处长)。1936年5月2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通过,建立红军大学,任命何涤宙为教务部主任。1942年时任国军暂编第二师少将参谋长。
    回顾何涤宙军旅生涯,他一生的光辉历程,应是参加红军长征。他的主要贡献是架桥,尤其是乌江架桥,使他一举成名。
    1935年元旦,红军抵达乌江南峰,一军团已强占了乌江渡口,为使军委领导和红军后续部队顺利渡江,军委命令干部团工兵连迅速在乌江架设浮桥。乌江是贵州第一大江,宽约200多米,最深处达20多米,水流每秒1.8米至2米。在这样险恶的江上架桥,谈何容易呀!这时,追兵将至,军情危急。红军唯一的出路就是强渡乌江,但是,只有架桥才能过江。
    此时,谁来架设乌江浮桥,红军领导急得如火烧眉毛……
    1935年元旦,中央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叶剑英来到干部团,找到陈赓团长,一字一句地说:“红军要过江,派我来请你架桥。陈团长,红军安危系于你一人一身啦!”(《何涤宙将军百年祭》)
    陈赓、韦国清亲率特科营工兵连,昼夜急行军60里。赶到江界河渡口中,砍竹、伐木、扎竹排。由于乌江水深流急,河底石头大而光滑,桥桩难以固定,几次被急流冲走。
    这时,作为工兵专家何涤宙也急得团团转,时而翻阅日本、英国的架桥资料,时而与大家商议架桥方案,但始终想不出适宜乌江的架桥办法。
    上天无梯,过江无桥。怎么办?何涤宙急中生智,此时,仿佛上天赐给他一个锦囊妙计——“用竹篓装上石块,两个竹篓上下扣住,中间用硬木架成十字,捆绑结实后沉入河底,以此成锚,固定住浮桥。在何涤宙的指挥下,工兵连经过一个昼夜的奋战,终于把一座浮桥架了起来,为主力红军通过乌江天险立了一大功”。(《何涤宙将军百年祭》)
    “1935年1月3日下午,中央纵队和第五军团顺利地渡过了浮桥。毛委员走在浮桥上,不住声地赞叹道:‘真了不起,我们工兵就地取材,用竹排架起这样的桥。’”(《何涤宙将军百年祭》)
    红军渡过乌江到达遵义城,何涤宙又写下了著名的《遵义日记》,详细地记述了遵义十天的特殊生活。接着,何涤宙和陈赓、宋任穷等红军干部、战士一起爬雪山,过草地。

乌江架桥创奇迹(下)——记红军长征途中架桥专家、临海何涤宙的跌宕人生

作者:何达兴、陈开北   来源:临海新闻网   时间:2015年02月26日 22:19:03 

胞兄:何涤宇身世
    朱汝略先生在撰写《何涤宙将军百年祭》一文中,对何涤宙兄何涤宇透露出三条信息:一是印制了何涤宇廿四岁时拍摄的一张半身照片;二是何涤宇生于1906年,是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留校为教官;三是何涤宇廿四岁时的通信处为南京丁家桥新荣市廿一号。这三条信息对了解何涤宇身世极为重要。从目前看,要寻找何涤宇文字史料是有一定困难的。俗话说:无巧不成书。2014年10月18日下午,正当我们和何涤宙的大女儿一起在文庆街了解何涤宙家有关情况时,巧遇了何涤宇的老部下、老邻居沈贤能老人。沈贤能祖籍临海大石下沈村人。现年93岁,身体健康,思维敏捷。民国时期起就居住在临海城关旧仓头(今文庆街40号)。1946年26岁的沈贤能为躲避壮丁,由何肖山女婿徐余柏陪同投奔镇江团管区何涤宇部,被安排该部医务所做勤务工,后升中士班长,直至常州解放前三天逃回家。他跟随何涤宇达三年之久。
    通过同沈贤能老人交谈,我们从中了解了何涤宇点滴情况:沈贤能到达镇江时,何涤宇已是镇江团管区少将司令。先驻军镇江,后移师常州。1948年底,沈贤能还陪何涤宇一起回临海过年。过年后,他俩从海门坐轮船到上海,而后,坐火车返回镇江。此时,解放大军压境,镇江即将解放。何涤宇认为时不宜迟,迟走不如早走。于是,他返回镇江不久即逃往四川隐蔽起来,一直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解放后,有一次他外出时被当地人民政府发现,并即通知他到上海某地报到集训,接受教育。他在上海学习结束前,组织上曾派人到临海城关了解和落实何涤宇家庭住房问题。集训结束后,组织上就通知何涤宇回老家养老。结果,何涤宇没有返回临海老家,而是回到家住南京的大女儿家,直到年老过世。
    另外,何涤宙的胞妹何玉梅,从小生活在苏州滚绣坊,苏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曾在苏州机关从事打字员工作。解放前返回临海与徐余柏结婚。婚后主理家务,育有三子一女,2013年病逝,享年96岁。

失踪:西安事变之后
    最近,我们通过《浙江网络图书馆》阅读了1984年《杨尚昆同志在全军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他在这篇讲话中列举了党史军史中有关人员的资料收集问题。其中,对何涤宙的生平专门讲了一段:“还有何涤宙的,他原是国民党陈时骥部的工兵主任,五次反‘围剿’被红军俘虏后,我们把他留在红军大学教学,后来一直在总部当参谋,参加了长征。到瓦窑堡时,根据中央内定的凡是经过长征的同志都可以入党的精神,发展他入了党……”
    从杨尚昆的讲话中,我们可以了解何涤宙的有关情况:一是何涤宙经过长征后,已成为一名中共党员;二是何涤宙的失踪时间是在西安事变(注:1936年12月12日)之后,失踪地点是西安,而不是其他地方。从此,何涤宙离开了革命队伍。这个问题,有些军史研究者仍有存疑,其家属还在搜寻有关史料,期待出现新的结论。
魂断:潼关车祸
    红军到达陕北后,期间,何涤宇曾到延安看望弟弟何涤宙,并劝说弟弟年龄不小了,应早日回家结婚。1938年,何涤宙回到临海城关老家,与祝荷仙女士结婚。岳父祝树华,临海城关德清巷人,在城关十字街开设贞昌布店。祝家除经商外,还拥有一定土地。祝荷仙出嫁时,还陪嫁土地35亩。
    何涤宙新婚不久,就携妻祝荷仙前往重庆。育有一子两女(子何经登,大女儿何经豪,小女儿何经英)。大女儿于1939年出生。
    1942年8月的一天,何涤宙出差去潼关,此时他小女儿刚出生不久,还未满月。刚出发时,何涤宙坐在汽车后边位置,随车的一位妇女手抱孩子则坐在车前边位置。行驶了一段时间后,何涤宙考虑这位妇女的安全问题,他将自己的坐位与这位妇女的坐位作了对调。谁知,途中汽车翻车,坐在车前边的何涤宙当场身亡,而这位妇女和她的孩子则安全无恙。
    何涤宙身亡后,其妻将他安葬在重庆黄桷垭的一座小山旁。墓的式样同临海老家一样,墓前设有石桌、石凳等。每年清明,祝荷仙带着儿女前去扫墓。
    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1946),祝荷仙带着一子二女返回老家临海。随同祝荷仙回临海的还有何涤宙的勤务兵:一位是何经由,临海城西(今括苍镇)山头何村人。一位是胡振良,临海海门人。祝荷仙回家后,因家庭生活极其困难,他的儿子和小女儿,则由胡振良协助抚养成人。
    21世纪初,何涤宙的大女儿曾托人寻找父亲何涤宙的墓,据说此地已夷为平地,成了当地的经济开发区。
    何涤宙赴陕西潼关一事已成为历史的悬案。何涤宙大女儿的丈夫曾为此事探问过何涤宙的原勤务兵何经由:“你在师长身边,他到潼关干什么,你知道吗?”他说:“具体情况,也不好打听。听说也搞武器走私,走私到什么地方,我不清楚。”
    何涤宙的“走私”意味着什么?他要和谁联络?这场“车祸”又意味着什么?这一切都已成为一个谜!
    这里,我们不妨重温一下朱汝略先生在《何涤宙,“红埔”头号教育专家》文中的一句令人关注的语言:作为临海籍最早投身黄埔军校,后来又成为“红埔”军事教员的何涤宙,不管今后能否水落石出,他的英名是不应该被埋没的。他的家族、后辈和亲朋好友以及故乡的乡亲们应该以有这位“红埔”军事教育专家而感到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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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局

這是共產國際整體計畫的一個小部分,核心部分是https://t.co/KSIEgqm4Nv 是的,「1934年夏,共产国际驻上海的远东局军事代表弗雷德回到莫斯科,……就中国红军的未来发展方向问题提交了他的建议书。在这份建议书中,弗雷德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中国红军向西北发展的战略意义。」 相应的,中共中央撤出上海,大批人员向华北转移。 https://t.co/ylLwXtfzK7 「根据几年来斗争的经验,红军的发展极度需要来自国外的援助,而这种援助只能通过加强中共在西北的工作和红军向西北发展的战略来实现。为此,弗雷德提议,立即在苏联中亚细亚的阿拉木图组织由中共军政领导人和共产国际联络部人员联合组成的中共西北局,https://t.co/CJFH42JaJw 习仲勋与云泽(乌兰夫)的交情,源头就在胡景翼。 当然还有内蒙古大青山至陕西榆林的苏联援助交通干线的亲密合作。 他们都是深受苏联信任的。 https://t.co/XqCIEoGIPu 开始调查通过新疆、外蒙等地派遣人员到中国西北各省发展游击战争的可能性,直接援助陕北的红二、六军,并通过他们接通四川红军。」 1934年夏,共产国际驻上海的远东局军事代表弗雷德回到莫斯科。在和各方面负责人交谈之后,他很快向共产国际副总书记兼联络局局长皮亚特尼茨基就中国红军的未来发展方向问题提交了他的建议书。在这份建议书中,弗雷德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中国红军向西北发展的战略意义。 弗雷德在这一文件中明确提出,目前红军及苏区在中国南方,包括在江西的发展都遇到了严重的困难,中国革命当前最具发展前途的根据地是在四川。但四川的工作还远不能令人满意,它在各方面的工作都相当薄弱,不能适应建立巩固根据地的要求。特别重要的是,根据几年来斗争的经验,红军的发展极度需要来自国外的援助,而这种援助只能通过加强中共在西北的工作和红军向西北发展的战略来实现。为此,弗雷德提议,立即在苏联中亚细亚的阿拉木图组织由中共军政领导人和共产国际联络部人员联合组成的中共西北局,开始调查通过新疆、外蒙等地派遣人员到中国西北各省发展游击战争的可能性,直接援助陕北的红二、六军,并通过他们接通四川红军。为此不仅应当从莫斯科派遣一些有能力的和具有主动工作精神的中国干部到中国西北地区去,而且应当考虑派遣一些在苏联远东地区工作的华人干部,包括一些从东北来的游击队成员,通过新疆到中国的西北地区去
半杯馊茶: “饶(漱石)潘(汉年)扬(帆)”旧事碎片 》 分类: 1920年代至1980年代, 地下党, 民国 “饶(漱石)潘(汉年)扬(帆)”旧事碎片 作者:半杯馊茶 001.jpg 上海解放后潘汉年与部分中共上海地下斗争党组织领导成员合影。前排左起:王尧山、沙文汉、刘长胜、刘晓、潘汉年、刘少文、吴克坚。后排左起:赵先、张毅、刘人寿、张承宗、王清、黄景荷 1963 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 刑事审判庭对潘汉年所作的判决书中,除了叛徒和汉奸罪名之外,还有一条重要的罪状指证潘汉年在上海解放之后,掩护以胡均鹤为首的大批“中统”潜伏特务和反革命分子,并向台湾提供情报…“被告人利用副市长职权,把胡均鹤安置在上海市公安局‘情报委员会’做主任,使胡等在上海市公安局内引进了职业特务、反革命分子达三千多人,其中特务机关组、站长以上的特务骨干分子就四百多人,这些反革命分子利用合法身份进行种种阴谋破坏活动”。此项罪名,何等惊人。事实如何呢?使用胡均鹤是运用“以特反特”的逆用敌特工作策略,其结果是加速了在沪国民党和汪伪历史特务的全盘覆灭。其中一部分有罪恶、有民愤的,早在潘汉年被捕四年以前的1951 年,结合镇反运动已悉数捕办,受到了应得的惩处。 002.jpg 最高人民法院撤销对潘汉年错误判决的刑事判决书,宣告潘汉年无罪 胡均鹤是什么人? 甪直,一个大多数中国人都读不准确它的名字的小镇,坐落在江苏与上海之间。1907年夏天的一个早晨,一个世代务农的贫困家庭里,降生了一个男孩。他,便是胡均鹤。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是中国一个非常富庶的地方。胡均鹤是在苏州长大的,他从小便失去了父亲,靠母亲替大户人家当佣人挣钱糊口。他的叔叔出钱帮助他念完了小学。胡均鹤从14岁开始,就到上海的一家小酱油店里去当学徒,以后还曾到卖旧衣服的小店里当过店员。 上海,中国工人运动的中心,1919年6月,上海工人率先起来罢工,支持爱国学生运动。1923年,中国工人运动早期的领导人刘华在沪西办了所工友俱乐部,胡均鹤不甘寂寞,也时常到俱乐部里去活动,与刘华成了好朋友。 1925年,上海爆发了著名的“五卅”运动,在刘华的影响下,胡均鹤积极参加了“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运动。也就在这一年,他由瞿秋白的弟弟瞿景白和李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003.jpg